南海之滨大亚湾

彭佑明

南海之滨大亚湾



我老家住在洞庭湖畔南县南洲。南洲无水不活，藕池河、淞澧洪道、南茅运河在县城四周织成水网，春有菜花铺金，夏有荷风摇碧，秋有朗月照苇，冬有静雪盖洲。南县是洞庭心里新淤出的洲土，先有南洲，后有南县。而我如今生活的地方，却是千里之外的南海之滨——大亚湾。一个“洲”，一个“湾”，一湖一海，隔着千山万水，却都在地名里收着一部“正名记”。

今年初春，当我再次漫步在淡澳河畔的白寿湾畔，海风裹挟着咸腥味扑面而来。望着霞涌方向的晚霞，我不禁想起那年告别此地时写下的那首小词：“海风轻摇那木麻黄，白鹭影斜过老石墙。浪花认得我旧脚印，榕须又垂三寸长。”这并非文人墨客的矫情，而是我在这个“名实错位”之地生活多年的真实写照。

大亚湾这名字，据说是取大鹏半岛和亚婆角的两个名字的首字而成。初听总带着几分硬朗的工业气。它北靠惠州，南临南海，大鹏湾与红海湾像两只巨大的臂膀，将它揽在怀中。然而，对于外界而言，“大亚湾”往往首先意味着那座写入中学地理课本的核电站。殊不知，那座电站其实坐落在深圳的大鹏半岛，与我们惠州大亚湾开发区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借名”引发的错位，让无数寻访者频频走错路口，也让我这个在大亚湾生活多年的“新湾人”，常常需要充当义务解说员。

我本是南洲来的游子。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那里是水的世界，也是藕的世界。记得南洲镇宝塔湖边的老井，井栏被绳子勒出深槽，井水冬温夏凉。而在大亚湾，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却是霞涌的“清泉古寺”。这名字取得极妙，山海之间，竟藏有一眼清泉。寺不大，始建于清初，那口千年古井，水质清冽，即便大旱之年也不枯竭。站在井边，我常想，这“清泉”二字，或许是古人面对茫茫沧海时，对内心宁静的一种隐喻吧。那一刻，洞庭的井与南海的泉，在我心头交汇。

从霞涌转回澳头，这是大亚湾的行政中心，也是旧时的渔港。“澳头”，即“澳之头”，意为海湾的端口。这里曾是惠州府通往海外的重要渡口。走在澳头的老街深处，那座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秘密联络点旧址，总是让我驻足。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仿佛能听见当年情报员压低的谈话声。这让我想起南洲的红色记忆，那里的厂窖惨案纪念馆，记录着洞庭湖畔的血泪与抗争。两地的地名，都刻着民族的伤痕与不屈。

午后，我常去寻访“铁炉嶂”。这个地名听起来便有几分炽热与坚硬。它是大亚湾区域的最高峰，海拔743.9米。民间传说，古时有仙人于此架炉炼铁，炉火映红半边天。站在山脚下仰望，山体确似一座巨大的熔炉。而南洲无山，最高处不过明山、寄山两个小岗，海拔七十余米。洞庭人看“铁炉嶂”，像看天上物。可南县人也懂“炉火”——南洲老街的东胜老油坊，冬春榨油时灶火通红，油香压过芦花白。这种人间的炉火，和铁炉嶂的传说，隔空对望，一为生计，一为传说。

傍晚时分，我常爱漫步在淡澳河入海口。淡澳河，顾名思义，是淡水河与澳头海域交汇之处。夕阳将水面染成金红色，水面上，归航的渔船拖着长长的影子，与河岸边的红树林交相辉映。红树林是海岸的守护神，它们盘根错节，像一排排忠诚的卫兵。这情景，像极了南洲镇琴湖湿地边的木栈道——太阳能灭蚊灯一字排开，渠闸上钉着“防溺水”的蓝牌。洞庭的绿道吸晨露，大亚湾的绿道吸夕阳，露与阳都成了电，照亮了两地百姓的生活。

