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便门老城墙记忆碎片

一个人

从1978年秋天到八十年代初，那是我回到北京后的最初岁月。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每次乘公交或骑自行车途经朝阳门和东便门一带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里还在不停地拆那些老城墙的地基。北京拆城墙的事我早就听说过，但持续这么长时间还在拆，我真没想到。 这让我感到很震惊。说实话，当时年少不经事的我真不知道，这么好的城墙为什么非要拆呢？可我问遍了身边的人，结果却是，被问的人苦笑着摇摇头，他们只告诉我，当年拆门楼子的时候，常年住在那里的鸽子绕着废墟飞了好几天不肯散去。老北京人站在路边看，一声不吭，许多老人都在偷偷地抹眼泪。至于到底为什么要拆，可能是影响交通吧，其他的就避而不谈了。还有几位是真的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让我得到满意的答案。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种大拆大建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朴素的情感告诉我：老建筑被拆了就彻底没有了，怪可惜的！如今，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我似乎真的懂了，这座著名古城的整圈城墙被拆，就相当于把城的骨头架子抽走了，能不让人痛彻心扉吗？
　　但同时，我也理解了当年为什么要拆城墙。因为那是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从领导到建设者，都在为新中国能否尽快摆脱贫困着急，大干快上，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搞好城市建设是刚需，谁都不应该阻拦。专家为老建筑遭到毁坏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固然有道理，但决策层并不是一群毫无见识的蠢货，每天摆在面前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灶台和城市运行的每一根血脉。这种现实的考量，也决定了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不能当浪漫的诗人。
现在回头看看，在每一块砖头被拆下，每一根木桩被放倒的那一刻，里面除了溢满传统文化人和普通老住户太多的无奈和心酸外，也有现实催生的深刻遗憾和客观理由。当时的决策者们面临的荡涤旧世界糟粕的意识形态、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建设现代化城市的热望，无疑都促使他们太容易把那些看似十分残破的城墙，真的当成了几千年封建枷锁的象征，不拆留着干什么。
　　而当社会发展了、人民生活稳定了、国家开始走向富强的时候，回头再看看，人们往往就会真正意识到，往日拆掉的完全是这座城市千年的文化遗存和岁月记忆。从上到下，所有人心里都明白，当年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的那个全世界最宏伟、最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真的没了。那种无奈的消失，不仅是砖瓦木料的荡然无存，而且是一座城丢弃了原有的文化灵魂。这才是后人怎么使劲，也抓不回来的念想。哪怕再有钱，原地复建得再逼真，也一定是和影视城一样的赝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于是，就造成了现在一种现象：许多首次来北京游览的人乘公交车走过二环路听报站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个很怪异的问题，那就是，他们频繁听到“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等太多的地名全带了一个“门”字，那里的地铁站和立交桥竟然也全叫这些名字。可往周边转着圈儿找一下，几乎一座真正的门，甚至连个门框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北京到底是抽哪门子疯，竟然起了这么多让人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的怪地名。直到听了导游的介绍后，他们才如梦方醒，知道原来它是这座名城心口上的一道疤痕，至今遇到阴雨天，还会感到那种隐隐的痛。

　　好了，既然是伤疤就不揭了。我们还是说回当年拆除残存城墙的话题吧。终于在某一天，大家发现拆老城墙的人和机器都在一夜之间被撤走了，表明这项神圣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大家周边瞬间变得一片寂静，让人感到多少有点不适应。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再也不是那圈体型雄伟庄严、曾见证了几百年风风雨雨和朝代更替的京城老城墙了，它已经彻底销声匿迹，原址上只留下一片碎砖残瓦，孤独地迎接着严冬呼啸的西北风。

再后来，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出于少年时代留下的好奇心理，专门到图书馆翻阅了当年的报纸资料才知道，关于首都建设时北京老城墙和诸多古城建筑的去留问题，曾在上层人群中发生过激烈的辩论和交锋。可时至今日，城墙再好终归是没有了，我们记住教训理所当然，但是否可以不再无休止地去赘述甚至控诉当时的场景？是否可以不再评判最终谁是谁非了？大家都应该向前看。

