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溥仪）

辽东居士

2026.8.6

发表于辽宁抚顺

阅读《我的前半生》之十一

编辑 孙相适

　　我们继续阅读溥仪著《我的前半生》。文中的“正文”是原著内容，【】里的文字是编者所注。

在 苏 联

（第七章第一、二节）





　　上图左侧箭头所指是苏联的“赤塔”，右侧箭头所指是苏联的“伯力”。

上文说到，1945年8月17日，在沈阳机场，溥仪当了苏军的俘虏，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载往苏联去了。

正文

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有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了望，好象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忽忽的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仄，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忽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来!”

　　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中国人接我们回去的。其实说话的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手里。我认为落在外国人手里，尚有活命的一线希望，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是准死无疑。

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继续走了大约两小时，进入一个山峡间，停在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面前。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着这座漂亮的建筑，有人小声嘀咕说: “这是一家饭店呵!”大家都高兴起来了。

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后面跟着一群苏联军官。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

“苏联政府命令: 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他宣布完了命令，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

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收音机，有书报，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住了不久，我使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这时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是足够我后半生花用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确定我能在苏联住下来。因此，我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口头以外，共三次上书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三次上书，一次是在赤塔，两次是在两个月以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

　　在苏联，除了苏联翻译人员经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旅顺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听到国内的战争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认为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回国。那些伪大臣们却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所以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到后来，事实越来越真，于是他们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时，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我们后来移到伯力收容所，这里虽然没有服务员，我照样有人服侍。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和洗衣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叫我“皇上”，便改称我为“上边”。每天早晨，他们进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请安。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间，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的人分开，感到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很照顾我，允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奋勇，他不仅给我端饭，连洗衣服都愿替我代劳。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件事，只看做是命运的偶然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词，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我并没有献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我被押送回国。

　　（孙相适 2026.8.9 制作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