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猎影：断卡风暴第二章 线索

常无有

一、纸上的名字

临沂市公安局罗庄分局刑侦大队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得像起了雾。

陆铮坐在会议桌的一头，面前的笔记本上写着六个名字。这六个名字是专案组在过去七十二小时里，从海量的数据中一点一点筛出来的。

陈文辉，福建安溪人，二十六岁。

郑贤聪，福建安溪人，二十四岁。

杜天禹，四川宜宾人，十九岁。

还有三个名字，用红色马克笔标注着“在逃”二字。

陆铮盯着这六个名字看了很久。他的脑子里像有一张网，每个名字都是一个节点，节点之间有细线相连，但线太细了，稍一用力就会断。他需要找到这些线，把它们拧成一根绳子。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林岚站在投影幕前，用激光笔指着屏幕上的一张关系图。

她昨晚熬了一整夜，眼睛下面青黑一片，但声音很清晰。

“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在九江抓获了杜天禹。从他的电脑里提取了六十五万条公民个人信息，涉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高考考生。他承认，这些数据是从一个叫‘法师’的人手里买来的。”

“法师是谁？”有人问。

“郑贤聪。”林岚翻到下一页，“福建安溪人，二十四岁，曾在泉州某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学习，肄业后去了云南，后来偷渡到缅甸。现在在缅甸木姐的一个电信诈骗园区里做技术主管。杜天禹从郑贤聪那里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打包转卖，从中赚取差价。”

“郑贤聪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陆铮问。

“他攻破了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林岚调出一份技术分析报告，“我们追踪了攻击源IP，发现他在八月一日至八月十五日期间，多次利用漏洞工具入侵考试院服务器，下载了超过五十万条考生信息。他的手段不算高明，用的都是现成的漏洞利用工具，但考试院网站的安全防护……怎么说呢，形同虚设。”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

形同虚设。四个字，说出了一个系统的溃烂。

“再看资金链。”林岚翻到下一页，“郑贤聪每个月向一个福建安溪的银行账户转账，平均每月五到八万。这个账户的开户人叫陈文辉，二十六岁，安溪本地人，无业。但他名下有三辆车、两套房，总价值超过两百万。”

“两百万？”一个年轻民警吹了声口哨，“二十六岁，两百万，做什么生意能挣这么多？”

“他做的生意叫‘贩卡’。”林岚说，“我们调取了陈文辉的资金流水，发现他过去一年里，向全国十七个省的四十多个银行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超过八百万。同时，他从八十多个不同的账户收款，累计收款金额也超过七百万。这些账户的开户人遍布全国各地，大部分是农民、学生、无业人员——这些人把自己的银行卡卖给了他。”

“一套卡多少钱？”陆铮问。

“银行卡加手机卡加身份证复印件加U盾，俗称‘四件套’，一套一千到一千五。”林岚说，“陈文辉从全国各地收购‘四件套’，然后通过物流寄往云南边境，再走私出境到缅甸，卖给郑贤聪所在的诈骗园区。”

“也就是说，”陆铮的笔尖点了点纸上的名字，“郑贤聪提供数据和话术，陈文辉提供银行卡和手机卡，杜天禹负责分销数据——这三个人，构成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上游和中游。”

“没错。”林岚说，“下游是诈骗园区里的话务员，他们用陈文辉提供的卡，照着郑贤聪的话术，用杜天禹提供的数据，给全国各地的高考生打电话。”

“骗子给高考生打电话，”一个老民警摇了摇头，“还是精准的，知道人家申请过助学金，这不得把人往死里骗？”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陆铮的声音很低，“他们不需要广撒网。他们手里有六十五万条数据，知道每一个受害人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高考成绩、录取学校、贫困生申请情况。他们只需要在这些数据里筛选，找出那些申请过助学金的、家庭贫困的、急需用钱的——这些人是最好骗的。”

他顿了顿，想起徐玉玉站在ATM机前犹豫的那几秒钟。

她不是不够警惕。

是对方知道得太多了。知道她叫什么，知道她考上了哪所大学，知道她申请过助学金。在她看来，这些信息只有教育局的人才能知道。所以她没有怀疑。

不是她傻。

是这个系统里，有太多漏洞可以钻了。

二、三管齐下

陆铮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用马克笔在上面画了三个圈。

第一个圈，写的是“通讯链”。

“郑贤聪在缅甸木姐，用的是171号段的虚拟运营商号码。这些号码的实名制形同虚设——很多是用网上买来的身份证信息注册的，有些甚至根本不需要实名。陈文辉供应的手机卡，一部分直接发往缅甸，另一部分通过云南边境的地下物流通道运送。”