没想到在一个普通的深秋黄昏，我到北京站送客人，经过东便门桥的时候，偶然发现在北京站东南面那座还保留着模糊标语遗迹的东便门角楼西侧，竟然还有一段破败的城墙尚存。据胡同里那些老人说，别看东便门只是个角楼，看上去很不起眼儿，但它一直是从东边进京的重要门户。从明朝开始，那里就是抗击外来侵略、保护京城的堡垒。当年许多忠勇的护城将士，用鲜血把这里的每一块砖都染红了，那是一段抹不掉的史实，谁也不应该忘记。 如今的人们可以看到，东便门城楼外边是一条缓缓向南拐弯的护城河，河上架着一座看似普通的铁路桥，每天都不断有进出北京站的列车从上面缓缓驶过，背景是古老的城墙角楼，看上去景色挺美的。
许多人不知道，那是著名的通惠河起点，古称大通河，也是内外城护城河汇入通惠河的节点。现代河道格局虽经多次改造，但它通惠河主脉位置未变，今天仍然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终点的延伸水系。
还有就是它的地底下还是从全市收集并流下来的污水河口，那是每个胡同和高楼里各家各户不积污水的直接保障。
紧邻东便门角楼北面的，就是那座中外闻名、却已经摇摇欲坠的古观象台。它始建于明正统七年，也就是公元1442年，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自建成以来，连续观测了近五百年，积累了大量的天文科学资料，为人类的天文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那里至今仍保存着清朝一百八十年间的气象资料，是世界上现存较早、较完整的气象观测记录。1979年8月21日，古观象台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2月2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们知道，它曾为决策者和周边的老百姓提供过贴心的服务。
　　但那些年，它和那段带着角楼的城墙一起，就像两位裹着破烂衣服、走在大街上谁都不认识的弃儿，默默地站在一大片由市民自己搭建的、摸样更加破败的平房群里，已经沦为城墙根儿那片贫民窟里各家各户每天烟熏火燎的后山墙和穷邻居。
我了解到，住在那里的都是社会上最底层的人，他们大都靠捡破烂过活。也不知道哪年，是谁和火车站拉上了关系，于是开始带着大家帮车站做物品打包转运的事。活儿虽然很累人，但他们的收入因此明显提高了。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和服务项目的不断拓展，他们甚至一度成了让人十分羡慕的高收入群体。那真是苍天有眼，造化弄人呐。
　　那些年，我每次走过那里，都特别留意那段被掩藏在浓郁烟火气里的老城墙，觉得它很像一位民国时期被赶出皇宫的老太监，样子十分滑稽可笑，那种尴尬和无奈真的让人心疼。我总希望有那么一天，这里能被彻底清空和修复，然后改造成一个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城墙遗址公园。如今想想，这或许也算是一个十分朴素、歪打正着的“先见之明”吧。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部门真的要清理城墙根了。记得那些人家被动员整体拆迁的时候，各家都不答应了。工作人员颇费了一番口舌，可他们像拼命一样，死活不愿意离开那里。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是为了保护老城墙，而是因为一旦离开了，就意味着从此失去了一个挣大钱的平台。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也真的担心这段好不容易以非正常方式得以幸存的老城墙，是否也要遭遇被连根拔起的厄运。于是，那几天我还专门跑过去察看。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外表上颇像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社会棍子，实际上顶多算是个没事找事、什么都不能干的业余探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一些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专家关于保护古建筑的著作了，已经懵懵懂懂地知道，这段残存老城墙的文物价值不可估量。 所以，当我看到那种近乎野蛮的拆迁场景，会自然想起那些早就灰飞烟灭的城门楼子，心里感觉非常恐惧，那种很不好受的滋味儿只有自己知道。我还想起了老辈人讲述他们小时候夏天从城门洞底下走的往事。那时候，他们抬头看着高大的城门楼子，总觉得自己像个小蚂蚁似的那么渺小。留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城门洞里的穿堂风嗖嗖地吹着，全身感到特别凉快，每次到了那里就不愿意再迈腿了，那种爽爽的体感一辈子都忘不了。于是，我真的担心要拆东便门的那些人，会像当年走粪车的安定门那样，留下个多少年都洗不掉的臭名声。

　　让人欣慰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次的担心多余了。没过多少年，这里果然被改造成了一处独一无二的老城墙遗址公园。它依托全长一点五公里的明城墙遗址，东起东便门角楼，西至崇文门，总面积十五点五万平方米。2001年启动修复工程，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使用四十多万块市民捐赠的旧城砖和二百多万块新烧制城砖，修复了这段老城墙。公园里不仅保留了二百零四棵古树，还补种了一些国槐、银杏等乔木，形成了“老树明墙”和“残垣漫步”等景观。里面还有京奉铁路信号所、铁路隧道券洞和北洋政府时期的环城铁路遗迹。2002年建成后正式向公众开放，它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公园绿地免费，每年三月底还会举办梅花文化节。这段曾经满目沧桑的老城墙，从此既成了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各地火车乘客进京时看到的第一个京城古建筑。

　　看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倍感欣慰。我知道，这一切看上去似乎自然和顺畅，但它来得多么不易！

（2026年8月6日 西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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