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社每天好书分享（2829）

冯雪松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人性是什么。但我们可以选择讲述一个“不那么坏的故事”，选择自由、体面的方式成长，选择尊重他人。这不是因为我们天真，而是因为我们不这么做，就没有人会替我们做——《另一个国度》 精华分享

《另一个国度》。在这本书里，我试图理解：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这场群体性灾难是如何发生的？灾难结束后，记忆又是如何彼此竞争的？以及，在这废墟之上，我们靠什么往前走？

2012年夏天，我第一次到德国最南部的贝希特斯加登，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座巴伐利亚小城。从慕尼黑出发，火车沿雪峰绵延的线路行驶，在萨尔茨堡转车，沿途有炊烟缈缈，有梳着分头的奥地利列车员端着一串倒立的酒杯经过。国王湖碧绿冰凉，游船上工作人员吹起难听的小号，又用扩音器讲冷笑话：“我们的安全措施做得很好，船上一共三个救生圈，工作人员要用两个。”我很累，但很惬意，脑子里只有湖光山色。

7年后我再去，才知道，希特勒就是在这片田园风光里，先后做出了入侵波兰和入侵苏联的决定，而全世界最恐怖的命令之一——把所有匈牙利犹太人都送去奥斯维辛，也是在这么一个看起来像度假胜地的地方发出的。风景没变，但我看风景的眼睛变了。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本书开启一趟智识的旅行：先看那片田园风光是怎么变成杀人风景的，再问我们为什么会服从和遗忘，然后再看记忆是怎么被争夺的、被仪式化的，最后回答那个最难的问题，在这一切之后，我们靠什么往前走。

1.田园风光是怎么变成杀人风景的？

在贝希特斯加登小城后山，有一块海拔一千多米的阿尔卑斯山间台地，它叫上萨尔茨堡，希特勒的“山宫”就建在这里。1933年他当选总理后买下这栋度假别墅，改建成巨大的行宫，戈林、施佩尔等纳粹高层也陆续在附近建起自己的度假小屋。一年有五个月都在下雪的地方，变成了纳粹的权力中心。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1936年或1937年的德国，你不会从这个地方感受到任何恐怖。你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希特勒在山间散步，希特勒遛狗，希特勒读报，希特勒躺在沙滩椅上休息，希特勒俯身与一个金发小女孩亲切握手。当时正是影像走向大众媒体的时代，希特勒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拍了大量这样的宣传照片，据上萨尔茨堡文献馆研究员马蒂亚斯介绍，两本影集，《希特勒在他的山中》和《日常生活之外的希特勒》，在纳粹德国合计卖出220万本。

马蒂亚斯告诉我，文献馆最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解构纳粹围绕此地建立起来的这一套田园风光形象。他说，希特勒一开始的形象是非常激进的，但当纳粹走向更主流的人群时，他们意识到，德国社会中的许多人并不喜欢攻击性很强的仇恨言论。“人们喜欢一个普通一点的好人。”

于是，一场化妆术开始了。在霍夫曼的照片里，希特勒不再是咄咄逼人的政客，而是一个“亲切的大叔”，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人人都可以经过他家跟他聊会儿天。马蒂亚斯给我看了一本影集原版，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泣，希特勒出手相助的故事。他说：

“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假的，但如果你生活在1936年，你没法获得不一样的信息，媒体毫无批判性，你看到这个故事，还有照片‘佐证’，所以很多人会相信，会觉得他是个好人”。

上萨尔茨堡就这样成了一个宣传之地，一个展示希特勒私生活的特殊之地。这里的希特勒不再是政治家，而是“我们中间的人”。而就在这片田园里，1938年9月，希特勒在山宫的台阶上接见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声称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是德国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事后给妹妹写信，说他在希特勒脸上看到了严厉与无情，但印象中这个人言出必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希特勒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背景之中展现了自己的说服力。

1943年6月，一位名叫海莉耶塔·冯·希拉赫的德国女性在山宫与希特勒有过一次痛苦的对话。她是御用摄影师霍夫曼的女儿，从小在希特勒身边长大。她向希特勒提起自己在阿姆斯特丹亲眼看见的犹太人的遭遇，结果遭到元首痛斥，他说：“关你什么事？……妄议人性！”研究者说，这正是纳粹一直在制造的上萨尔茨堡假象：这里的时间与外面的时间不同，这里只有审美，没有外部世界的战争与暴力。

