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与旧时光

至信長遠（文）

文/至信长远

图/手机随拍

我的童年，底色是姐姐的影子。

那时日子是清瘦的，刚走出大锅饭的农村，连风都显得寡淡。大人们的世界只有田里的活计，而我的世界，便是灶台前那个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她那么小，却已能熟练地揉面、生火，在简陋的灶间变出我们贫瘠生活里最珍贵的滋味。我至今记得她烙的薄饼，在铁勺里转着圈，薄薄的，边缘微微焦黄，那是用一点面粉、一点水和朴素的手法，便成就了我整个童年里最盛大、最奢侈的念想。那时一年半载见不到几次肉星，更没有如今孩子们习以为常的零食，我们也没有零花钱，连衣服都是大人身上褪下的旧布料，改了又改，先经过姐姐穿，再流转到我身上。

除了上学，我们便是这片土地上的小小劳力。放牛、放羊、给猪割草。只有在雨天，才能捏着泥巴，获得片刻放肆的自由。因为有姐姐，她默默扛起家里的活计，好让我能偷得一点闲。可这份“庇护”的代价，便是父母落在我身上的巴掌。我那时是野的，每逢预感到形势不妙，便会像只机敏的兔子，夺路而逃。前门是大路，一溜烟便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后门虽有障碍，却也总能被我翻过。我踩着一家连一家的屋脊，在倾斜的瓦片上奔跑，像武侠小说里的飞贼，再顺着村口的树滑下，躲过那阵最盛的风头。这是我用无数次皮肉之痛换来的生存智慧。

然而，姐姐却常常成为我逃亡计划里最大的“变数”。她会帮着父母关门，堵住我的去路。看着她把后门或门“砰”地一声合上，我心里涌起的不是恨，是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困惑与委屈。我们是相依为命的姐弟，她为何不向着我？这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桓了好多年。直到自己也尝过生活的风雨，才渐渐明白：在她那小小的心思里，或许觉得我这不听话的弟弟需要一点管教，又或许，她若明目张胆地帮我，那怒火也会烧到她自己身上。就如我总结出逃跑的经验，那大概是她总结出的、在家中安身立命的法则。

后来有了弟弟到他会走路、会说话了。我们便又多了一项任务：照顾他。弟弟天生伶俐，却把这伶俐用在了说谎上，闯了祸总往我身上推，而父母总信。为此，我没少挨冤枉揍。这让我直到如今，都对谎言深恶痛绝。

十八岁，我穿上军装，离开了这个让我皮肤疼痛、骨头里却刻满记忆的家。火车开动，故乡在身后缩成一个小点。军营的饭菜丰盛得让我第一次感到“天壤之别”的震撼。每当我吃着热腾腾的饭食，便会想起他们，想起父亲、母亲，还有姐姐。我想起临行前，才四十出头的母亲，因为长年累月的重活，已经开始掉牙，那张依然年轻却透着沧桑的脸。姐姐也外出打工了，在那通讯靠书信、一别就可能音信全无的年代，我们一家人，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天涯。父亲的信，总是寥寥数语，报喜不报忧，我却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所有的艰辛与牵挂，多少个夜晚，我抱着信纸，在部队硬板床上，泪流满面，彻夜难眠。

九七年探亲回家，故乡仿佛换了一副容颜。家里因种果树有了积蓄，盖了新房。父亲凭着瓦工手艺，忙碌而充实。生活的底色，终于从清瘦变得温润。姐姐正在谈恋爱，这是我归家后听到的、最美好的消息。弟弟也蹿高了，成了一个少年。父母和我说话时，语气不再是从前对待孩子那般，而是平视着一个可以分担风雨的男人。

那一刻，我望着新起的砖房，望着家人舒展的眉头，心中有一个念头破土而出，扎根生长：当我脱下军装，我要从父亲肩上，接过这个家，亲手把它建设得更好，让我们再也不会，失散于命运的寒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