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梵相——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2026年北京妙应白塔寺）

一叶轻舟10524536

北京白塔寺，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主持设计与修建。开始只建白塔，并迎释迦佛舍利藏于塔中。同年以白塔为中心建造大圣寿万安寺，作为忽必烈的家庙。

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万安寺建成，成为当时皇家进行宗教活动和百宫习仪的中心场所，同时也是蒙汉佛经及其他书籍的译印之处。

妙应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3000平方米，由正院和塔院两部分组成。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排列着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觉宝殿、七佛宝殿和塔院。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万安寺也毁于雷火，仅白塔幸存。

明宣德八年（1433），朱瞻基敕令修茸万安寺白塔；明天顺元年（1475），万安寺重建，改称妙应寺，延用至今。

明成化元年（1465），在万安寺白塔塔座的周围加修铁灯龛108座。

清乾隆十八年（1753），妙应寺修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妙应寺被八国联军洗劫。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妙应寺喇嘛被遣散，山门和钟鼓楼被拆除故建为白塔寺副食商场，其他建筑被占用，大量文物遗失或被损毁。

1976年，妙应寺白塔受唐山大地震影响。天盘下的十三天顶部被震坏。

1978年，妙应寺白塔进行维修加固，施工过程中，发现了清乾隆十八年（1753）存留在白塔顶部鎏金小境内的大藏经、木雕观世音像、补花袈裟、五佛冠、乾隆帝手书《波罗蜜多心径》、藏文《尊胜咒》、铜三世佛像、赤金舍利长寿寺等珍贵文物。其中的赤金舍利长寿佛、五佛冠等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1997年，对占用妙应寺山门的副食商店和居民进行腾退；

1999年，妙应寺正式对外开放。

2019年，妙应寺再次修缮；

2021年，妙应寺恢复对外开放。

妙应寺中的大觉宝殿位于天王殿以北，前有月台，两侧分立两尊元代石狮。大觉宝殿内正在举办《西天梵相——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展览。

“西天梵相”是融合印度、尼泊尔与我国中原、西藏、西夏等地艺术精髓而形成的佛造像艺术形式。最早见于《元史.阿尼哥传》的记载，其中提及刘元从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学习“西天梵相”，见证了这一艺术形式的流行与传承。

公元13～14世纪，北方蒙古民族崛起，建立元朝并实现民族大一统，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大力推广藏传佛教。经八思巴举荐，尼泊尔匠师阿尼哥在元代宫廷施展其非凡的造像技术，赢得忽必烈赏识，受命执掌宫廷造像事物。阿尼哥融合多元造像艺术传统，开创了独树一帜的造像艺术形式，“西天梵相”就是其艺术形式的典型代表。这一艺术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优秀品质，成为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

《梵源.匠星》

阿尼哥（1244～1306）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艺术之城”帕坦，自幼浸润于当地成熟的佛教造像与建筑传统，天赋卓绝、技艺根基深厚。17岁应召入藏，率队主持西藏黄金塔修建，仅用了不到两年便顺利完工，阿尼哥的技艺博得了八思巴的赏识，八思巴将他收为弟子并带到元宫廷。入宫之后，他凭借修复宋室针灸铜人的绝技受到忽必烈重用，之后忽必烈便便将修寺、建塔、雕塑等方面重要任务都交给他承办。阿尼哥不辱重托、积极效忠朝廷，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在《元史》《元代画塑记》及元代大学士程钜夫为阿尼哥撰写的传记《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留下了清晰的记载。

《艺出梵邦》

——阿尼哥在尼泊尔的成长

阿尼哥故乡加德满都谷地的帕坦是尼泊尔历史悠久的佛教艺术中心，佛塔、寺院密集，造像与建筑工艺传承千年，是喜马拉雅佛教艺术的重要发源地。阿尼哥自幼生长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中，系统学习造像量度、铸造与佛塔营造技艺，熟练掌握尼泊尔传统佛教造像的法度与工艺。故乡成熟的艺术体系与信仰，传统为他后来入藏建塔、入仕元朝、开创元“西天梵相”艺术风格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雪域建塔》

