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忻县九原乡温村《梁歌九先生懿行碑》考释

陀罗山人

一、引言

在山西忻州温村的历史记忆中，曾有一方由两位民国巨擘联袂完成的碑刻——“梁歌九先生懿行碑”。此碑立于1929年春，碑文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亲撰，碑名由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家于右任题书。一位乡贤能得此殊荣，足见其在世时声名之隆、德行之感人至深。而碑文之获得，实赖梁歌九之侄梁际蓉向辛亥革命先驱蔡元培请文促成。梁际蓉本人亦为辛亥革命志士、民主革命先驱，其人生轨迹与梁歌九之懿行相互辉映，共同构成温村梁氏家族在近代中国大变革中的精神谱系。本文试就碑刻所涉人物、碑文内涵及历史价值略作考释。

二、碑文全文录入

蔡元培先生所撰碑文，依材料所录全文如下：

先生姓梁氏，名以劝，字歌九，世居山西忻县九原乡之温村。生三岁而孤。稍长，能勤读，为郡增广生学行斐然。会其兄庄甫，荩臣相继而逝，母王太夫人痛甚。先生性至孝，辍读经商，独肩家政。昏晨定省，依依孺慕。王太夫人享寿八十有四而终，晚岁未尝有忧色，先生养志使然也。先生幼席丰裕而勤特甚，及兄弟析灶，食指益繁。势分而用不支。先生乃倡议合居，申明约束，凡妇女勿怠中馈。子侄质颖者，遣出就学，钝者学工商，持先业。先生总揽诸务，自米盐琐屑以至市廛，经营陇亩播植一身任之，胼手胼足，无片刻之暇。如是者十年，家道由否而泰，商业由衰而盛，慈祥恺悌乡论翁然，称为长者。尝于其商号之侧，辟学塾以教乡之儿童，轻记诵，重讲解，学者多至百余人。出塾之后，皆能自立。设树艺社，改良农事。培养森林。时当清光绪二十四年，风气犹塞，先生独知造林之益，鼓舞提倡之，其明识如此。民国初年，乡人推为京议员，不行。益以笃人论和闾里，扶危济急，排难解纷为务。风俗之僻陋者化除之，信仰之岐误者矫正之。筹款立男女学堂，规制粲粲，凡所设施者皆各乡村所未前闻者，邑之长官，钦其义，凡举要政悉以谘之。历充县高等小学堂堂长，劝学所劝学员，禁烟会经理，九原自治董事会总董，县议会协议员，清理县公署财政委员，宣传所所长，宗圣会会长，县公款局经理，忻定静烟酒公卖分局经理，山西省银行监察，每任一事无不穈明勤慎，相与以诚。上下贴然，社会信服，而先生春秋亦既六十有三矣。民国十八年春四乡爱戴先生者议制文刻石，纪德行。先生兄子际蓉以文请，为书大略。俾往来者瞻仰徘徊，知所景慕云。

三、碑文撰书者考

撰文者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理念开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之先河，其为人清正，德高望重。据碑文末“先生兄子际蓉以文请”，可知请文者乃梁歌九之侄梁际蓉。蔡元培于民国初年主政北大及教育部，梁际蓉作为留日归国知识分子，或因同乡或同志之介得识蔡氏，其请文之举，既为叔父彰德，亦见梁际蓉在当时文化界之人脉与声望。蔡元培肯为一位山西乡贤撰文，既缘于师生或同志之谊，也说明梁歌九的德行事迹确有感人之处。

题名者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近代书法大家，尤擅草书，有“当代草圣”之誉。此碑碑名“梁歌九先生懿行碑”由于氏题写，可见此碑在书法艺术上的分量。于右任与蔡元培曾多次合作碑刻，最著名者当属1930年立于绍兴的《秋先烈纪念碑记》，亦为蔡撰于书，传为碑刻佳话。

四、梁歌九生平事迹考

梁歌九（1867-1942），名以劝，字歌九，山西忻县九原乡温村人。其生平事迹，碑文所述甚详，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孝悌持家。 梁歌九三岁丧父，由母亲王太夫人及二兄抚育成人。稍长考中秀才（郡增广生），学行斐然。后两位兄长相继去世，母亲悲痛不已，梁歌九毅然辍读经商，独力承担家政，“昏晨定省，依依孺慕”，使母亲安享晚年至八十四岁。兄弟分家后经济不支，他又倡议合居，统筹家务、农耕、商业，胼手胝足十年，终使家道由衰转盛。碑文言其“幼席丰裕而勤特甚”，可见其为人家风。

兴学重教。 梁歌九虽以经商持家，但始终未忘文教。曾于商号之侧辟学塾教授乡童，学生多达百余人，“轻记诵，重讲解”，教学方法在当时颇为先进，出塾后学生皆能自立。民国年间又筹款设立男女学堂，“规制粲粲”，为各乡村所未见，对温村及忻县教育影响深远。其侄梁际蓉日后得以留学日本，其孙辈梁园东等人得以接受新式教育并投身革命，与梁歌九重教兴学的家风密不可分。

明识远见。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风气未开之时，梁歌九即创设“树艺社”，改良农事、培养森林，其远见卓识令人称道。

履任多方。 据碑文所载，梁歌九历任职务包括：县高等小学堂堂长、劝学所劝学员、禁烟会经理、九原自治董事会总董、县议会协议员、清理县公署财政委员、宣讲所所长、宗圣会会长、县公款局经理、忻定静烟酒公卖分局经理、山西省银行监察。每任一职，皆“穈明勤慎，相与以诚”，社会信服。

