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絮语：信函与自白

轩雅居主人

詹姆斯·鲍德温在哈莱姆区的一个教堂里长到十四岁，在讲台上学会了如何让文字砸中人心。他离开讲坛，把布道的节奏挪进了信纸和独白里。《下一次将是烈火》只有一百多页，是鲍德温影响最广的作品之一。全书由两封信构成。前半封是“我的地牢在震动”，写在解放黑奴宣言颁布一百周年之际。收信人是他的侄子詹姆斯，当时十四岁。“亲爱的詹姆斯：这封信我已经写了五次，又扔掉五次。”鲍德温用一个无关话题的动作开启了书信正文。不是种族不平等，不是美国社会的结构性暴力，不是黑人的身份认同——这些议题在六十年代初是美国的公共风暴，每一个词都像没有熄灭的余烬。鲍德温没有把它们压在任何公共讲稿或政治宣言里。他选择只让一个叔叔对一个人说话。一句轻柔的话已经让你收不住目光：他写了很多遍、扔掉了很多遍；眼前一直浮现在读者脸上，那张脸同时也是他弟弟的脸。他还说，你父亲早就被击垮了，“因为他内心深处相信那些白人对他的看法是对的”。然后他说，“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爱你，请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句话之后，种族问题不再是站队的标语。它变成了一个叔叔在家里对侄子的叮嘱。读者不是在上课，不是在读社论，他是偷听到了一个人的心里话。偷听到的，比大声喊出来的更难忘记。鲍德温在《下一次将是烈火》的封套上把自己的肖像印成一个斜眼注视外界的形象。有人统计过，《下一次将是烈火》是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和奥巴马放在案头的必读文本。但那本书里没有居高临下的指导，只有一颗淋过雨的手摸在另一个年轻人脸上。

私人载体与公共议题你在探讨公共议题时，常常不自觉提高音调，因为怕没人注意。但鲍德温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装进一封信里，装进一个人的独白里。信不是给所有人的。信纸的对面坐着一个人。你写了五次扔掉五次，因为你怕说不准、怕说得太重、怕那个人读了难受。这种“怕”本身就是信任的证明。读者读到那五个被扔掉的草稿版本里藏着的各种废弃句子，就已经坐在了这封信的偷听位置上。鲍德温不用喇叭也让全美听见了他的声音，因为他首先让那一个十四岁男孩听见了。他甚至在他的信里教侄子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不要相信别人的话，包括我的。”鲍德温先告诉你“我在对你说真话”，紧接着就告诉你“别全信我”。你不是在接收教义，你是被邀请到火炉边——一个比你早走几十年路的老人说着自己曾经摔过的跤、信错过的人、夜里咽下去的泪。

忏悔的密室小说《乔瓦尼的房间》用另一种私人载体完成了公共叙事。主人公大卫是一个旅居巴黎的美国人，与意大利酒保乔瓦尼相爱。他无法面对自己的性取向，最终抛弃乔瓦尼，看着对方因谋杀被押赴刑场。整个故事是大卫在一间南法空房子里的自白。小说开篇写道：“我站在这栋法国南方庄园大宅的窗前，此刻夜幕低垂，今夜过后，将会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清晨。”他站在窗前，喝酒，看自己的倒影。没有人在听。他的自言自语中包含了所有他不敢对别人说出口的懦弱、自我欺骗与半推半就的残忍。书的扉页题词引用了惠特曼《草叶集》中“我歌唱自己”的一句：“I am the man, I suffered, I was there。”鲍德温写同性之爱，写自我厌恶，写一个人如何在社会和自己的道德夹缝中杀死一个爱过自己的人。他在小说中为这段话设定了一个注定不讨好的第一人称，但读者不会合上书就走掉。因为自白比任何控诉都更沉默，也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当一个人说你不能说你没被警告过，你已经和自己共处的懦弱不期而遇了。

在信纸上做一个不设防的写作者你可以从一封信开始练习。把一个你关心但觉得难说出口的话题——环保、教育、女性困境、人与人的隔阂——放在一封信里。收信人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你能看清脸、能听见声音的人。不是所有人，不是网民，不是有关部门。是那个会皱眉、会叹气、会读到某一句突然抬头看向窗外的人。写不动的时候，可以自言自语。你可以把那些在正式文章中必须删掉的犹豫、反问、沉默留在第一稿里。没有人在旁边打分，没有人催你写下一句。鲍德温写了五次扔掉五次，才写出了那句“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爱你”。他不是一坐下来就能写好的。那种生了根、扎了刺的爱，也需要从喉咙里一节一节地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