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们华山中学几名七零届同学相约茶叙,回忆54年前的“11、8”我们一起奔赴崇明新海农场28连务农,从而开启的一段难忘的知青岁月。而今,五十五周年即将到来,白驹过隙,时间真快,当年的青葱少年,如今都成夕阳老人,回望过去感慨万千。(照片摄于2025年11月8日静安公园) 我们是七零届初中生,但直到1971年才分配毕业去向。前两届六八、六九都是“一片红”去外地农村,我们赶上了新政策“四个面向”: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四个面向”根据家庭情况分四档:“上工”上海工商企业,最好;“外工”外地工矿企业,次之;“上农”上海市属农场,再次之;“外农”外地农村,最苦(插队落户或偏远地区农场)。我被分到“上农”,崇明新海农场28连队。1971年11月8日,我们40余名去新海28连的同学早早到学校集合,由带队老师与工宣队师傅率领上了辆大巴。就此学生时代结束。 车到吴淞码头转登客轮。记得当时来往吴淞与崇明的客轮主要有两艘,沪航3号与沪航8号,沪航8号是双体客轮,宽敞,载客多,但投入运营时间稍晚。 船行约两小时后靠上南门港码头,我第一次登上了祖国第三大岛崇明岛。 新海农场28连的指导员叫谭茂枝,转业军人,当天与一名外号“辣毛”的女干部到南门码头来接我们。我们跟随他俩转乘长途车“南跃线”,两个小时后车在崇明岛西北部的一个叫29连招呼站的地方停下,大家下车。 公路旁有一片房屋,我们以为这就是28连,但谭茂枝说不是,28连在河对岸。于是我们便跟随走上一座简陋的毛竹小桥。上桥,眼前景色大变,对岸大片的农田广袤无垠,这是城市里长大的我从来没见过的,即使在松江学农时也没见过,一种空旷荒凉感扑面而来。 大家提着行李走了很长时间,走过大路走小路,又过了条河与几片房屋,28连还没到,大家泄气了,有人怀疑领路的两个“乡下人”是否认得路,不肯走了。 28连生活区鸟瞰 一个月后的12月16日成都中学50余名七零届也到了,他们走的是东边五营大路,连队干部没去接,派了辆牛车给他们装行李,他们空手走就行,这比我们轻松多了。 我们到的那天晚上,连队开了欢迎大会,老知青们又是唱又是跳的,热闹非凡,我空旷的心顿时充盈起来,热乎乎的,看来这个地方并不荒凉与冷漠。广阔天地确实大有可为。 我被分到五小队,团小组长是个善解人意的老三届,经常与新来同学谈思想,怎么过劳动关,过生活关,给我以很大帮助,她是我踏上社会后的第一个老师。 第一次领到饭菜票 第一次上厕所,那是一种半敞开式的简易“坑棚”,初来乍到都不知道哪儿放腚,很尴尬。 第一次在河里洗衣服。 我做农活还可以,但最怕拔秧,用力大了根拔断,用力小了又拔不快。拔秧是女生的擅长。 我宁肯去挑秧,田埂滑跌也比拔秧好。 8月份的双抢插秧则是煮人大火锅,上晒下蒸,从早到晚,没有晕倒现在想来简直是没道理。<div><br></div> 终于割完了 割完稻子忙脱粒 开夜工是必须的。 发工资啦!我第一年工资18元/月,扣除饭菜票及各种杂费,最少的一月到手现金1.5元。经常穷得身无分文。一年后调整到27元/月,还是寅吃卯粮不够。 因为表现积极被吸收加入共青团,满脑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与激情。 “就你了,队长!”同学谦虚,没人肯当新小队长。班委以“你是团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为由迫我就范。 当队长脏活累活就得抢着干。深秋积肥,学习铁人王进喜,卷起裤腿赤脚跳进又冷又臭又黏的积肥大坑里,奋力用双脚搅拌,事后脚臭半月不退。 冬季最艰苦的是开河,那年开窑厂东边的大河,路远,我们天没亮就出门,走到大堤上旭日刚好跳出地平线,东方红了一片,只见广袤的田野上,远远近近,大道小径,星星点点都是去开河工地的赶路人。 那时的开河就是人海战术,没有机械,天寒地冻,人挖肩挑,愚公移山,所有人不得请假、没有病假,女生没有例假,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上,硬是把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方土从河床底部挑上两岸筑起大堤。那情景让我震撼不由联想起秦始皇筑长城。 最苦的要数女生,她们臂力不够不能胜任挖泥,只能挑泥,工程越到后面,工作面越深,泥土含水量越大,爬坡路线越长,河泥越软越容易陷脚,许多女生拔出左脚又陷入右脚,几番挣扎最终整个人就扑倒在泥地上。我亲眼看见队里的沈小英晕倒在稀泥里,脸色惨白,她被拖到岸上吹风,醒来后又被挂上扁担泥篓下去继续挑。工地上一片哭声。 开河工地上不但活重,而且常常喝不上干净水,口渴难耐,我喝过洗碗水,吃过河里的冰。