——阿尼哥入藏修建黄金塔

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为巩固国家统一，敕令在萨迦寺修建黄金塔，作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受命主持此项工程。西藏与尼泊尔山水相连，当时为萨迦第一任本钦的释迦桑波深知尼泊尔有很多能工巧匠，于是就以建塔之事求助尼泊尔国王。尼泊尔马拉国王在全国遴选80名技艺精湛的工匠，年仅17岁的阿尼哥凭借扎实功底以出众才能，受命带队入藏承担建塔重任。在他的统筹带领下，黄金塔历时两载寒暑营建告成，造作精工卓绝，艺格法度臻于上乘。八思巴对阿尼哥的才华极为欣赏，将他收为弟子，亲为其剃度并赐名。（阿尼哥在吐蕃建设的“黄金塔”现已不存在）

八思巴（1235～1280），本名罗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朝首任帝师，政治家、宗教领袖，藏语意为“圣者”。他辅佐忽必烈，统领全国佛教事务并管辖吐蕃地区军政，推动西藏正式纳入元朝版图；主持创制八思巴文（蒙古新字）作为元朝国字通行全国；举荐尼泊尔匠师阿尼哥入元，促成“西天梵相”造像艺术形成；在藏地建立政教合一体制，举行曲弥法会，极大促进了蒙古、藏、汉多民族文化交融，是元朝国家统一与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

《大都建功》

——阿尼哥在元廷的活动与贡献

阿尼哥随八思巴入大都面圣，忽必烈以残损宋针灸铜人试其技艺。阿尼哥悉心修护，经络穴位分毫无误，铜人焕然重生，满朝工匠莫不折服。他还与天文学家郭守敬携手合作，负责在其改良设计的天文仪器上做装饰，助力元大都天文台的营建。至元八年（1271年），阿尼哥奉旨主持设计建造白塔，融合尼泊尔、西藏和中原汉地艺术风格，建成元代佛塔典范之作。他毕生深耕造像、建筑、工艺等领域，完成大量传世杰作，成为元代宫廷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宗师。

公元1311年，皇帝追封阿尼哥“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赐谥号“敏惠”。阿尼哥一生留下的佳作在翰林学士程钜夫的《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有明确记载：“最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观一，若内外朝之文物，礼殿之神位，宫宇之仪器。”

《梵汉.相融》

阿尼哥从尼泊尔来到中国，毕生潜心佛教艺术实践，开创了“西天梵相”的新风范。所谓“西天”泛指中国以西、佛教发源的印度、尼泊尔等地，“梵相”有地域和宗教两层含义，从地域理解，“梵相”之“梵”与“西天”同义，如梵天、梵域等；但在宗教意义上，“梵相”之“梵”具有清净之意。可见，“西天梵相”在字面意义上所指为印度、尼泊尔流行的外来造像风格。但这种外来风格传入中国后，通过不断的传播与发展，逐渐融入西藏和中原及西夏地区不同的艺术元素，实际面貌发生了改变，而呈现出多元融合，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的艺术形式。元朝特设的造像机构及管理体系，为阿尼哥的艺术创作和“西天梵相”的中国化转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在造像遗存上，从早期的杭州飞来峰石窟，到元朝晚期居庸关云台的石雕，阿尼哥的艺术时代所奠定的“西天梵相”流脉贯穿始终。

杭州飞来峰石窟介绍

杭州飞来峰石窟是江南地区“梵相”艺术的集大成者。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九年（1282～1292）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为推动藏传佛教与江南本土文化、审美深度融合，实现对江南地区的文化认同，任命杨琏真迦主持，在南宋古都临安（今杭州）飞来峰开凿元代造像116尊。其中“西天梵相”造像46尊、汉式造像62尊、融合式造像8尊，形成了汉、藏、梵三系艺术交融的独特风格。

