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李先念当众抽雪茄，毛主席盯着看了半天：你抽这么好的烟，怎么一直不介绍给我尝尝

肖科

1969年的那次中央会议上，很多人只记住了紧张的气氛，记住了会场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发言，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乎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毛主席此后多年的吸烟习惯。

会场里烟味本来就不淡，但那天，有一股不太一样的香味，慢慢飘开。它不呛人，不辣嗓子，反而带点淡淡的甜味，混着一点说不出的“凉意”，让人精神一振。

毛主席原本已经疲惫，会议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他顺手摸出香烟准备点上。刚把烟拿在手里，那股特殊的味道就钻进了鼻腔。他下意识侧过头，视线顺着烟雾飘过去，停在了一个人身上。

李先念夹着一根毛主席从没见过的粗烟，动作很慢，像是在细细品味。那烟并不多见，与常见的纸烟完全不一样，更粗、更短，燃起来时烟灰发白，火头不急不躁地往前爬，烟雾一圈一圈往上盘旋。

毛主席看了他一会儿。李先念太熟悉这种目光了——几十年的老战友、老搭档，那一点点“好奇”藏也藏不住。他迅速读懂了主席的意思，干脆利索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递过去。

毛主席接过，先闻了闻，又自己点着，吸了一口，眼睛一亮，嘴里半认真半打趣地冒出那句后来被许多人转来转去的话：

李先念笑了笑，没在会场上多解释什么。等到会后，毛主席让吴连登去问：“这种烟在哪儿买？”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点点揭开。

很多年后再回头看，这根小小的雪茄，其实连着的是两个人四十年的交情，是战场上的生死与共，是政治风云里的互相托付，也是一个老战友对毛主席身体状况的忧心——甚至，还是他用了一点“小心思”才办成的一件事。

那年六月，翻过夹金山，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北的小镇达维。这个地方，后来叫小金县，旁边那座著名的四姑娘山，当年还被很多红军叫成“东方的阿尔卑斯山”。更重要的是，这里见证了两件事：一次是长征历史上重要的懋功会师，一次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李先念。

那时候李先念只有二十五、六岁，职务已经是红30军政委，在红四方面军里是响当当的青年将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整个达维镇一片热闹。红四方面军按照张国焘的指示“拿出全套派头来”，一口气把大米、白盐等紧俏物资往中央红军战士手里塞。

有战士从担架上伸出手，握着给他东西的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手，眼眶通红：“太感谢你们了，这可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

6月16日，毛主席在镇上的一座小教堂里见到了李先念。两人第一次握手的画面，后来被很多老红军反复讲起：毛主席快步走上前，紧紧握着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脱口而出：

那会儿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坦白讲，真有几分紧张。他老老实实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我属鸡，还有几天就满26岁了。”

毛主席感慨：“我大你16岁，已经不惑之年了。你现在还年轻，前途很光明啊！”

李先念有点不好意思，还替自己“降格”：“我还不是我们部队最年轻的。我手下88师师长熊厚发，今年刚满20岁，那才是我们的小老虎。”

毛主席听了，明显很高兴：“好啊好啊，我们党有希望，我们的军队也有希望。”话说得不长，却是发自心里的欣慰——那可是生死存亡的年代，年轻、能打仗的干部，是最宝贵的资源。

接下来的谈话里，毛主席摊开军用地图，亲自向这位年轻的红军政委了解岷江、嘉陵江一带的地形、气候、群众情况。李先念一一作答，既实在又不夸大。毛主席听了几次点头，说：“说得好，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是相见恨晚啊。”

这一面之缘，在别人看来也许只是走个程序，认识一下。但对于毛主席来说，李先念的谦虚、实在、眼里有东西，很快就记在了心里。

时间很快来到1937年。西路军失利的消息，像一块石头压在很多人心里。那年冬天，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从新疆回来的李先念、程世才等人，吃完饭，大家围坐在一起。毛主席点上一支烟，话题自然就说到西路军。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不能说西路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没有努力。”毛主席说，“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还能跟敌人拼命，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

对于经历过西路军那段惨烈岁月的人来说，这几句肯定的重要性，外人很难体会。李先念后来提起这番话时，还说过：那一刻，他对毛主席的敬佩又深了一层。

毛主席知道李先念是地道的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大三期学习，却没想到，接下来组织给他定的职务，会“往下掉”这么多级。

当时李先念的职务是军政委，谭政去找他谈话，转达组织决定：调你去129师当营长，看看你有没有意见。

从军政委到营长，一下子连降六级。哪怕放在今天，这个落差也不小。很多人换了都会觉得憋屈。李先念愣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事情传到毛主席那儿，他很快叫来李先念，开门见山： “听说让你去129师当营长？这事是真的吗？”

李先念点头承认，毛主席当场就不高兴了：“这也太不公平了！”

李先念本来自己都没多往心里去，听到这句话，心里那股委屈忽然被点了出来——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那不是为了职务，而是有人站出来替他不平，这个“人”还是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想，说：“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队长高敬亭你认识吧？这样，我安排你去给他当参谋长，好不好？”