而夜里则睡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几百号人挤在一起,男生睡一边女生睡另一边,中间用芦苇席子隔开。 各连队工程是包干的,白天干不完的活晚上接着干,哪个连队都不愿落在最后。有一年天黑后下起了雨,那个惨啊,又冷又饿精疲力尽,每走一步都似负重登山。 就这么个艰苦条件,男知青也不消停,老职工还欺负新职工,睡觉前把“三呆”往女生那边塞,结果两人扭打起来,其余的人不劝反在一旁起哄,这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欢笑,全然忘了白天的疲惫。 农忙,最可气得的是矮子营长开动员会,大喊什么“宁掉三斤肉不少一斤粮”“想要机械化先要革命化”等极左口号,对知青似乎充满仇恨,宁用人力不用机械,不折腾死我们不罢休。后来证明这人果真不是个好鸟,两次赌博被抓,最后一次跳窗逃跑时摔断了腿,从营长贬到连长,又从连长贬到普通职工,广阔天地上空再也没了他吼声。 双抢季在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半个月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抢收抢种,后来又加了个抢管,简称三抢。我有一年连续36个小时没合眼,许多人走路都会睡着。 打药水是轻松活。 抗旱保苗。有一年春末夏初,一连20多天不下雨,正值玉米等作物出苗拔节时,眼看着田地开裂,秧苗枯萎,我们起早贪黑挑水浇苗,小河干了去大河挑,挑水的路越走越远,肩膀磨破了几层皮肿得老高,人又黑又瘦。在田头,不信神的我摸着隆起肩膀哀求道:老天爷,快下雨吧,求你啦! 我们男生一只脸盆往往是多用的,洗脸、洗脚、撒农药化肥,如果是铝盆还可以用来煮花生当锅用。 1974年连队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上调回城人数增加,人们关心的重点从1973年的“学前进、赶先进”热潮中转移到上调回城上。德高望重的指导员谭茂枝此时也调离了连队,连队风气大变,人心涣散,从政治思想工作挂帅,退变为拳头暴力管理,打架、偷窃事件频发。 那时没有环保意识,农药剧毒。兄弟郁惟骅是植保员兼药水班班长,性格率真急躁,常年与农药打交道,忙时直接用手拌农药,拿馒头边吃边干活。2011年被诊断为尿毒症,2019年去世。我不知道他的早逝与打药水有没有关系,但真心为他可惜。 拷浜。我们刚下乡时河沟、水渠里还有许多鱼、黄鳝等,拿只脸盆沿田沟走一圈就可抓到一脸盆的河蟹。但后来就没有了。 最初两年,连队还没建水塔,生活用水都在东边的明沟里,无论是食堂淘米洗菜,还是我们洗衣服刷鞋子。 我那时胃口超大,最多一顿吃过两斤饭。下乡第一年我们每月定粮是男生39斤,女生35斤。第二年增加到男生41斤,女生36斤,小队里女生高风亮节每人让出1斤,我们男生每人增加1斤到42斤。但我还是不够,经常要家里寄粮票来。除了粮票,当年还有布票1丈3尺半,专用券3尺,以及棉花劵,香烟票等。食堂饭票1角6分一斤。 上理发店是不可能的,没钱,男知青们都互相理发,个个都是剃头师傅,不管剃得好看难看,坑坑洼洼也无所谓。 冬天最惬意的农活是摘棉花,如果有太阳又无风的话。 意外事故也是有的,最惊险的是一次手扶拖拉机从老鼠沙回来,不知谁在机耕路上挖了条沟,等拖拉机手发现已来不及刹车,整台车连人带货翻进了河里。畜牧班周克勒被倒扣在河底,虽然最后爬了上来,但已吃了一肚子脏水,好在没死人。 但从丰收拖拉机上摔下来的“小苍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想搭车去场部,爬上装满粮包的拖斗,不料车一巅,他手没抓住摔了下来,不幸的是拖斗的车轮正好从他肚子上碾过。那天我在现场,看见了那个惨象。更悲的是,他是私搭拖拉机,不属于工伤,没有工伤抚恤金。他爸妈来了,连队里给了他们些黄豆等农产品算是慰问。 “炉子坏了,今天没热水。”<div>最初的几年没浴室,知青喝开水去老虎灶打,洗澡就没办法了,夏天男知青到河里游个野泳,冬天几个月不洗澡正常,人人发臭也不知其臭了。</div> 畜牧班周克勒是我兄弟,人狂野不羁,没人见他不怕,唯独与我要好。一次与人打架输了,不服,回来自研野蜂毒针,并拿淘汰小猪做实验,小猪当场口吐白沫抽搐肿胀而死。他扬言要给对方也来一针,对方听闻吓得连夜逃回上海。 涂药防苍蝇。食堂里晒小鱼,引来成群苍蝇,老胡子拿来敌百虫给鱼涂上,苍蝇不敢落了。晚上小鱼放油锅一炸,香气四溢,端上卖饭窗口,瞬间售罄。 场休,难得的悠闲。兄弟郁惟骅、胡红元多才多艺,一个画画,一个吹口琴。 男知青抽烟多,我牢记母亲叮嘱:“不可抽烟”,但顶不住旁人怂恿,也偷偷抽过几支。 月夜琴声。夏夜郁兄常会去河边拉小提琴,那是28连上空最美妙的声音。 文艺青年毕竟少数,更多的知青空余时间只有玩最原始的游戏,比如扳手腕,我就是后两排平房中的扳手腕大王。 