杭州飞来峰造像以佛教题材为主，同时包含少量道教及民间信仰造像。佛教题材涵盖释迦摩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弥勒佛等诸佛，观音、文殊、普贤、四壁观音等菩萨，尊圣佛母、度母等藏传密宗题材，以及十八罗汉、布袋弥勒、高僧取经图、天王护法等，元代造像更以汉式、藏式（西天梵相）并存交融为特色。

居庸关云台

北京居庸关云台作为元朝重要的佛教建筑遗存，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至正五年（1345）落成。券洞内雕有十方佛、四大天王，以及卷门雕有藏传佛教标志性的六拏具装饰，题材完整、规制严格。整组造像集中展现了佛陀造像的庄严静穆与四大天王的威武气势，代表着“西天梵相”发展后期的最高艺术水准与元宫廷审美法度，造型严谨、气势雄浑，是还原这一造像流派本真面貌、见证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关键实证。

《合流共韵》

——“西天梵相”的艺术渊源

“西天梵相”并非阿尼哥创造的单一风格，而是多元艺术深度交融的结晶。尼泊尔传统雕塑的法度根基、印度帕拉艺术的造型神韵共同为这一风格奠定了外来艺术底色；而唐宋造像兼具神圣感与世俗意趣、西藏审美气质的滋养、西夏造像浑厚质朴，赋予了它贴近中华审美的气质与形态。在外来技艺与中原审美的碰撞中，“西天梵相”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面貌。