李先念笑着说：“我不仅认识，还很熟呢，在鄂豫皖苏区就一起打过游击。”

这一轮调整下来，他从“连降六级”，变成了在新四军、在中原地区抗日斗争中扛起重要担子的人。职务上的 “拉一把”，背后是毛主席对人的了解和信任。这样的信任，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没断过。

所以，当1969年他决定操心毛主席的烟的时候，用的不是普通下属的方式，而是老战友之间的那种“我懂你”的方式。

了解毛主席的人都知道，他这一辈子嗜好不多，抽烟算是最大的一个。

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去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一边跟农民拉家常，一边抽的就是老乡们自种自制的“叶子烟”。那种烟粗糙得很，纸都是自己卷的，可毛主席来者不拒，抽得很自然，农民反而觉得亲切。

战争年代条件艰苦，什么烟都抽得上，已经算不错了。很多时候，烟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有什么抽什么。毛主席自己也笑说：“吃百家饭，抽百家烟。”实在没烟，干脆拿当地老百姓的“旱烟”，甚至用树叶顶一顶，过过瘾。

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接见一位从外地来的老教授，毛主席照例掏出烟盒想请客人。打开一看，里头只剩一支。他想都没想，把烟折成两半，一半递给教授，一半自己叼上，点着了就聊起来。对方原本紧张得很，被这一半烟一分，心里一下松了口气，后来回去逢人就说：“毛泽东待人真诚，连一支烟都舍得分给你。”

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条件稳定了，工作却比以前更忙。文件一摞摞送上来，从国内到国际，从土地改革到外交布局，多少重大决策都是在毛主席深夜伏案、烟雾缭绕里定下来的。

身边的人回忆，说他晚上工作，一般能抽掉一包半。但那“抽掉”，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被他“烧掉”的——想问题想得太投入，点上烟，吸两口就搁在烟灰缸里不管了，任它自己往下烧。更多时候，烟夹在左手指间，他写东西写着写着，就忘了手里还夹着烟，烟灰一截一截掉下来，甚至桌子边角都被烫出焦痕。

后来你去中南海丰泽园看那张大书桌，桌面上那些小小的烧焦印，就是这么来的。

毛主席喜欢劲大、味浓的烟，一天没烟比一天没饭还难熬。他自己也坦承：“没有烟拿在手里吸，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好像缺了点什么。有香烟在手，就像补上了这个不足。”

可也正因为如此，当他要控制这个习惯时，难度可想而知。

1945年重庆谈判，是毛主席人生中极少数真正“硬控烟瘾”的阶段。蒋介石不吸烟，他一知道这个事，在重庆谈判期间就硬是一次烟都没点。对一个每天几十支烟的人来说，这绝对不容易。

蒋介石后来回去还对身边人说：“毛泽东嗜烟如命，可他知道我不吸烟，就在谈话时一根也不抽，此人不可小视。”

从“嗜烟如命”到“强行压住”，这背后是他对谈判气氛、对对手心理的拿捏，也是他那股子说做就做的狠劲。

只是，这种自我克制，并不能每天都来一遍。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烟一点没少。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保健医生、身边工作人员，劝了不止一次，甚至想过各种办法帮他戒烟，效果都不理想。最多，就是把烟一支掰成两段，抽一半算一支，勉强算“减量”。

李先念看在眼里，确实有点急。他知道，以毛主席的性格，你要直接跑过去说：“主席，您别抽了，对身体不好，我给您换个烟。”肯定被他一口回绝——不是不信任你，是他从来不喜欢别人为他搞特殊，“单独享受”这种事，只要沾边，他基本都不点头。

李先念干脆换了个路子：不是“帮你戒”，而是“帮你换”。

他开始琢磨能不能找到一种烟，味道好一点，劲儿稍微柔和点，对身体刺激小一点，最好还能借助中草药的成分，多少缓一缓喉咙。说来好笑，他这个“老红军政委”，居然开始关心起烟叶品种和烘烤工艺了。

最后选中的，是一种四川老烟叶。过去这种烟叶是给皇室做贡烟用的，种植讲究得很：不用化肥，只用猪粪、麻酱、香油这些东西做肥料。为的是让烟叶长得慢一点，长得结实一点，营养足一点，香气足一点。

为了让烟叶慢慢吸收土地里的东西，上水都要控制，不能多浇。收出来的烟，有“柳烟”和“毛烟”两种：柳烟味道淡、纯；毛烟味道重、醇。两种叶子燃尽时不怎么掉灰，烟灰发白，吸的时候喉咙里甚至有一点轻微的“凉”。

制成雪茄之前，还要用特制香料喷两次。这个香料是用甘草、桂皮等中草药，加上四川的特曲酒，按比例配出来的。说到底，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香烟”，更像是夹着中药和旧时贡烟工艺的一种雪茄。

