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救赎

王志勇

<p class="ql-block">作者:王志勇</p><p class="ql-block">美篇号:16288019</p> <p class="ql-block">   1997年8月,我从伊拉克乌姆卡寺尔UNIKOM联合国伊科观察团总部驱车返回科威特城途中接到我爱人从北京打来电话,告称:“北京今天36度!热死啦!”</p><p class="ql-block"> 我看了一眼车上的仪表盘,答称:“我现在所处位置的地表温度是62°C。”</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驻科威特联络处首席联络官,我每周都要去伊拉克边境的联合国伊科军事观察团总部述职、参加例行会议。</p> <p class="ql-block">  联合国伊科观察团总部设于伊拉克乌姆卡斯尔,距离科威特城直线距离不到一百公里。</p><p class="ql-block"> 九十年代海湾战争结束初期,沿途隐患重重,路面时有破损,公路沿线时常偶遇到因放牧人群与横穿道路的骆驼。 荒漠地带视野虽开阔,但不确定因素甚多。此外道路两侧遍布未彻底清除的地雷与战争遗留残骸,严禁偏离铺装道路越野行进。加之本人眼神不济,车技不佳,多重因素叠加,当年我驾车往返两地,单程通常需要至少两个小时。</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一次赶赴总部的途中,忽然一阵头晕目眩袭来,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方向盘几乎握不稳。我急忙把车停靠路边,喝下一瓶水稍作休整,缓过一阵才继续上路。</p><p class="ql-block"> 此后只能走走停停,驱车行驶一段,便靠边休息片刻,一路艰难挣扎,总算抵达总部。 彼时只觉咽喉灼痛、浑身滚烫,直接驾车前往总部医疗队——德国军医队。</p><p class="ql-block"> 护士测体温:39.6摄氏度。</p><p class="ql-block"> 德国军医闻讯赶来,当即确诊为重症热射病(中暑),要求立刻住院接受救治。</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在此维和任务区域 ,威胁联合国维和人员生命安全的,往往并非正面战火,而是交通事故与热射病。 这片沙漠地带常年酷热,气温在四十至七十摄氏度,气候极度干热。 所有抵达任务区的人员开展岗前培训时,教官总会反复叮嘱:外出巡逻一定要持续补水,切不可等到口渴方才饮水,务必做到未渴先饮。 一旦忽视这条准则,凶险致命的热射病随时可能找上门。</p><p class="ql-block"> 护士正依照医嘱准备输液器材,我忽感浑身骤然发冷,如坠冰窟寒气刺骨,止不住瑟瑟发抖,头部剧痛难忍。 我急忙阻止护士给我输液。 瞬间,久远的记忆重现——十多年前在非洲丛林里,我感染脑型疟疾时,出现的症状 恰似我当下的感受。</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1993年1月,刘鸣放上尉在柬埔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时感染脑型疟疾,回国休假时在广州病逝,成为我军第一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牺牲的烈士。</p><p class="ql-block"> 我在1983年1月在非洲也曾因脑型疟疾十多天高烧不退,险些丧命,后多亏服下一丸安宫牛黄丸才把体温降下来。 出院时,医生一再嘱咐我:因是恶性疟疾且治疗不够及时,疟原虫也许会长期携带,以后复发率高。</p><p class="ql-block"> 此后,我每次出国无论去哪个国家都会备两丸安宫牛黄丸在身边。</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并非我不相信洋大夫的医术,而是觉得咱家的老方子更靠谱。 我拒绝留在病房输液,给德国护士要了两瓶生理盐水,当场喝掉一瓶,带走一瓶,硬撑着开车回科威特。</p><p class="ql-block"> 返程路上歇了好几回,回到科威特已近午夜。我回宿舍吞下一丸安宫牛黄丸,灌了一肚子冰水。</p><p class="ql-block"> 我宿舍在办公室后面一栋小楼上,整栋楼就住我一人。 出于安全考虑,我到办公室躺在沙发上过夜。 隔壁就是联络处值班室,我嘱咐值班军官早上六点务必把我叫醒。</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次日被叫醒后,再测体温:38度。 显然自我救赎奏效,再次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一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