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社每天好书分享（2828）

冯雪松

优绩制在历史上被反复证明，它是人类目前能够想到的、最不坏的社会组织原则。废除它，意味着回到一个靠血统、靠关系、靠运气的世界，那比现在糟糕得多——《才华贵族》精华分享

《才华贵族》。一听到“才华贵族”这个书名，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这两个词，怎么能放在一起？贵族，是靠出身、靠血统。而才华，恰恰相反，理应不看门第、不论出身。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本来是个悖论。

但这本书要说的，正是这个悖论如何在历史中一步步变成现实。

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政论家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这本书探讨的核心概念，叫“优绩制”，就是指一个人凭才华和努力，而非出身关系，在社会上获得相应的位置。而本书指出，正是这套听起来无比公平的逻辑，最终制造了新的不公平。我们曾经用才华这把武器，打倒了一个靠血统说话的旧贵族世界，但最终，才华本身又变成了新贵族世界的敲门砖。

关于优绩制的批评，在今天不算少见。哈佛、耶鲁都有教授专门写书，指出它制造了阶层固化和精英的傲慢。但伍尔德里奇这本书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纵深感。

他指出，批评者们抨击优绩制时，常常忘记了，优绩制在历史上曾经是什么。其实，它曾是人类反对特权与腐败最有力的武器。那么，它曾经如何成为进步的力量，又为什么走向了今天的困境？只有在历史纵深的视野里，搞清楚了优绩制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看透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

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沿着历史的脉络去追溯优绩制的真实面目。我将从四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去挖一挖优绩制的历史根脉，看看它究竟从哪里来；第二部分，看它是怎么一步步统治了现代世界；第三部分，关于它是如何走向腐化的；第四部分，面对这一切，出路在哪里。

这把武器，从哪里来？

好，在理解优绩制的起源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一个“顺序、等级与地位”主宰一切的世界。生在贵族家庭，你就是贵族，哪怕你一无是处。生在农民家庭，你就是农民，哪怕你天资聪颖。整个社会的秩序是固定的，流动是异常。这就是那时的世界最讲究的“阶序”。

优绩制，就是在和这样的世界的对抗中诞生的。

那么，具体来说，优绩制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呢？

这本书告诉我们，优绩制有三条独立的历史根脉。这三条根脉，分别代表了优绩制的三种面貌：作为理念、作为生存策略、以及作为制度。

我们先来说第一条根脉：柏拉图的“哲学王”。

时间拨回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提出了一个当时几乎是离经叛道的想法：统治者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不是最有钱的人，或者血统最高贵的人。他把人分成了三种：黄金人、白银人和青铜人。黄金人有哲学天赋，应该统治；白银人有勇武之气，应该从军；青铜人擅长生产劳动，应该耕作经商。

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不还是搞阶层分级嘛？但柏拉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这三种人可以跨代流动——哲学家的儿子如果是青铜人，就该去种地；铁匠的儿子如果是黄金人，就该去统治。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它第一次把“能力”，而不是“血统”，确立为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而第二条根脉，则来自一个特殊的群体，犹太人。

几千年来，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散，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随时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在这种处境下，财产是危险的，你今天有，明天可能就被没收了。但知识不一样，知识是你随身携带的东西，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于是，在犹太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对教育的极度重视的观念和策略，不是为了追求荣耀，而是为了生存。读书、学习、培养智识能力，是这个族群抵御歧视与迫害的盾牌，也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重新站稳脚跟的工具。

这样的传统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尽管犹太人只占世界总人口的0.2%，却拿走了大约20%的诺贝尔奖。在20世纪的金融、法律、医学、科学领域，他们的影响力远超其人口比例。

这可以说是优绩制的一个活样本——才华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族群存续的根本。

第三条根脉，则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科举制。

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到1905年废止，延续了将近1300年。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通过标准化的考试，理论上向全国所有男性开放晋升通道，不问出身，只看成绩。

科举之前，门阀贵族盘踞朝堂，寒门无路可走。科举制打开了那道门缝。

唐宋之际有一句诗，精准概括了科举带来的震撼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昨天还在田间劳作的农家子弟，今天通过考试，就可以成为帝国的官员。