第二个圈，写的是“资金链”。

“陈文辉提供的银行卡，被诈骗分子用来接收赃款。赃款进入一级账户后，五分钟内被拆分到数百个二级账户，再通过‘跑分平台’——就是那些赌博网站的充值接口——洗白，最终通过虚拟货币转移到境外。”

第三个圈，写的是“数据链”。

“杜天禹从郑贤聪那里买数据，转手卖给诈骗分子。六十五万条数据，标价一毛四分钱一条。这些数据流经至少五个中间商，每条加价五到十分钱，最终到诈骗分子手里的时候，价格翻了五倍。”

他把笔放下，看着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

“这三条链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通讯链提供工具，资金链提供渠道，数据链提供靶子。我们要打的，不是单独一个诈骗分子，也不是单独一个‘卡头’，而是整条产业链。”

“怎么打？”陈海涛坐在会议室的一角，双手抱胸。他刚从九江赶过来，脸上还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

陆铮看了他一眼。

“三管齐下。”他说，“第一，通讯链：联合工信部门，推动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切断诈骗分子的通信工具。第二，资金链：联合银行和支付机构，建立快速止付和冻结机制，让赃款流不出去。第三，数据链：从源头上打击公民信息泄露，倒查所有涉及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的数据库安全漏洞。”

“这得协调多少部门？”陈海涛问。

“公安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教育部……”陆铮掰着手指头数了数，“至少十个。”

“那我们这个专案组干什么？”陈海涛追问了一句，声音不大，但意思很清楚——如果所有链条都要靠部委协调才能推进，专案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陆铮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专案组干专案组该干的事。”陆铮说，“协调的事情上面去做。我们的任务是——在政策落地之前，把这帮人先抓到。”

三、第一通电话

会议结束后，陆铮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

他把笔记本翻到第一页，上面是徐连彬写的那张纸条：“陆警官，玉玉不在了，通知书我用不着了。如果对破案有帮助，你就留着。”

他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四声，接通了。

“喂？”

“王局，是我。”

电话那头是临沂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群。五十五岁，从警三十二年，在临沂公安系统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陆铮跟他打过几次交道，知道这个人表面温和，骨子里比谁都硬。

“陆铮，案子怎么样了？”

“抓了三个人。”陆铮说，“杜天禹、陈文辉，还有一个是福建安溪本地的中间商。但这三个人都是小鱼小虾。主犯郑贤聪在缅甸木姐，我们抓不到。”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境外犯罪，确实麻烦。”王立群说，“国际警务合作那一套，你比我清楚——要走外交部渠道，要等缅方回复，要协调两国警方的工作机制，一套流程走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我打电话给您。”陆铮说。

“你想让我做什么？”

“这个案子不能只当普通诈骗案办。”陆铮的声音很沉，“徐玉玉死了，十八岁，刚考上大学。媒体已经在报道了，我估计再过几天，全国都会知道这个事。到时候上面一定会过问。与其等上面问下来我们再被动应对，不如现在就主动做点什么。”

“你想做什么？”

“我想请您出面，协调省厅，把徐玉玉的案子作为典型案例上报公安部。”陆铮说，“如果公安部能挂牌督办，我们就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甚至可以推动多部门联合行动。”

王立群没有立刻回答。

电话那头传来翻文件的声音。陆铮能想象到他现在的样子——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堆文件，眉头紧锁，食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着。这是王立群的习惯动作，陆铮见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意味着他在做重要的决定。

“你说得对。”王立群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重了几分，“这个案子不是普通的诈骗案。骗走一个穷学生九千九百块钱，和她因为被骗而死去，完全是两个性质。前者是财产犯罪，后者是……间接故意杀人，虽然法律上不能这么定性，但社会影响不是一个量级的。”

“您看……”

“我下午就去省厅。”王立群打断了他，“你这个案子，我亲自盯着。你去忙你的事，抓人的事交给我。”

电话挂了。

陆铮握着手机，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坐了一会儿。

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院子里停着的警车上，车身上的泥点子被光一照，显得格外刺眼。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拿起手机，给前妻发了一条消息：“儿子睡了吗？”

过了两分钟，回复来了：“睡了。你又没回来？”

“在单位，忙案子。”

“你永远是忙案子。你儿子今天发烧了，三十八度五。我送他去的医院。”