本土艺术渊源——西藏风格造像

面相：头部偏大，面部扁圆宽平，肉髻高耸平缓，眉眼细长，钩鼻小嘴，五官集中紧凑，大耳垂肩，神态肃穆。

体态与衣纹：躯体浑厚敦实。肩宽胸挺，四肢粗壮有力；颈部偏短，整体气势雄浑；袒右肩袈裟，衣纹简洁洗练，采用萨尔纳特式表现，衣缘以连珠线装饰。

装饰与密教特征：多以红铜铸造。胎体厚重敦实，整体风格粗旷质朴，兼具神圣仪轨与藏地雄浑气度。

莲座：莲座为仰覆莲式，莲瓣宽扁饱满，排列规整，上下对称，莲座造型厚重沉稳，凸显庄重质感。

唐代风格造像

唐代造像以长安（关中）风格为主流，造像丰圆饱满、雄浑大气，兼具庄严威仪与雍容气度。

面相：面向丰圆饱满，眉弯目长，目光平视，面部宽大，尽显雍容大气，兼具帝王威仪与佛家静穆。

体态与衣纹：身躯雄健饱满，比例匀称，身姿挺拔端庄；衣纹下垂流畅圆转，薄衣贴体却不显拘谨，裙摆自然垂覆，气势雄浑。

风格气质：整体雄浑壮丽、丰腴典雅，是盛唐国力强盛、气度开放的艺术写照，庄严而不失亲和。

宋代风格造像

宋朝造像转向写实温婉、比例匀称、神情内敛，更具人间烟火气。

面相：面容柔和方圆，脸型偏温润修长，眉眼细长微垂，目光低敛沉静，五官刻画贴近人间凡人相貌，褪去唐代雄浑帝王气，多几分温婉世俗感。

体态与衣纹：身形舒展匀称，体量敦实厚重却不壮硕；衣纹分层繁复、线条平缓写实，衣料褶皱厚重垂坠，层次分明，弱化唐代薄衣贴体的样式，服饰细节写实细腻。

风格气质：整体温婉写实、世俗生活化，造像神态平和亲切，叙事感浓厚，将人间审美与佛教造像相融，静谧柔和，富有烟火气韵。

西夏风格造像

西夏佛造像以汉藏艺术交融为鲜明特色，兼具藏传造像仪轨与中原写实气韵。这种独特风格在壁画，唐卡以及雕塑中均有典型体现。

面相：面相方园饱满，轮廓敦厚硬朗，眉眼细长规整，神态沉静肃穆，兼具藏传庄严与中原写实气质。

体态与衣纹：躯体敦实厚重，身姿稳健端庄；衣纹简洁劲健、线条舒朗流畅，装饰简约克制，整体浑厚大气。

艺术风格与遗存：地处丝思路要冲，受中原、吐蕃、南亚艺术多重影响，形成汉藏交融的独特样式；代表作多见于榆林窟、敦煌壁画，黑水城、宏佛塔唐卡，以及青铜峡108塔、宏佛塔出土造像。

《艺脉相承》

——“西天梵相”的创作体系

“西天梵相”能够成为元代宫廷主流造像范式，离不开完善的创作机制与有序的技艺传承。元宫廷特设造像管理机构，阿尼哥与其弟子、家族在此一脉相承，将造像法度、工艺技法与仪轨规范稳定延续，使“西天梵相”从个人艺术创举，发展为有制度、有传承、有标准的成熟宫廷造像体系。《元史.阿尼哥传》明确记载阿尼哥“凡两京寺四观之像，多出其手”，充分反映了他技艺之高超与“西天梵相”在元代造像领域的主流地位与深远影响。阿尼哥将诸艺融会贯通，持续推动“西天梵相”凡中原腹地实现本土化演化，最终形成兼具法度、神韵与中原审美的成熟艺术样式。

“西天梵相”的艺术特点

“西天梵相”核心特色在于兼容并蓄的融合气质，既保有域外梵像标准造像比例、立体饱满的体态与密宗成套装饰体系，又融入中原造像平和温润的面容气韵、简约舒展的衣纹处理，成就元代造像艺术高峰。

《梵迹留世》

——“西天梵相”的重要遗存

“西天梵相”自元宫廷定型并广泛传播后，留下一批形制典型、风格鲜明、史载清晰的珍贵遗存，成为见证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与中外艺术互鉴的实物丰碑。从江南杭州的飞来峰石窟到京畿重地的居庸关云台，再到河北涞水金山寺的舍利塔与碑刻，这些遗存分布广泛、脉络连贯，既完整呈现出“西天梵相”从成熟定型到后期完善的艺术演进轨迹，也集中体现了藏传佛教艺术与中原、江南审美深度融合的时代特征。

金山寺阿尼哥碑文

金山寺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北35华里东龙泉村北的金山上，由元代广慧衲衣禅师创建，现存一座元代千佛舍利塔和几通元明时期石碑。千佛舍利塔塔身雕刻有藏式风格佛像，即七面浮雕小佛像中四佛一排的佛像。宝塔旁边所立《无量寿千佛舍利宝塔记》明确记载，阿尼哥作为“本寺都功德主”的身份主持了千佛塔营建事宜。可见这些藏式风格佛像是阿尼哥佛像创作的重要实物见证，对于研究阿尼哥造像艺术和元代“西天梵相”的风格面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梵艺.传承》

“西天梵相”对后世佛教造像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艺术脉络在明朝持续传承并实现了本土化演进。明永乐宫廷造像继承“西天梵相”核心仪轨与造像造型范式，融合皇家气度形成精致规整的新风格；以陈彦清、陈以德为代表的钱塘造像匠师，深植江南地域文化，上承元代杭州飞来峰造像遗风，接近永宣宫廷造像金精髓，将汉藏融合的艺术特征与江南审美意趣相融，打造出兼具法度与地域气韵的宫廷造像风格。