科举制还发展出了精密的防舞弊机制。比如，誊录制度，把考生的原始答卷重新誊写后交给阅卷官，让阅卷官无法通过笔迹辨认考生身份；还有，糊名制度，把考生的姓名封住；以及，三级考试拔擢出来秀才、举人、进士等不同级别的人才。这个制度所涉规模之大、体系之严密，在当时的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

在我看来，在这三条根脉里，中国做了一件最独特的事，就是把优绩制从思想变成了制度。柏拉图的哲学王，终究只是一种理想；犹太人的智识传统，是个体的生存策略。只有中国，用科举制把它变成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方式。历代王朝改来改去，改的是姓氏，不变的是这套从普通人中选拔智识资源的机制。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断的一个原因。

而当英国人在19世纪讨论如何改革文官制度的时候，他们明确地把中国科举制当作参照，提出用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员。

不过，这里也多说一句，科举制在打开上升通道的同时，也埋下了一颗种子。它把才华高度标准化——考的是固定的经典文本，写的是固定的八股格式，这套高度一致的评判尺子，在筛选人才的同时，也在筛掉那些不符合这把尺子的才华。一个有绘画天赋的人、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个能工巧匠，在科举这把尺子面前，统统是“不合格品”。这颗“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的种子，在后来优绩制的演变中，会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实。

三场革命：优绩制如何统治了世界

好，说回优绩制的历史。有了这三条根脉，优绩制开始在时间中生长。到了近现代，它经历了三场重要的革命，逐渐从一个理念和局部的制度，变成了主导世界运转的制度逻辑。

第一场革命，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权宣言》第六条写下了一句话，在今天看来几乎理所当然，但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宣告：“所有公民……都有同等资格担任一切高级、普通和低级的职务和官职，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异外，不能有其他区别。”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德行和才能”，而不是出身和血统，写进国家制度的宪章里。

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把优绩制真正制度化了。他创建了“荣誉军团勋章”，按功绩授予，不问出身。他创立了精英教育机构，招收来自各个阶层的优秀学生。他说过一句话，让欧洲的年轻人热血沸腾：“每个士兵的背包里都装着一根元帅的权杖。”

当时，拿破仑手下有一位叫米歇尔·内伊的元帅，父亲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木桶匠。在旧制度下，军队的指挥权是贵族的专利，像内伊这样出身的人，顶多能做个下士。但在拿破仑的体系里，他凭着战场上的英勇和才能，一路升到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元帅，被拿破仑称为“最勇敢的勇士”。这样的人生轨迹，就是“每个士兵的背包里都装着一根元帅的权杖”这句话的真实注脚。

法国革命的火焰点燃了英国人的危机感。1853到1854年间，英国政府的官员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英国政府充斥着靠关系进来的无能之辈。他们的改革方案是：用开放竞争考试来选拔文官。改革虽然阻力重重，但最终推行。

第三场革命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提出了“天然贵族”的概念——他相信，在每一代人中，无论出身，都会涌现出一批天赋异禀的人，社会应该识别并培养这些人，而不是把机会锁定在那些靠祖传财富过日子的家族里。

这个理念逐渐变成了美国教育的扩张实践。20世纪中期，大学奖学金制度兴起，为贫困但有才华的学生提供了上升通道。退伍军人教育法案（GI Bill）让大批普通士兵退伍后能够进入大学。高中教育普及，大学入学率跃升。

这三场革命加在一起，到20世纪中叶，优绩制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共同信仰。无论左派右派，无论保守自由，大家都同意：人应该凭才能和努力获得回报，机会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这是优绩制的全面胜利时刻。

这里特别想提一下，在这三场革命打破阶级藩篱的洪流中，最先迎来命运翻盘的，是被压抑的女性群体。原书用一章，叫“用功念书的姑娘们”讲了女性在优绩制浪潮中的命运翻盘，我印象很深。

在旧社会，女性生存空间令人窒息。当时流行一种“领域两分”理论：男人在市场与战场拼杀，女人扮演所谓“家中的天使”，只配在私域相夫教子，法律上结了婚的女性其独立身份甚至叫做“被暂停”。