陆铮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打了好几个字，又删掉了。最后只发了一句：“辛苦你了。”

那边没有回复。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办公室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窗外偶尔传来一声狗叫。

他想起儿子两岁那年，发高烧到四十度，妻子半夜给他打电话，他在云南边境蹲守，手机调成了静音。第二天早上看到消息的时候，儿子已经被送到医院了。他打电话回去，妻子在电话里哭了，说：“你知不知道他烧到四十度？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抱着他跑了两条街才打到车？”

他说：“我知道了。”

她说：“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挂了。

那是他们婚姻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妻子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有什么事情，发消息，发完等他自己看。

后来他回到临沂工作，以为可以多陪陪家人了。但刑侦大队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案子来了就得走，不管白天黑夜，不管节假日。儿子上幼儿园三年，他只接过两次。有一次去接，儿子站在幼儿园门口，看着他的眼神不是惊喜，而是陌生——那种不认识的陌生。

“爸爸？”儿子小声地问了一句。

他说：“是爸爸。”

儿子说：“你不是爸爸，爸爸在手机里。”

那句话像一把刀，扎在他胸口上，到现在还没有拔出来。

他睁开眼，拿起手机，又看了一眼妻子发的消息。

“你儿子今天发烧了，三十八度五。我送他去的医院。”

他把消息删了，然后打开浏览器，搜索“南京邮电大学新生报到”。

网页上有一个报到通知，写着：“请各位新生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持录取通知书来校报到。”

今天是九月一日。

徐玉玉没有去报到。

他把手机放下，拿起桌上的卷宗，翻到第一页。

卷宗的第一页，贴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女孩穿着高中校服，扎着马尾辫，笑得露出了牙齿。

他把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卷宗合上，站起身来。

四、福建安溪

九月三日，福建安溪。

陆铮和陈海涛下了飞机，一股潮湿闷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安溪是闽南的一个县城，以产铁观音闻名，漫山遍野的茶园在八月里绿得发亮。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名头，比铁观音更出名——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

早在二〇一五年，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就将安溪列为全国七个重点整治地区之一。安溪人陈文辉、安溪人郑贤聪——这些名字后面都有“福建安溪”四个字，不是偶然的。

陆铮在来之前做过功课。安溪的电信诈骗有一个特点——“家族化”。一个人出去干了，赚了钱，回来就带亲戚朋友一起去。一个村子的人，可能一半以上都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电信诈骗。安溪本地人管这叫“做生意”，不叫“犯罪”。

安溪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派了一个叫林志强的副大队长来接他们。林志强四十出头，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

“陈文辉是我们安溪的‘名人’。”林志强一边开车一边说，“这小子二十岁就开始贩卡，最开始在本地收，后来收遍全省，再后来发展到全国。安溪这边抓过好几次，但每次都是抓了放、放了抓。为什么？因为之前电信诈骗定罪量刑太轻，骗个几十上百万，判个三五年就出来了，他出来接着干。”

“这次不一样。”陆铮说。

“我知道不一样。”林志强看了他一眼，“徐玉玉的案子，死了人，全国都在关注。陈文辉这次没那么容易出来了。”

车子开了四十分钟，到了一个叫“长坑乡”的地方。这里是安溪县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山多路窄，两边的房子大多是三四层的小洋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看起来很气派。

“这些房子，”林志强指了指窗外，“八成是用赃款盖的。”

陈文辉的老家在长坑乡一个叫“山格村”的自然村。村子不大，三四十户人家，依山而建，村口有一棵大榕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看到警车经过，抬起头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聊天。

陈海涛坐在车后座，一直在翻看陈文辉的资料。他突然问了一句：“陈文辉的家里人还在村里吗？”

“父母都在。”林志强说，“他父亲叫陈金水，六十二岁，在村里种茶。母亲叫王秀英，五十九岁，在家操持家务。陈文辉还有一个弟弟，叫陈文龙，二十二岁，在泉州打工。”

“他父母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陈海涛问。

林志强笑了笑，那种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嘲讽，不是无奈，而是见惯了之后的一种平淡。

“你觉得呢？”他说，“儿子二十六岁，无业，名下三辆车两套房，钱从哪来的？当父母的心里能没数？但他们不会说。在安溪，这是‘体面’的事情。你要是出去打工一年挣个三五万，回来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你要是出去‘做生意’一年挣个几百万，回来你就是全村最风光的人。至于做的是什么生意，没人在乎。”