为了这件事，李先念并没有直接把想法说给毛主席听，而是悄悄安排有关单位研制，编号叫“132”。等第一批做出来，他自己先抽——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当试验品。抽了一段时间，确定喉咙不难受，味道也稳定下来，又找了几个人一起试，确定没有明显问题，才开始琢磨下一步：

他太清楚毛主席的性子了：你端着送上去，“这是专门给您特制的烟。”不用想，主席第一个反应就是：浪费、不必要、搞特殊，拒绝。那就只能反其道而行——不说、不送、不强调，而是“让他自己发现”。

于是有了前面那一幕：1969年会议上，毛主席疲惫之际摸出烟准备点，李先念心里暗自掐着时间，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点燃了那根132雪茄。

会场上很多人只知道在开会，没人想到，李先念其实是在“配合毛主席的烟瘾节奏”，等他要抽烟时，再让那股特别的烟香刚好飘过去，让主席自己动心。

事实也的确如此——毛主席问那句“怎么不介绍给我”，看似随口一说，实际上就等于给了个“入口”。当时不多解释，是怕主席觉得当众讲太“讲究”，有种刻意讨好的味道。等到会后吴连登来问，李先念才把132雪茄的由来、用的什么叶子、怎么配香料、为什么这么折腾，一样一样说清楚。

毛主席知道真相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被设计”的不快，相反，他很感谢这位老朋友——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好烟”，而是一个在乎他身体的人，用了心的结果。他后来干脆就把这款雪茄当成主要的烟抽了很长一段时间。

毛主席年轻时抽烟没什么大碍，到了晚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熬夜、操劳，再加上烟一根接一根，身体开始拖后腿：血压高，白内障，咳嗽越来越重。他一咳起来，身边工作人员看着都心慌。

保健医生检查后，说是轻度咽喉炎。单从病名看不严重，可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再这么抽下去，后面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这一次，劝他戒烟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以前他还会说说笑笑地应付几句，这次倒是很干脆，点头答应试着戒——不是因为怕这点病，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年纪和担子，不再是三四十岁时那个“铁打的身体”。

对于一个有半个多世纪吸烟史的人来说，戒烟绝对不是一句话的事。刚开始，他烟瘾一上来，下意识还是要掏烟。可他说了要戒，就硬生生改成：只叼在嘴上，不点火。过一阵子，连嘴上也不叼了，只用手拿着，时不时在手指间转一转，有时送到鼻尖闻一闻，算是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

旁边人看着其实挺难受的。那是一种你能看见、却帮不上忙的折磨。他们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戒烟那段时间的表情，是少见的“难熬”——不是对外那种坚定，而是对自己习惯动刀子的那种隐忍。

不知道过了多久，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香烟的味道终于淡下去，最后几乎闻不到了。那段时间，很多老同志去看他，第一反应都是：“咦，怎么没烟味了？”保健医生心里清楚：毛主席真的把烟戒了。

回头再看这一生跟烟有关的细节，你会发现，里面藏着很多他的性格。

他抽烟，却从不用打火机，一辈子都用火柴，而且用得特别节省：火柴盒两边的砂纸，普通人随便划，他只在一边划，另一边常常是崭新的。用完的火柴盒，他要工作人员留下来，不许随手扔掉，让人去火柴厂装上新的火柴棍继续用。有人不解：“一盒火柴才一分钱，空盒子还留着干嘛？”被他听到，转头就点名批评：“我们国家还很穷，浪费不起。火柴盒是木头做的，扔掉就是把木材也扔了。”

他给客人分半支烟，自己叼半支，却把一整包好烟留给来访者、家乡人。他回韶山时，指着桌上的中华烟让大家别客气自己抽，自己却在衣兜里摸出半截之前没抽完的，一点火，美滋滋来一句：“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话听着好笑，在场的人却全都知道，他其实一直舍不得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他嗜烟如命，却能为了谈判气氛，一根不点，硬生生把习惯捂在心里；他靠着烟思考问题，却又能在晚年，面对一屋子的担心目光，咬牙一步步把烟彻底放下。

李先念那根132雪茄，其实就是夹在这些故事中间的一个小小节点。它既带着草根烟叶的土气，又带着老烟民对味道的讲究，更带着一个老战友那种不动声色的体贴——他不跟你讲大道理，也不摆出“我为你好”的姿态，只是在你习惯伸手的时候，悄悄换了一根对你伤害小一点的烟，然后等你自己说：“这烟不错。”

很多年以后，人们提起毛主席，是政治家的伟业、是军事家的决策、是那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迈，可像李先念这样的人，回想的往往是另外一些画面：懋功教堂里的第一次握手，延安窑洞里那句“英雄出少年”，被连降六级时有人挺身而出的一句“不公平”，还有几十年后在会场上，一根雪茄悄悄点燃，被老友发现，然后带着几分责备几分亲昵地笑问一句：

从那根烟开始，到最后把烟彻底放下，中间隔着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风雨与老去，也是一个“伟人”身上那些被烟雾遮住、却真实存在的细腻和温情。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mr.baidu.com,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