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寸土 心上宇宙——读刘向红《且读且行》有感

宁静之

脚下寸土 心上宇宙

——读刘向红《且读且行》有感

李艳萍

编者按：李艳萍博士以“脚下寸土，心上宇宙”为眼，精准捕捉刘向红《且读且行》的精神内核。书评从萍乡传说起笔，将地域微尘升华为文化宇宙，既剖析作者“以联为路”的行走智慧，又通过李有棠修史、汤增璧革命等故事，揭示小地方与大历史的深刻对话。文笔从容有致，将书斋考据与田野行走并置，点明“读行合一”的传承价值。尤其可贵的是，评文本身亦如一幅精神地图，在赣西山水间勾勒出中国人“爱乡土即爱天下”的情感逻辑，与原著形成美妙的互文。以文学之笔写学术之思，堪称知音之评。

作者简介：李艳萍，萍乡市芦溪人，文学博士，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萍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欧阳修研究会理事。

萍乡，赣西小城，在中国庞大的行政版图上不过是一个细微的坐标。它的名字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春秋时期，楚昭王渡江，在水中拾得一物，又红又圆，大小如斗，问于孔子，孔子说这是萍实，是吉祥之物，只有霸主才能得到。于是这个地方便叫了“萍乡”。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个传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传，像一条地下暗河，在看不见的地方滋养着一切。

刘向红的著作《且读且行》就是顺着这条暗河的一次漫游。她手里拿着的是一本楹联集，而脚下走过的，是萍乡的山川街巷。这是一次读与行的结合，文字与地理的相互照亮。她不是在书斋里对着地图想象，而是真的去了武功山、芦溪、湘东、上栗、莲花，去了那些楹联里提到的地方，站在那些对联面前，感受风从哪个方向吹来，阳光如何落在斑驳的木刻上。

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而这个具体的地方，就是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联的起点。就像一颗露珠能够折射整个天空，一方小小的水土，也足以承载一个人全部的宇宙观。刘向红写的当然是萍乡，但她写的也不仅仅是萍乡。她写的是人与土地之间那种深刻大、不可替代的情感联结，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头望一望的牵绊。

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行走方式。刘向红跟随的不是导游图，而是李远实的楹联。楹联是什么？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楹联是最常见的文字形式，贴在门上、柱上、牌坊上，迎送着每一个经过的人。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视而不见。刘向红却把它们当作路标。

在武功山的迎霞亭，李远实写“远客有缘宜小憩；名山无锁任闲游。”这十四个字，读起来不过是寻常的迎客语，但站在亭中，面对武功山连绵的峰峦和翻涌的云海，你可能会明白“无锁”二字的分量。武功山最美的就是那片无垠的高山草甸，没有任何围墙围栏，任人行走。山不用锁，因为没有什么能把山锁住。楹联在这里不再是文字的装饰，而成了山的一部分，像一块石碑那样坚固地立在那里，与风与云与朝霞暮霭一起，成为这个地方的记忆。

刘向红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读。在芦溪，她去看那棵被称为“荆柴王”的老树。李远实写“地灵当瘗宝；柴古亦称王。”灌木长成了乔木，卑微的东西在时间的酝酿中变成了王者。这哪里是在写树，分明是在写人、写一个地方的命运。芦溪是萍乡最早的县城所在地，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沉淀在这里，很多东西都消失了，但这棵树还在。它站在古驿道旁，看过了多少南来北往的行人。刘向红在树下徘徊，她读联，也读树，更读树影里摇曳的时光。

这样的行走让文字有了坐标。楹联不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活在了山水之中。香溪桥上的牌坊联、鳌洲书院门前的古联、傩庙仪门上的新联，每一副都有它确切的位置，每一个字都与周边的风物发生着微妙的对话。刘向红把这些对话记录下来，于是我们读到的不再是孤立的文字赏析，而是一场持续不断的、人与地方的交谈。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如何在不经意间跨越了小地方与大历史之间的鸿沟。

萍乡确实不大，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却从未停止过与更广阔世界的对话。

《两史立千秋》一文讲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清代的周江边村，一个叫李有棠的人，辞官归乡后，在家中筑了一间书房，开始研究辽史和金史。他搜购了大量书籍，花了十年时间撰成《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又花了十年反复修订补正。前后二十多年，没人注意到这个赣西小村里的书斋里，一个人正在独自梳理着数百年前北方草原上那些马背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恩怨纠葛。