晚饭我常选在“渔家老灶”。店面不大，装修简朴。墙上挂着一块木牌，用毛笔写着“客家酿豆腐”、“椒盐濑尿虾”、“清蒸石斑”和“海胆炒饭”。我要一份海胆炒饭，金黄的饭粒中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海胆黄。入口的瞬间，咸鲜味过后，是一股来自大海深处的甘甜。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味道。南县的“阿婆汤”（当地一种炖菜）和坨子汤，撒一把香菜猪油渣，也是“格外香”。我曾在歌词里写下：“渔火还在老地方亮，阿婆的鱼丸格外香。”这“香”，既是大亚湾的海味，也是南洲的乡愁。

饭间，邻桌的老渔民常与我攀谈。说起早年讨海的艰辛，说起大亚湾名字的由来。他说，老一辈人都知道，这地方叫“大亚湾”，是因为西边的大鹏半岛和东边的亚婆角，各取一字。这民间朴素的地名学，比任何官方考据都来得鲜活。我也曾听老辈人说起，1937年，冯焯勋将军巡海至此，愤然呈文，废掉了洋名“Bias Bay”，恢复了“大亚湾”的本土正名。这段历史，我在资料中读过，但在这寻常巷陌中再次听见，心境却截然不同。

饭后，我常拐进“岩前”小巷。岩前村，古称“庵前村”，因村前有古庵而得名。这里是大亚湾开发建设中拆迁安置的一个缩影。巷子幽深，墙壁上绘满了反映疍家渔民生活的彩色壁画。在一面墙上，我看到了关于“大亚湾”名称演变的图文介绍。这让我想起2005年，余汶真在《叙说大亚湾》里感叹“大亚湾这一称谓的由来，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还有那位叫赖进才的老先生，耗时半载，翻遍古籍，最终只落得“查无实处”四字。这种民间记忆与官方定名之间的断层，让我深感地名研究的艰难。

回酒店的路上，我总会绕道去看一眼“石化区”的中控大楼。夜幕降临，石化区成了一片灯的海洋。炼塔上的灯光如同航标，管廊上的指示灯连成一条条光带。这与白天看到的宁静海湾，判若两地。资料显示，这片占地32.9平方公里的园区，炼化一体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海滩。这种沧海桑田的巨变，正是“创新”二字最生动的注脚。而南洲的创新，是稻虾共生的田：稻浪接天，鳌虾在根须间游走，南洲稻虾米与南县小龙虾挂上国家地标。一湾一洲，一个炼海，一个种田，都在把名字写进新经济里。

回去后，我翻检随身带来的书籍，厘清了一段曾混淆的史实。早些年读新闻，提到2007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我误以为是发生在大亚湾。后来才弄明白，那处震惊考古界的“阖闾城遗址”，其实位于江苏无锡与常州交界处，是太湖北岸春秋晚期的吴国都城，与千里之外的大亚湾毫无瓜葛。吴越争霸的金戈铁马，终究没能踏至南海之滨。大亚湾这边值得书写的“正名之战”，不是春秋的诸侯纷争，而是1937年冯焯勋将军巡海，将“Bias Bay”从海图上抹去，让“大亚湾”这三个字重新回归祖国版图。这同样是一次关乎主权与尊严的较量，只不过刀光剑影化作了公文笔墨，战场从陆地移到了海上。

在大亚湾的这些年，我走过“霞涌”的晨曦，看过“澳头”的落日，听过“淡澳河”的潮声。这里的地名，就像一只万花筒，“大亚湾”三个字每转一下，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它是冯焯勋将军誓死捍卫的主权尊严，是赖进才老先生遍寻不着的文献遗憾，是2003年那场匆匆改写的英文名会议，也是万千新移民安放梦想的家园。

如今，我虽已告别大亚湾，但那首歌词的旋律总在耳边回响：“啊，大亚湾的潮声日夜响，好像阿妈在唤儿郎。啊，大亚湾的灯火暖心房，走到千里都回头望。”千里外，南洲的灯火也暖——那是我来时的湾，也是我回头望的另一重月光。

来时像赴情人的约，去时把心种在老海港。大亚湾，这个名字里藏着半部中国近代史的地方，将永远是我精神的原乡。而洞庭湖畔的南洲，是我肉身的故乡。一湾一洲，一海一湖，共同构成了我生命的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