民族气节。 据地方史志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歌九遣侄孙梁佩衷（梁园东）、梁佩裕参加抗日，临别嘱咐：“尔等学有所成当报效国家，日寇若来，家人恐不可保，勿以家人为念！”日寇占领忻县后，迫其出任伪职，梁坚决不就，遂被扣为人质，后在县城设塾授徒直至1942年辞世，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五、请文者梁际蓉生平事迹考

碑文言“先生兄子际蓉以文请”，此“际蓉”即梁际蓉（1881-1937），字翔临，忻县九原乡温村人，乃梁歌九之侄、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其一生事迹，足为梁氏家族在时代激流中之写照。

留学日本与加入同盟会。 梁际蓉早年受叔父梁歌九重教家风之惠，得以外出求学，后东渡日本，入日本手工业学校学习。留日期间，民族革命思想激荡，1906年，经同乡徐翰文介绍，梁际蓉加入由荣福桐主盟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忻县籍留日学生中最早参加同盟会的积极分子之一。此一抉择，使其人生与近代中国的革命浪潮紧密相连。

归国革命活动。 接受同盟会指示回国后，梁际蓉积极从事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他与同村同盟会成员梁硕光一道，在乡间以训练小学生“柔软操法”为名，暗中培养革命力量；在温村组织指导全村壮丁练习武术，活动范围扩展至孙家弯、奇村一带。为准备武装起义，他们还购买了40余条来复式枪支武器。这些活动使温村成为忻县一带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亦可见梁际蓉的组织才能与革命热忱。

辛亥革命与民国任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梁际蓉参加太原起义，为山西光复作出贡献。民国建立后，他就职于省长公署，曾任榆次县知事，以实干之才服务于新政权。

弃官与地下活动。 在阎锡山控制山西军政大权后，山西政局日趋保守，梁际蓉对阎锡山的统治方式有所不满，遂弃官而去，从事桑蚕实验，在太原开设销售商店，以此为掩护，暗中支持共产党地下活动。从同盟会革命志士到掩护共产党人，梁际蓉的政治转向折射出民国时期一部分民主革命者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拢的历史轨迹。

革命家庭与牺牲。 梁际蓉的思想和行动对其子梁园东产生了深刻的教育作用。1926年，梁际蓉支持梁园东在太原开展党的组建工作，使其成为山西党的重要负责人之一。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山西当局开始搜捕共产党人，梁园东在革命青年掩护下安全离开太原，但梁际蓉却与革命青年梁春霆、赵如镜同时被捕，遭受严刑拷打。梁际蓉被羁押半年后虽获释放，但因受折磨而身患不治之症，1937年9月逝世，享年56岁。

梁际蓉的一生，从留日学子到同盟会会员，从太原起义志士到榆次知事，从弃官从商到掩护地下党，再到为革命受刑而逝，其人生轨迹跌宕起伏，既是梁氏家族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延续，也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道路的缩影。他请蔡元培为叔父撰写碑文，不仅是为家族立传，更是在文化层面为乡邦保存了一段德教传统。

六、碑刻的历史价值

其一，名人联袂，文献珍贵。 蔡元培撰文、于右任题名的碑刻存世不多，此碑为研究两位民国文化巨擘的交游与书法提供了实物资料。而请文者梁际蓉的革命身份，更使此碑超越了单纯的乡贤纪德，具有了革命文化史的意涵。

其二，家族谱系与时代变迁。 此碑及请文者梁际蓉的事迹，共同勾勒出一个晋北乡绅家族在近代中国大变革中的完整图景——叔父梁歌九以传统道德持家兴学、服务乡梓，体现了旧式乡绅的德行典范；侄梁际蓉则走出乡关，东渡留学，投身革命，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至孙辈梁园东，更进一步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共山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三代人的道路选择，正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生动缩影。

其三，书法艺术价值。 于右任题名虽然仅数字，但由其晚年的北碑书法风格，足堪珍贵。蔡元培之文叙事平实而情感真挚，亦具文学价值。

此碑原立于温村东路旁，据记载在“文革”破“四旧”时被毁。所幸碑文录存在地方史志及民间资料中，使后人仍得窥其全貌。今据材料重录碑文，并加考释，既为保存乡邦文献，亦为景仰先贤遗风，并借此追怀请文者梁际蓉的革命志节，使碑前碑后之人，同得彰显于后世。

七、结语

梁歌九以一介乡贤，而能得蔡元培撰文、于右任题碑，非其位高权重，实因其一生“弥明勤慎，相与以诚”的德行感召四方。而请文者梁际蓉以革命志士之身，为叔父请此碑文，更使此碑承载了超越乡贤纪德的深厚意蕴——它既是一位传统乡绅的德教丰碑，也是一个革命家庭的精神见证，更是近代中国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历史印记。碑文所述梁歌九的懿行，与梁际蓉的革命实践、梁园东的共产主义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重教兴学的家风培育了走出乡关的视野，服务乡梓的责任感升华为救国救民的担当，传统道德的“诚”与“勤”转化为了革命者的坚贞与牺牲。碑虽已毁，文犹可传，人虽已逝，精神不灭，其教化之功与激励之效，当不因碑石之存亡而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