泥金嵌银嵌红铜不动佛铜像

宋（960～1279年）

东北印象帕拉风格

四臂观音菩萨铜像

宋（960～1279年）

东北印象帕拉风格

铜镀金药师佛像

元（1271～1644年）

元代西藏夏鲁风格

铜镀金释迦牟尼佛

元（1271～1368年）

元代西藏萨迦风格

铜镀金不动佛像

元（1271～1368）

元代西藏萨迦风格

铜镀金金刚手菩萨像

11～12世纪

尼泊尔风格

铜鎏金造像

唐永隆二年（681年）

中国唐代风格

铜观音菩萨像

宋（960～1279年）

中原宋代风格

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

元（1271～1368）

元宫廷风格

铜镀金释迦牟尼佛

元～眀（1271～1644）

元代西藏夏鲁风格

《宫廷造像》

——“梵相”的继承

明永宣宫廷造像，是元宫廷“西天梵相”最直接的正统传承。它在承袭元宫廷造像汉藏融合的造型、度量仪轨与工艺体系基础上，贴合明朝皇家审美加以完善，造型更加完美、装饰更加统一，褪去元朝的雄浑粗旷，转化为明朝的精致华丽，形成独具皇家雍容气度的造像典范，也为“西天梵相”后续的民间传承奠定了基础。

永乐款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

明（1368～1644）

永乐款铜镀金绿度母像

明（1368～1644）

明永宣宫廷风格

宣德款铜镀金观音菩萨塑像

明（1368～1644）

明永宣宫廷风格

《钱塘传承》

——民间匠师一脉

钱塘（今杭州）是“西天梵相”艺术在明朝江南民间传承的核心区域，其艺术源头直接承接飞来峰造像的汉藏融合传统。飞来峰作为元朝江南最集中、最典型的“西天梵相”石刻群，将藏传佛教造像仪轨与江南审美相融，为本地匠师提供了直接范本。以陈彦清、陈以德为代表的钱塘陈氏匠师，正是在此艺术土壤中成长，将石刻传统转化为金铜造像体系。

　　费孝通先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华民族造像艺术史的生动注脚。中华民族自古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外来文明，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让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两汉佛教东传，佛造像于中华大地扎根；唐宋融西域、印度造像技艺与中原审美，自成风貌；元朝阿尼哥以尼泊尔技艺为基础，融汇梵、藏、汉、西夏艺术精髓，铸就“西天梵相”这一里程碑式新范式；明清宫廷造像承其遗韵，各地匠师深耕发展、多元演绎？中华民族历经朝代更迭，始终在大一统格局中坚守文化认同。这些千年造像遗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石。深挖“西天梵相”的交融内涵，传承各民族同心同向的历史基因，必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力量，让各民族凝心聚力，共书民族复兴新篇章！

七佛宝殿位于大觉宝殿以北，面阔5间，原内祀七尊佛像，现改为三世佛，中央供奉释迦牟尼佛及两弟子（阿难和迦叶），左侧供奉药师佛，右侧供奉阿弥陀佛。

三尊佛像均为现代风格，脸谱化，艺术风格上略显平庸。

主尊佛像背面供奉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十一面观音是密宗观音的化身像之一，密宗称“变异金刚”，为六观音之一。主救济阿修罗道，给众生以除病、灭罪、增福之现世利益。总之为除恶导善，引众生入佛道之菩萨。

殿内两侧供奉的铜铸十八罗汉则神采奕奕。

（散脂大将，糸北方毗沙门天王八十护法神将之一，实为大菩萨之化身。其职责为统领二十八部鬼神众，巡行世间赏善罚恶，佛教典籍中常以忿怒相金刚武将形象呈现。）

二十四诸天是佛教护法神体系中的群体，源自古印度宗教神衹的佛教化改造，包含功功天、辩才天、大梵天王、帝释天、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日天、月天、金刚密迹力土、摩醯首罗天、散脂大将、韦陀天、坚牢地神、菩提树神、鬼子母、摩利支天、娑竭罗龙王、紧那罗王、紫微大帝、东岳大帝、雷神等天神。该群体源于印度教神话，诸天居于欲界、色界等天界，需通过十善业修行获得果报。