车子停在一栋三层小洋楼前。楼的外墙贴着米黄色的瓷砖，大门是暗红色的防盗门，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瑞气盈门”四个字。

这是陈文辉的家。

林志强按了门铃，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打开。

开门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一件花衬衫，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出来的。她看到门口站着三个男人，两个穿警服，一个穿便装，眼神闪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林志强出示了证件，“陈文辉在家吗？”

“不在。”女人的声音很平静。

“他去哪了？”

“不知道。”

“你是他母亲？”

“是。”

“我们想了解一下陈文辉的情况，能不能进去坐坐？”

王秀英站在门口，没有让开的意思。她看了看林志强，又看了看陆铮，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

陆铮往前走了一步，看着王秀英的眼睛。

“你知道你儿子在干什么吗？”

王秀英没有说话。

“他在收购银行卡和手机卡，卖给境外的电信诈骗团伙。”陆铮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这些卡被用来骗人。前几天，山东临沂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考上大学了，被骗走了九千九百块钱，接受不了，心脏骤停，死了。你儿子经手的卡，很可能就参与了那起诈骗。”

王秀英的眼角抽搐了一下。

她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一个石雕。

过了很久，她才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然后关上了门。

陆铮站在门口，看着那扇暗红色的防盗门，沉默了几秒。

他转过身，对林志强说：“陈文龙在泉州什么地方打工？”

五、泉州

泉州，一个叫“东海”的地方。

这里是泉州的新城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和安溪那个山窝窝比起来，完全是两个世界。

陈文龙在一家茶叶批发市场打工。市场很大，几百个摊位，空气中弥漫着铁观音的香味。陆铮和陈海涛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往一辆货车上装茶叶箱子，T恤被汗水浸透了，贴在身上。

“陈文龙？”

小伙子转过头，二十二岁，皮肤黝黑，长相和陈文辉有几分相似。

“我们是公安局的。”陆铮出示了证件，“你哥的事，你知道吗？”

陈文龙放下手里的茶叶箱子，在T恤上擦了擦手。他的眼神没有闪躲，但嘴唇微微发白。

“知道。”他说。

“你知道多少？”

“知道他在贩卡。”陈文龙的声音很低，“我劝过他，劝了好几次，他不听。他说这是‘生意’，说我不懂。我说这不是生意，这是犯罪，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犯罪吗？你是打工的，一个月三千块，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他说他把房子都买好了，等我结婚的时候给我一套。”

他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

“那你哥现在在哪？”陆铮问。

陈文龙摇了摇头。

“他上次给我打电话是一个星期前。他说他在云南，要去缅甸。我说你去缅甸干什么？他说那边有‘大生意’，让我别担心，他很快就回来。”

“他在云南什么地方？”

“他没说。他只说他过两天就偷渡过去。”

陈海涛一直在旁边听着，这时候插了一句：“他走的是哪条路？”

陈文龙看了他一眼：“我不知道。”

“你知道。”陈海涛的语气很笃定，“你是他弟弟，他不可能不告诉你。安溪那边的人走云南边境，无非就是那几条路——西双版纳打洛口岸、德宏瑞丽口岸、临沧孟定口岸。你哥走的是哪一条？”

陈文龙沉默了很久。

“瑞丽。”他终于说，“他告诉我，瑞丽那边有人接他，过了河就是缅甸的木姐。”

陆铮和陈海涛对视了一眼。

又是瑞丽，又是木姐。

和郑贤聪的落脚地一模一样。

六、数据迷宫的出口

九月四日，深夜，临沂。

林岚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已经盯了整整十六个小时了。

她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开着十几个窗口，有资金流水分析、通话记录比对、IP地址追踪、银行卡开户信息查询。每一个窗口里都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表格，看得人头晕目眩。

但她不能停。

杜天禹电脑里的六十五万条数据，她只分析了一半。这些数据里，有一部分是加密的，加密方式很复杂，不是普通的压缩包加密，而是用了某种她没见过的算法。她试了七种解密工具，都不行。

“被难住了？”

陆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林岚没有回头。她揉了揉酸痛的眼睛，说：“数据迷宫。”

“什么？”

“这个。”林岚指着屏幕上的一段代码，“杜天禹的数据里有一部分是加密的，加密方式很特别。我查了查，这是郑贤聪干的。他用了一种自定义的加密算法，把最核心的数据——就是那些可以直接卖给诈骗团伙的、包含完整个人信息的数据——加密存储了。杜天禹卖出去的数据，大部分是明文的，加密的部分他动不了。”