刘向红去探访李氏故居时，宅院已基本荡然无存，只剩一堵斑驳的老墙和一口青苔斑澜的古井。但李远实的一副联却把那个书斋里的壮阔重新唤醒了，“一官从八品，两史立千秋。”李有棠当过的最大的官不过是一个县的训导，在封建品级里连七品都够不上，李远实戏称为“从八品”。但那两部史书，却让他实实在在地站立在千秋之上。一个几乎无品级的基层小官，一个在偏远村落里独自著书的文人，就这样参与了中华民族最核心的文化事业——修史。刘向红写道，“没人注意到赣西周江边村的一处安静的江南宅院、半亩荷塘上空，竟然萦绕着数千公里外茫茫塞北前后几个神秘的马背民族与农耕中原三百余年的拉锯。”这句话里有惋惜，更有骄傲。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不止一个。五峰山的汤增璧，从湘东的山村里走出去，成了孙中山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后来做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在《民报》上以犀利文章鼓吹革命，其文笔冠绝一时。石洞口的肖氏家族，从一个小山窝里办起“东村学庄”，五代人出了二十七个留学生、八个博士，散落到海内外各个领域。甘卓将军的故垒，一千七百年前筑在芦溪，后来张学良被幽禁萍乡时还专程去拜谒过——一个东北的将军，在一个赣西的小地方，向一位东晋的将军致意。

这些故事让刘向红的书有了厚度。她写的当然是萍乡，但她通过萍乡写的，是中国文化在一个具体地方的生长与繁衍。像一棵树，根扎在很深的土里，枝却伸向了广阔的天空。乡土情怀与天下意识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生的。越热爱脚下这片具体的土地，就越能理解更大的世界；越是深刻地书写地方，就越能抵达普遍的共鸣。

刘向红把自己的书命名为“且读且行”。这四个字道出了她写作的核心方法，即行走。

这不是那种坐在书斋里依靠文献堆砌的学问，而是真正用脚丈量出来的文字。她去了武功山，在迎霞亭等待日出；她去了芦溪，在老树下徘徊；她去了五峰山，在福寿庵前辨认“有贾岛来”的匾额；她去了石洞口，在傩庙的文武两门前打量那些对联。她写五峰山时，不只是在写一座山，还写到山下的薯粉条、煎鸡公尜尜，写到村民晾晒红薯粉的景象，空气里齁甜的香气。这些细节让她的文字有了烟火气，有了体温。

这种行走的姿态，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文人传统。郦道元注《水经》，徐霞客游天下，他们写的都是亲眼所见、亲足所至。文字因为有身体的参与而变得可靠，因为有了行走的节奏而变得从容。刘向红继承了这种传统，她把书桌搬到了山水之间，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行走。

更重要的是，这种行走使她对地方的书写避免了怀旧的感伤。她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理解当下是如何从过去里生长出来的。在石洞口傩庙，对面就是新楼盘的工地，曾经的丰泉涌流之地被填了三十多米深的沙石料。但工地旁边，一栋橙色的大楼上写着“丰泉小学”四个字。地名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着。傩庙在高楼的包围中依然气宇轩昂，七百年的沧桑给了它足够的气度。刘向红看到了这种新旧并存的复杂景观，她不回避，只是如实记录，让读者自己去感受时间的层次。

读完全书，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刘向红会如此激情澎湃地花这么多力气去写一个赣西小城的楹联与山水？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换成：为什么一个人会热爱自己的家乡？

答案或许就在这本书的名字里——“且读且行”。读是理解，行是实践。读与行的结合，就是一个人与一个地方建立深度联结的方式。通过读那些刻在牌坊上、柱子上、庙门上的楹联，刘向红读懂了先人的心思；通过行走在楹联所描摹的那些山水之间，她把这种理解变成了自己的体验。这个过程就是文化传承最真实的样子，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再创造。

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是一代又一代人与这片土地互动的结果。武功山的云海、芦溪的荆柴王、杨岐山的禅宗、傩庙的面具、甘卓的故垒，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痕迹。而李远实的楹联、刘向红的这本书，则是今人接续的笔墨。每一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地方，地方也就在这种持续的书写中获得了新的生命。而宇宙并不在远方，它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在武功山顶的星光里，在傩庙老树的年轮里，在那些代代相传的楹联的字句里。

当我们深刻地爱上了一个具体的地方，我们就已经触摸到了宇宙的边缘。因为任何普遍性都必须寄居在特殊性之中，任何宏大的意义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事物来显现。爱萍乡，与爱这个世界，是同一种情感在不同尺度上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