（雷神像）

诸天在佛教中既指天人个体，也包含其生存环境，汉化后多呈现帝王、武将形态，如大梵天做中年帝王相，帝释天呈后妃装扮。其职能包括护持佛法、降魔镇邪，如韦陀天托金刚杵护法，监牢地神正释迦成道。塑像多列于大雄宝殿两侧，姿态前倾以示礼佛。

（注：阎摩罗天塑像）

金刚密迹，又称密迹金刚，是手持金刚杵护持佛法、给佛担任警卫的夜叉神王。其名“密迹”源于能能听闻诸佛秘密事迹。在汉传佛教寺院中，其形象常与另一尊金刚力士成对出现于三门殿左右，民间俗称为“哼哈二将”。

摩利支天，是二十四诸天之一，在佛教中为毗卢遮那佛的化身，有隐形自在的大神通力；印度教中猪首人身的光明女神；为藏传佛教吸纳，变为三面八臂的独特造型，兼有除障及予乐的双重神职。据说是隐身和消灾的保护神，具有极大的威力，在上掌管三十六天罡星，在下掌管七十二地煞星。此外二十八星宿皆为其所管。

昊天上帝是中国古代的国祀主神，源于古人对天的崇拜，被视为无形无相的天道化身，拥有天生万物的创世神设定，统御自然与人事，五方上帝为辅佐，且有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作为使者。

大梵天，佛教术语。色界天二十二层天中的第十七层。

佛教里出现很多印度教的名词，但所指完全不同。佛随顺当时印度民众的世界观来方便讲法，令民众喜欢信受，依法奉行后能得到真实利益。比如六道、大梵天王、天龙八部等都是借助世间法来讲法。

大辩才天是印度教及佛教天神，别称妙音天、美音天、大辩才功德天等，主司智慧、辩才与福德。

该天神在佛教中被视为能增益智慧与辩才的护法神，《最胜王经》载其現阎罗长姊相，着青色野蚕衣，供奉者可茯福慧，持诵该经能得智慧、财富及解脱。汉化寺院造像多为菩萨装八臂像。

鬼子母神，又称欢喜母、爱子母，为佛教护法二十诸天之一。其形象多为汉族中年妇女手抚或怀抱孩童，常被民间奉为送子、护儿之神。

据佛经记载，鬼子母原为王舍城外的恶鬼，因生前发毒誓转世后诞五百子，并捕食城中幼童。释迦牟尼藏其幼子，劝导其将心比心，终使鬼子母悔悟皈，依佛法，受持三皈五戒，成为护法神祇。

紫微大帝，又称为“中天北极紫微大帝”，中国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道教四御之一，位居玉皇大帝之下，辅佐玉帝管理星界。紫微宫又叫紫宫、紫微星，位处三垣之中的中垣，是星座上属帝王之所居，西汉未央宫、隋唐洛阳宫城紫微城、明清故宫名曰紫禁城既是这一来历。

娑竭罗龙王，意译为海，为八大龙王之一，及其所住之海而得名。他是二十诸天与二十四诸天中的护法神，常被塑成身穿帝王服的龙王像。娑竭罗龙王有一女儿，即八岁便立地成佛、辅佐观世音普渡众生的龙女。

日天是佛教神话中的神祗，属于天龙八部“天”部，象征太阳神。

菩提树神，别名守护菩提树的女天神，佛教护法天神，主要职责为守护菩提树。其形象多表现为手持带叶菩提枝、身着描金凤衣的中国古装后妃。菩提树原名毕钵罗树，因释迦牟尼在此树下悟道成佛成为圣树，信徒形成绕树礼拜习俗，并延续至今。

帝释天，又称天帝。他头顶宝冠，身披璎珞，手持金刚杵，威严与慈悲并存。住于须弥山，有诸天及众眷属围绕。生前是个叫摩伽的婆罗门，乐善好施，与三十二位知己好友同修福德善业，命终后一道投生忉利天宫。