“能解密吗？”

“理论上能。但这需要时间。”林岚说，“郑贤聪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卖数据是有风险的，所以他把最值钱的那部分数据藏起来了。只有真正的买家——就是他信得过的那些人——才能拿到解密密钥。”

陆铮在她身后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然后他突然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是郑贤聪干的？”

林岚愣了一下。

“从代码风格看出来的。”她说，“郑贤聪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他的代码很规范，注释用的是英文，变量命名也很有规律。杜天宇的代码就很乱，像野路子出来的。这两段加密代码的风格，明显是科班出身的人写的，和杜天禹电脑里其他东西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分析代码风格，找到郑贤聪在其他地方留下的痕迹？”

林岚的眼睛亮了。

“你是说……如果郑贤聪在其他服务器上也用过类似的加密方式，我就可以通过这些代码特征，找到他的其他‘据点’？”

“对。”

林岚转过身，看着陆铮。

“这个思路很厉害。”她说，“郑贤聪是个技术型人才，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他们相信自己的代码是最好的，所以会反复用同一套方案。就像有些人写代码，换了项目，但底层的框架还是那一套。”

“你能找到吗？”

“我试试。”

林岚转回去，手指开始在键盘上飞舞。她打开了一个搜索引擎，输入了几段郑贤聪代码中的特征字符串，然后开始扫描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

二十分钟过去了。

三十分钟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找到了。”林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他在GitHub上有一个账户，上传过一些代码片段。虽然账户名是匿名的，但代码里的注释习惯、变量命名风格、加密函数的调用方式，和杜天禹电脑里那段加密代码完全一致。”

“GitHub是什么？”陆铮问。

“一个代码托管平台。程序员在上面分享和存储代码。郑贤聪在这个平台上有个账号，上传过一些……等等。”

林岚的声音突然变了。

“怎么了？”

“他的GitHub账号关联了一个邮箱。”林岚说，“这个邮箱是……等等，我查一下。”

她敲了几行命令，屏幕上的信息飞速滚动。

“郑贤聪。”

“什么？”

“这个邮箱的用户名是‘zhengxiancong’，绑定了一个手机号。手机号的归属地是云南德宏——瑞丽。”

陆铮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他手里有了一个地址。

不是物理地址，而是网络上的一个锚点——一个叫郑贤聪的人，在瑞丽用过的一个手机号，一个GitHub账号，一段加密代码。

这些零散的数据碎片，像拼图的边缘部分，正在一点一点地连接起来。

“能通过他的GitHub账号，追踪到他的其他网络活动吗？”陆铮问。

“我试试。”林岚说，“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网络追踪这种东西，不能急。你越急，越容易漏掉细节。”

“需要多久？”

“两到三天。”

陆铮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两点二十三分。

“那就两到三天。”他说，“不着急，把事情做细。”

林岚点了点头，继续盯着屏幕。

陆铮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窗外的临沂安静得像一座空城，街道上只有昏黄的路灯和一两只流浪猫。远处的罗庄区人民医院的红色十字标志还亮着，在夜色中一闪一闪的，像一个永不停息的心跳。

那个心跳，曾经在徐玉玉身上停过。

现在它停了，但还有很多人的心跳还在继续。那些人心跳的人，正在接到来自境外的电话，正在把一辈子的积蓄转进骗子的账户。

他不能再让下一个心跳停下来。

七、虚拟运营商的漏洞

九月五日，北京。

王立群坐上了去公安部刑侦局的火车。

他带了一份厚厚的材料，里面有徐玉玉案的全部卷宗、林岚的技术分析报告、杜天禹和陈文辉的审讯笔录，以及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虚拟运营商管理漏洞的分析报告”。

报告是林岚写的。她用了三天时间，把所有涉及虚拟运营商的案件数据梳理了一遍，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他在火车上把这份报告又看了一遍。

报告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虚拟运营商（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简称MVNO）是指不拥有基础电信网络资源，通过租用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资源，向用户提供电信服务的企业。截至2016年8月，全国共有42家企业获得虚拟运营商牌照，用户总数超过3000万。虚拟运营商的号码段主要为170、171号段。”

“然而，由于虚拟运营商在用户实名制管理方面存在严重漏洞，170、171号段已经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灾区。据统计，2016年1月至8月，全国涉及170、171号段的电信诈骗案件占总数的35%以上。在徐玉玉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的17185336302号码，就是虚拟运营商远特通信的号码。经查，该号码的实名认证信息为虚假信息，但远特通信在开户时未对用户身份进行有效核验。”