优绩主义，则为女性递上了一把最锋利、最无可辩驳的武器。因为考卷看重的是智力，而智力是不分性别的。哲学家斯图尔特·密尔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说，剥夺女性机会是对整个人类智识资源的极大浪费。想证明女人行不行，放开考场大门同台竞技便知。

1890年，一件事情震动了整个英国社会。在剑桥大学数学荣誉考试上，纽纳姆女子学院的菲莉帕·福西特拿到了全场最高分。可保守的剑桥不给女性授正规学位，考官只能在念名次时冠上七个字“高于首席优等生”。一时间全场沸腾——虽然制度拒绝承认菲莉帕的才华，但成绩让原有的制度也无话可说。

而职场上，打字机和电报机的普及催生了大量文字工作，雇主们发现女性在这类工作上往往更为出色。19世纪末，英国邮政首次向女性开放招考，姑娘们也用一分一分的成绩证明了自己。

不过，自从优绩制把姑娘们放到了现代竞争机制当中，我们现代的这些姑娘，承担着职场竞争和育儿负担的双重压力，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繁忙、最辛苦的一代人。不过，再怎么辛苦，我们也不想回到没有读书和考试权利的时代。

优绩制是如何腐化的？

那故事说到这里，还是充满了向上的力量。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这份向上流动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各种考试、测试在选出成绩优异者的同时，也把一部分分数普通的孩子分流到了不同的人生轨道。更麻烦的是，后期的优绩制被财富绑架，演变成了披着公平外衣的阶层壁垒。

正所谓，一种力量到达鼎盛的时候，往往缺口已经孕育在其中。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让优绩制走向腐化的三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它制造了新的傲慢与新的羞辱。1958年学者迈克尔·扬预言了这套机制的系统性问题，其实“优绩主义”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而且他发明这个词，是作为一种批评，而不是赞美。

他指出，在旧的等级制度里，出身贫寒的人不会因此觉得自己这个人不行——因为他知道，贵族的地位靠的是投胎运气，跟自己的能力无关，但当社会标榜“公平考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时，潜台词却是一种根本性的否定：如果你在这个公平的系统里失败了，那只能说明你本来就没那个能力。失败者连“这不是我的错”都说不出口了。

这残忍地剥夺了普通劳动者仅剩的心理尊严。与此同时，赢家不可避免会滋生精英的傲慢，心安理得觉得高薪权势全是靠自己苦读拼来的应得之物，傲慢地抹去了基因彩票、原生环境和运气在其中的馈赠，丧失对底层的同理心。

第二个陷阱是对“人”的窄化及对才华定义的极度压缩。优绩制要让机器运转，必须用标准化考试衡量一切。这把复杂鲜活的人简化为了干瘪的成绩单，把五彩缤纷的才华极端窄化为唯一的标尺——“应试能力”。无论你多有同情心能照料好病患、修理手艺多精湛，拿不到书面高分，在这套系统里就不算有用。为了不丢一分一毫，孩子试错与纯粹求知的无目的快乐被剥夺，当教育变成一场不能输的竞赛，学习从探究乐趣跌落为拼杀绩点和名校敲门砖的纯粹工具，孩子们的生命力就这样被榨干了。我接触过一些一路卷进顶尖高校的学生。他们为了走到这一步已经拼尽了全力，没有弹性了。反而是那些没遭受极致压力的学生，有时候更有生命力，还敢于失败。

第三个陷阱是精英群体的“精英跑步机”现象。你会发现，爬到塔尖的才华贵族活得同样窒息。旧贵族有闲暇享受生活，而今的高智商打工人和创业者从小在各种补习班里拼杀，靠着惊人毅力卷进名校，毕业进入顶级机构去迎接每周高强度的工作。他们被死死捆绑在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上，拥有了一切外在的成功标志，却往往感到自己离真正的生活越来越远。

而如果说这三大问题尚且属于隐痛，那后期衍生出来的最大问题，则是对优绩制公正性承诺的根本动摇。伍尔德里奇在书中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财阀优绩制”。

起初，优绩制打开了上升通道，让有才华的人可以不论出身地向上流动。这是优绩制的胜利。但是，当这些有才华的人向上流动、积累了财富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开始把资源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确保自己的孩子在下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