摩醯（xi）首罗天，又称大自在天或湿婆，基督教与佛教共有的神灵，起源于印度。在印度教中，其为创造宇宙的最高主神；佛教则视为色界顶色究竟天之主，属二十四诸天之一，并被归类为自在天外道之主神。唐代佛经记载其具有“胜意生明”（明即秘咒、陀罗尼之意），能通过陀罗尼咒语利益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坚牢地神，别称地天、持地神，是古印度神话中主掌大地及地上植物的女神，其职责为保护土地及土地上一切植物免受灾害，佛教吸纳为护法神后位列十二天之一。

紫那罗，意为疑神、人非人，是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之一，亦称歌神、音乐天。其貌似人而顶有一角，故称人非人。

大功德天，即吉祥天女，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幸福与财富女神。名称最早见于《梨俱吠陀》，在《阿闼婆吠陀》中被人格化，旧称功德天。她的像多为丰满美女，面带慈祥微笑。

七佛宝殿的天花为三个盘龙藻井。

殿内角落放置一口青花大缸。

从缸上开窗内的人物图案看，应该是明清时期的旧物。

塔院位于妙应寺最北边，由南侧的三世佛殿和北侧的白塔组成。

三世佛殿（具六神通殿）

面阔三间，歇山顶，殿内供奉三世佛。主尊释迦牟尼佛主管中央娑婆世界，他有两位胁侍。“大智”文殊菩萨和“大行”普贤菩萨。但这里的塑像是伽叶和阿难（与前殿相同）。

乾隆皇帝御笔“具六神通”匾额。

佛家六神通，又作六通。指六种超越人间而自由无碍之力。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

东方药师佛，主管东方净琉璃世界，一般祈祷于药师佛，主要目的在于祈求现世安乐。药师佛可以保佑世人消灾、延寿、去病。

阿弥陀佛，主管西方极乐世界，一般祈祷于阿弥陀佛，主要目的在于祈求死后的解脱。汉传佛教认为，阿弥陀佛主要是以其愿力，引渡众生到极乐世界，脱离苦难的轮回，故亦号“接皆引佛”，也因为此佛有无量寿命与光明，亦称“无量寿佛”。在藏传佛教，他被称为月巴墨佛，也是长寿的象徵。

三尊佛像外罩，雕刻精美绝伦，一看就是清乾隆年间的工艺。

殿内的小型镀金佛龛，有信众供奉的糖果。

佛龛另一侧放置的清代唐卡。

妙应寺白塔位于塔院中央偏北，为喇嘛嗒，色白如银。塔高50.9米，塔基为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半圆突起莲瓣组成的覆莲座和承托塔身的环带形金刚圈。覆钵形塔身有七条铁箍环绕，十三天顶端承托直径9.9米、上覆四十块放射形铜板瓦的华盖。其周边悬挂三十六个铜质透雕的流苏和风铃。华盖顶的铜质小塔形宝顶，高近五米，重达四吨。

白塔塔基细节

用大城砖垒起，呈T形的高台，高出地面2米。在塔基的中心，筑成多折角方形塔座，叠高9米，共三层，下层为护墙，二、三层为须弥座，每层四面各左右对称内收两个折角，因此拥叠出许多角石和立面。

妙应寺白塔是元大都遗存下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同时也代表了佛塔较为原始的“窣渚波”形式。是北京最早的藏传佛教佛塔，也被认为是北京最古老的标志性建筑。

妙应寺白塔旁边的并蒂树，内部虽然已经空洞，上面的枝叶仍然生机勃勃。

妙应寺是一座具有七百余年历史的古寺，妙应寺白塔是后世研究元代佛教及其建筑艺术的重要史迹，也是汉、蒙、藏民族团结和中—尼两国友好往来的见证，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有不同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