“虚拟运营商之所以在实名制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根本原因在于其商业模式——虚拟运营商以低价吸引用户，追求用户规模的快速扩张，对实名制管理的投入严重不足。部分虚拟运营商甚至默许、纵容代理商违规开卡，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建议：一、推动工信部出台规定，要求虚拟运营商严格落实用户实名制，对违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二、建立虚拟运营商号码段的快速关停机制，一旦发现涉案号码，立即关停；三、对涉案虚拟运营商进行倒查，追究其管理责任。”

王立群把报告合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飞驰，窗外的田野一片金黄，正是秋收的季节。有人在田里收割玉米，有人在晒场上晾晒花生，一切都很安静，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徐玉玉那样的事情。

但王立群知道，那些在田野里劳作的人，他们的手机也可能会响。电话那头的人会告诉他们“你的社保卡异常”“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你的儿子出车祸了需要手术费”。如果他们信了，他们辛辛苦苦种一年地挣的钱，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没了。

火车到达北京南站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是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赵建国的电话。

“老王，你到哪了？”

“刚到南站。”

“直接来部里，别去招待所了。下午三点开联席会，工信部、央行、银监会的人都到了。你那个案子，部领导亲自过问了。”

王立群挂了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去公安部。”

八、联席会议的桌子

下午三点，公安部刑侦局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长条形的会议桌，两边坐了二十多个人。公安部刑侦局的几位领导坐在中间，左右两边是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银监会创新监管部、教育部学生司等部门的代表。

王立群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那份材料。

赵建国主持会议。他先简要通报了徐玉玉案的情况，然后请王立群发言。

王立群站起来，清了清嗓子。

“各位领导，我是临沂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群。徐玉玉案的情况，材料上都有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今天来，是想说一件事——徐玉玉不是个案。”

他把林岚写的报告分发给在座的每个人。

“这份报告显示，仅今年1到8月，全国涉及170、171号段的电信诈骗案件就有将近三万起，涉案金额超过五十亿。这些号码里，有多少是实名登记的？我告诉你们，不到三成。”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

“虚拟运营商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暴露出来的。”王立群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去年就有媒体曝光过，今年上半年工信部的暗访也发现了问题。但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原因很简单——虚拟运营商不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提供通信服务的，用户拿他们的号码去干什么，他们管不着。”

“但这个逻辑是不对的。”王立群看着工信部那位代表的眼睛，“如果有人用超市买的刀去杀人，超市没有责任。但如果在卖刀的时候，超市明知道买刀的人有问题，还把刀卖给他，超市有没有责任？”

会议室里安静了。

“我们的虚拟运营商，在开卡的时候，有没有对用户身份进行有效核验？有没有发现大量使用虚假身份信息开卡的情况？有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王立群顿了顿。

“答案是——没有。”

“他们为了抢用户，为了提高业绩，对实名制的要求视而不见。有些代理商甚至公开在网上叫卖‘无需实名的手机卡’，明码标价，一张卡十块钱。你告诉我，这种卡不拿去诈骗，还能拿去做什么？”

工信部的代表推了推眼镜，没有说话。

“我今天不是来追究责任的。”王立群坐了下来，“我是来请求支持的。徐玉玉的案子，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从源头上堵住漏洞，下一个徐玉玉很快就会出现。”

赵建国沉默了几秒，然后转向工信部的代表。

“刘处长，你怎么看？”

工信部的刘处长合上了面前的文件夹，说：“王局长说的有道理。虚拟运营商的实名制管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已经在研究整改方案了。但你也知道，虚拟运营商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我们能做的，是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什么时间能出方案？”赵建国问。

“年底之前。”

“徐玉玉等不到年底。”王立群脱口而出。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一秒。

赵建国看了王立群一眼，然后对刘处长说：“能不能提前？比如说，十月底之前？”

刘处长犹豫了一下：“我回去请示一下领导。”

“好。”赵建国说，“另外，我有一个建议——在座的各部门，能不能联合出一个通告？把虚拟运营商实名制的问题、银行账户管理的问题、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一次性打包解决。”

“这个提议好。”央行的代表点了点头，“我们最近也在研究支付结算管理的加强措施。个人通过ATM向非同名账户转账，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到账时间延迟，比如24小时。这样万一受害人发现被骗了，还有时间拦截。”

“到账时间延迟？”有人提出疑问，“那正常用户的转账体验会不会受到影响？”