2019年和2024年，我两次造访汉堡郊外的诺因加默集中营。第一次去是朋友开车带我前往，导航把我们带到一条乡村公路旁，一侧是栎树，叶子正陆续变黄，一侧是黑杨，叶子稀稀拉拉，每根枝丫都向上立着，像一排抱紧双臂噤声的人。行道树外是一望无际平坦的黄绿色原野，更远处还有白色风车。一开始我们以为走错了，转了半天才看到指示牌。一只乌鸦恰好在此时落下，我立刻神经紧张起来，原本还算田园的风光也变得可怖。你会想，那些侥幸逃离此地的人，在这么平坦的田野里哪有藏身之地呢？周围倒住着不少德国农户，他们会帮助你吗，还是更可能举报你？

重访时，我又走错了入口，原野、树，还有冷清的公路都没变。我踩着落叶往里走，远处不知道哪里的农舍传来鸡叫，偶尔冒出一两个人，因为树木遮挡住，往往先闻其声，人的说话在这里好似呜咽。雨淅淅沥沥落下，好些鸡腿菇探出了头。这种炮弹状的白色蘑菇是欧洲四大食用菌之一，前些天在奥斯陆附近的森林，我跟着朋友采了不少，回家用黄油一煎，撒上黑胡椒和盐就是不错的菜肴。可是，谁会吃前集中营里的蘑菇呢？因为无人采摘，有的已经发黑腐烂，不出几天就会化作黑水。

我的阅读记忆是，食用野生菌往往与国家转型时期的动荡有关，比如1990年代的俄罗斯，大批农妇提着篮子走向森林。那么当年，集中营里也会长出鸡腿菇吗？会有人采摘吗？如果不是囚犯，那么也许是党卫军和他们的家人、孩子？

风景没变。田园风光没变。但你知道，看见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2.我们为什么服从，又为什么遗忘？

1945年7月初，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飞临纽伦堡上空，俯瞰被夷为平地的城市。11年前，在《意志的胜利》里，希特勒如上帝般从天而降；如今“元首”已在地堡饮弹自尽，他留下的子民从废墟中探出头来。杰克逊走进巴伐利亚司法大厦三层的600号房间，入口镌刻着“十诫”，这也将是纽伦堡审判的审判厅。

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美军上尉、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得以近距离与战犯们交谈。他问所有被告同一个问题：你怎么会成为纳粹的一部分？律师出身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回答让我印象最深。弗兰克管辖的区域包括奥斯维辛，他以深厚的学养与复杂的性格，成为后世书写者最愿意着墨的纳粹高层之一。

对于为什么会成为纳粹的一员，弗兰克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是集体催眠吗？”他承认，在法庭放映的影片上看到希特勒时，自己情不自禁地为之倾倒。他说：

“魔鬼并不是头上长着角向我们走来的，他带着令人着迷的微笑走来，诉说着理想主义的思想。”

但弗兰克并非一开始就没有底线。1934年希特勒下令清洗冲锋队时，弗兰克作为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奔赴监狱，试图保护被关押者。希特勒的吼声震破耳膜：“是我决定帝国罪犯的命运，而不是你！”弗兰克对希特勒抗议说：“你不能不经审判就把110个人枪决。”弗兰克以为他获胜了。可是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对方告诉他：元首大发慈悲，110个人中只枪毙19人。弗兰克退让了。从110人到19人，他从说“你不能”，到说“好吧”，退让一旦开始就没有终点。

他承认，守原则的代价将是昂贵的：职位、权力、一切既得利益，都将不复存在。他终于把包括冲锋队组织者恩斯特·罗姆在内的19人交给了党卫军执行枪决。罗姆临死前警告弗兰克：

“所有革命都会吞噬掉自己的产儿。”

那天枪声响起时，弗兰克发现自己已经被定性了。他更是个纳粹分子，而不是一名法官。希特勒已经了解他这个人。

那么施佩尔呢？施佩尔是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设计了纽伦堡的齐柏林广场，后来成为帝国装备部部长。这么一个有教养的聪明人，他是如何堕落的？施佩尔说，全神贯注于武器生产模糊了他的道德感知：人类受难的情形影响了他的感情，却没有影响他的行动。这种说辞不无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专注于手头任务本身，就能让人暂时悬置道德判断——这个机制，对任何一个在庞大系统中只看自己那一环的人，都不算陌生。这是一个现代性难题，虽然施佩尔的“任务”是杀人武器，这个量级的差距不能被类比抹平。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也在纽伦堡审判的记者席上。他打量着被告席上的纳粹核心高层，写道：

“我们精确地知道卫星运行的轨道，但还不知道人的感情和行为旋转的轨道。”