“会。”央行的代表说，“但和每年几百亿的诈骗损失比起来，这一点不便，是值得的。”

会议室里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

王立群坐在角落里，拿出手机，给陆铮发了一条消息：“会议在开，有进展。但有些事情，不能光指望会议。”

九、织女

临沂。

陆铮收到王立群的消息时，正在技术科的办公室里等林岚。

林岚在追踪郑贤聪的网络痕迹。她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中间只睡了三个小时。陆铮劝她休息，她说“马上就好”，然后这个“马上”又过去了五个小时。

“好了。”林岚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含了沙子。

陆铮走过去，站在她身后。

屏幕上显示着一张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红色和蓝色的点。红线是郑贤聪的网络活动轨迹，蓝线是郑贤聪的资金流向。

“我用了三天时间，做了一个追踪程序。”林岚指着屏幕说，“我叫它‘织女’。”

“织女？”

“对。织女隔着银河找牛郎嘛。我这个程序，隔着网络找坏人。”林岚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容，但那笑容转瞬即逝，“‘织女’把郑贤聪在互联网上的所有痕迹都串联起来了——他的GitHub账号、他的邮箱、他登录过的论坛、他访问过的网站、他使用过的IP地址、他传输过数据的服务器……”

“能定位到他的具体位置吗？”

“缅甸木姐。”林岚放大地图，“但无法精确定位到具体的建筑物。木姐那个地方，信号基站覆盖的范围很广，而且很多建筑物都是非法搭建的，没有门牌号。”

“他传输过数据的服务器在哪？”

“有两个。”林岚切换到另一个窗口，“一个在香港，是一个虚拟专用服务器，郑贤聪用它来存储和分发数据。另一个在福建泉州，是陈文辉架设的一个中转服务器，用来接收郑贤聪传来的数据，再分发给下游买家。”

“泉州的服务器能控制吗？”

“已经控制住了。”林岚说，“我昨天通过远程手段拿到了服务器的访问权限。服务器里存储着最近三个月的交易记录，包括陈文辉和全国四十多个下线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还有一批尚未分发的公民个人信息，大约十万条，涉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高考生。”

陆铮盯着屏幕上的数字，沉默了很久。

十万条。又是一个十万条。

这些数字背后，是十万个家庭，十万对父母，十万个正在憧憬大学生活的少年。

“陈文辉知道我们控制了服务器吗？”他问。

“应该还不知道。”林岚说，“我操作得很小心，没有留下痕迹。但我不确定郑贤聪那边会不会发现。如果他发现服务器被入侵了，他会立刻销毁证据。”

“能复制一份数据出来吗？”

“已经复制了。”林岚指了指旁边的一块移动硬盘，“四十个G的数据，包括所有交易记录、资金流水、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郑贤聪和陈文辉之间的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里有提到其他人吗？”

“有。”林岚翻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潦草的字，“郑贤聪的上线，是一个代号‘金蝉’的人。”

陆铮的神经绷紧了。

“金蝉？”

“对。郑贤聪和陈文辉的聊天记录里，经常提到这个人。陈文辉问郑贤聪，数据是从哪来的，郑贤聪说是‘金蝉’提供的。陈文辉问‘金蝉’是谁，郑贤聪说‘你不需要知道’。”

“‘金蝉’提供数据，郑贤聪负责技术，陈文辉负责卡源。”陆铮把这三个人在脑子里排成了一列，“这是金字塔结构。”

“还不止。”林岚翻到笔记本的下一页，“聊天记录里还提到了一些地名——缅甸木姐、果敢、佤邦、柬埔寨西港。郑贤聪说这些地方都有‘金蝉’的‘业务点’。而且……”

她顿了一下。

“而且什么？”

“郑贤聪在一条消息里提到，‘金蝉’曾经是‘公家的人’。”

陆铮的目光猛地一凝。

“公家的人”——在中国的地下黑话里，这个词通常指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体制内的人。

一个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现在成了境外的电信诈骗头目。

这个人手里掌握着全国六十五万条高考生信息，而这些信息来自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数据库。

一个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当然知道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数据库长什么样，知道它的漏洞在哪，知道怎么攻破它。

“林岚，”陆铮说，“你能不能从‘金蝉’这个代号入手，查一查郑贤聪还有没有其他的聊天记录或者邮件提到这个人？”