“法官们倒不难断案：犯罪的事实俱在。但我们这些作家却想理解另一件事：这些人是怎么变成了能够干出人们所谈到的那一切事来的那种人，别人又怎么能够绝对服从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们想搞明白，但做不到。”

三个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同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服从？但没有一个答案让人安心。弗兰克说是集体催眠，施佩尔说是任务压过了良知，爱伦堡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的感情和行为旋转的轨道。而纽伦堡审判本身，也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退让的逻辑就是这样：从110人到19人，从一次妥协到下一次妥协，每一步单独看都还有理由可讲，但合在一起，可能就是奥斯维辛。

2019年，我在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看了一场临时展览，聚焦纳粹大屠杀中那些袖手旁观或者成为帮凶的普通人。展览标题就叫“有些人就是邻居”，背景图是1938年3月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后，奥地利的纳粹让犹太人跪在人行道上擦洗地面，那么多奥地利人就在一旁面带微笑地看着。在波兰，犹太人被限制居住在隔离区，得不断变卖家中物品以换点儿吃的，他们的邻居杀起价来毫不手软。

纪念馆副馆长卡斯滕·乌尔告诉我，他在另一座集中营纪念馆工作时，曾经查询党卫队档案。他说：

“非常震惊我的一点是，有时候党卫队成员要提醒那些受雇于集中营的普通德国人，不要对囚犯太狠了，因为还需要他们工作。”

这类故事他总是听德国人反过来讲，说那些犹太人太可怜了，如果有机会就会给他们一点面包吃。但那些幸存的犹太人从不提及。

当然也有帮助，但往往复杂而难以解释。1942年，在波兰东部一个小镇，戈尔斯基和她的丈夫答应藏匿一位未成年犹太女孩伊塔，后来又不情愿地答应藏匿伊塔的弟弟亚伦。戈尔斯基一家人其实都是反犹主义者，对这姐弟俩也很糟糕，但毕竟没有把他们交给德国人。为什么会帮他们？伊塔后来说：

“也许是为了日后的物质回报，也许是没想到战争会持续那么久，但最有可能的是，人性在某一瞬间的突然闪光。又或者是戈尔斯基的基督教信仰。谁真正知道答案呢？”

3.记忆是活的，它一直在彼此竞争

要理解记忆是如何彼此竞争，不妨先看一个最直观的物证。

汉堡市中心达姆门车站附近，有三座纪念碑，立在同一个地方，建于三个不同的年代。第一座是1936年所立，纳粹时期留下的军国主义纪念碑，上面刻一句诗：“我们甘愿牺牲，德国必得永存！”颂扬的是为国战死的士兵，这是纳粹挪用一战遗产，为发动下一次战争做准备；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旁边立了第二座反战的纪念碑，从受害者视角，以和平主义构成对第一座的反驳；2015年，这里又立起第三座纪念碑，纪念的是纳粹时期的逃兵，那些拒绝为战争送死、在战时被当作懦夫和叛徒处决，一直在冷战时期还被污名化的人。三座纪念碑并列在那里，每一代人都在用石头和文字，竞争对同一段历史的解释权。

记忆的竞争不只是石头和文字的较量，还关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有权讲述这段历史？

斯塔西博物馆至今仍是一家私营博物馆，并且拒绝被“国有化”。馆长德雷斯曼自己就是前东德政治犯，两德统一后回到东边担任馆长。德国联邦政府想把斯塔西博物馆改造成国家纪念馆，德雷斯曼领导团队展开斗争，把这次冲突描绘为谁对东德历史拥有阐释权的问题。他宣布：“这将是西德占领东德的又一最新案例。”

多年后我问他怎么看这句话，他说，那是政治语言，不等于他的个人信仰：“我的任务就是要赢，有的时候争论并非百分百公平。你在街头打架时不可能去想着要遵守拳击比赛规则。”德雷斯曼说，处理过去必须是人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记忆除了被争夺，还有可能被仪式化，变成一种自我感动的表演。

韩裔德国人弗兰克·荣告诉我，他父母20世纪70年代初从韩国移民德国，他在汉诺威出生长大。从小学起，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但他一直觉得有点疏离，他说：

“不是说我不在乎，但我一直认为这不是我的故事，这是德国的事情，而我们不是德国人。”

荣后来创办了一个名叫“半个土豆”的播客，“半个土豆”意指他这样的移民二代。这些年他访问了超过160名“半个土豆”，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从未采访过任何一位犹太人。直到一位犹太女艺术家对他说了一句狠话：德国人喜欢死去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