“我试试。”林岚说，“但这需要时间。聊天记录里提到‘金蝉’的地方不多，而且都是隐晦的、暗示性的语言。我需要把他所有的聊天记录重新过一遍，找出所有可能和‘金蝉’有关的线索。”

“需要多久？”

“至少一周。”

“那就一周。”陆铮说，“这一周我回临沂，盯陈文辉这条线。你在九江，盯郑贤聪和‘金蝉’这条线。有什么进展，随时联系。”

林岚点了点头。

陆铮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林岚。”

“嗯？”

“你那个程序，叫什么来着？”

“‘织女’。”

“织女。”陆铮重复了一遍，“挺好的名字。”

十、洪流

九月六日，陆铮回到了临沂。

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桌上多了一份文件。文件是王立群从北京传真回来的，封面上印着红头：“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他把文件翻开，第一页是会议纪要。

“……会议决定，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通告要求：电信企业严格落实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制度，确保到2016年10月底前全部电话实名率达到96%，年底前达到100%。自2016年12月1日起，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24小时后到账。对同一用户在同一家基础电信企业或同一移动转售企业办理有效使用的电话卡达到5张的，该企业不得为其开办新的电话卡。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获取、非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陆铮把文件放下。

这些政策来得太晚了。如果早半年出台，徐玉玉可能还活着。

但它们毕竟来了。

他把文件收好，拿出手机，给陈海涛发了一条消息：“那边怎么样了？”

消息刚发出去，电话就响了。

是陈海涛打来的。

“陆队，我这边有进展了。”陈海涛的声音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兴奋，“我在瑞丽这边找到了一个人，是当地的地下‘导游’，专门带人偷渡去缅甸。他认识陈文辉。”

“他知道陈文辉在缅甸的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但他说，陈文辉是跟着一个人走的。那个人姓陈，代号‘老陈’，在木姐那边很有势力，据说是某个诈骗园区的‘总管’。‘老陈’下面有好几个‘业务点’，分布在中缅边境的几个口岸——打洛、瑞丽、孟定、南伞。每个‘业务点’都有专门的‘导游’负责带人过去。”

“‘老陈’的全名叫什么？”

“不知道。但‘导游’说，这个人以前在国内做过公务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开除了，就跑到了缅甸。”

陆铮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了。

又是“以前在国内做过公务员”。

和郑贤聪聊天记录里提到的“公家的人”对上了。

“这个‘导游’现在在哪？”陆铮问。

“在我旁边。”陈海涛说，“他愿意跟我们合作，但条件是——他不能进监狱。”

“你跟他说，如果他的情报能帮我们抓到陈文辉和‘老陈’，我可以向检察院申请对他从轻处理。”

“我跟他说了。他说他知道‘老陈’在木姐的一个落脚点，在木姐市中心的一栋七层楼里。‘老陈’每周四会去那里开一次会，通常是在晚上八点以后。”

“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三。”

“也就是说，明天晚上？”

“对。”

陆铮看了看表。

从临沂到瑞丽，两千七百公里。坐飞机到昆明，再转机到芒市，再坐车到瑞丽，最快也要明天下午。

“陈海涛，你听好了。”陆铮说，“你稳住那个‘导游’，不要打草惊蛇。我明天一早就飞昆明，到了瑞丽我们再碰头。明天晚上的行动，我去。”

“明白。”

陆铮挂了电话，开始收拾东西。

他把卷宗装进包里，把徐玉玉的那张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也装了进去。然后他拿起手机，给前妻发了一条消息：“我要出差几天，儿子辛苦你了。”

消息发出去之后，他等了两分钟，没有回复。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关灯，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白炽灯的光照在灰色的墙壁上，把整个走廊照得像一条通往某个未知地方的隧道。他走在隧道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像一个不肯停歇的心跳。

他想起多年前在云南边境缉毒的时候，有一次深夜蹲守在密林里，身边的战友问他：“老陆，你说我们在这儿蹲着，有用吗？”

他当时没有回答。

现在他知道了答案。

有用。

每一通被拦截的诈骗电话，每一个被抓到的诈骗分子，每一条被堵住的信息泄露渠道，都在减少下一个徐玉玉出现的概率。

也许这些努力，在一百二十万起电信诈骗案件面前，只是杯水车薪。

但杯水车薪，也是水。一滴滴水汇集起来，终有一天会变成洪流。

他要做的，就是成为那洪流中的第一滴水。

——根据2016年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真实事件改编。谨以此章，向所有推动反诈骗政策落地的人致敬。政策每早出台一天，就可能多挽救一个徐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