看书是件困难的事,一是没书,二是一间寝室只有一盏15瓦灯泡,暗若鬼火,更可怖的是矮子营长冷不丁地会来查房,看见谁看书就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污虫,看蛤么资产阶级书,充公!” 但班组学习雷打不动,天天读“最高指示”、“批林批孔”、“斗私批修”,“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白天与天斗与地斗晚上与人斗。一轮接一轮永无止境。 寝室里有个叫邱成的66届高中生,好像是个批判对象,他床上堆有很多书,都是我没见过的。见我有兴趣,借我一本,这是我除毛选四卷外读到的第一本理论书,普列汉若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开了我读书的启蒙。 我很快被书本迷住,灯光太暗,我动脑筋拿来冻疮药膏做小油灯,这样躲在蚊帐里也可看书。 不料一次不慎将膏药灯打翻,引燃了床单被褥,幸而对床正在洗脚,一盆洗脚水泼过来浇灭了火苗。 膏药灯不能用了,我不死心,趁回上海之际去虬江路市场淘来整流器、灯管、灯座、斯达特,去猪棚捡块木板,自己组装小日光灯。 蓬荜生辉。成功了,当小日光灯点亮时寝室里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 过了一段美妙的读书日子,但好景不长,一次营里来用电检查,正好把我逮了个正着。 此时小灯犹如我性命,我拼命护着不让拆,惹恼了带队的副营长,他当即去办公室打电话,叫派出所来人。队友们对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快跑吧!我便跑入玉米地躲起来,半小时后营部方向果然来了辆吉普车,沿着机耕路驶进了连队。我忍着蚊叮虫咬一直躲到太阳偏西,吉普车走了才出来。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小灯还是被没收了,我也在全连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万幸的是当时跑得快,没有被抓去关“抗大”,否则一顿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因为“看书事件”,我对矮子营长们记恨多年,直到近年才释怀。感觉他们也是时代牺牲品。就说矮子营长吧,原本地种得好好的,忽然你们让他当上大官,管上千号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不只是管种地,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实行再教育,改造他们的三观,这是项关于确保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大事,怠慢不得,所以他奋不顾身,勇挑重担,不怕怨恨地对知青实施高标准严要求,当然这中间难免掺杂些一朝把令拿就把威风耍的小人习气,这也可理解。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么伟大的使命,随着知青大返城风一吹一切都结束了,他就像条被时代大浪拍到沙滩上的小鱼,怎么翻腾也没人理。若干年后知青回乡省亲,他闻讯去迎接,竟没几人搭理,那一刻是真惨,当年叱咤风云的他最后一点面子也没了。(照片摄于2011年28连知青回崇明农场) <p class="ql-block">徐克思在给我们讲“费尔玛大定律”。俗话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定会为你再打开一扇窗。纸质书看不成了,我忽然发现身边原来还有本更大更全的真人百科全书——住我隔壁的菜园班徐子荣,外号徐克思。</p> 我是在一场批斗会上认识他的,他是复兴中学66届高中生,在学校就是尖子生,因写了批驳姚文元唯生产力论的文章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那天大会批斗,来了许多县里的、场里的理论专家,结果没有一个辩论过他的,反而被他驳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徐克思最后在革命群众一阵阵愤怒的“永世不得翻身”的打倒声中被押走。 三个月后他被押回原地改造,人变得木然,人们说他被关在“抗大”天天挨打,脑子打坏了。我是一次偶然与其交谈才发现他不得了,什么都懂,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知,对世界的认知远高于我几个层次,不由大为惊讶。从此之后我便暗中认他为师,一有空就向他请教,他也很乐意给我解惑,劳累一天后半夜还会带我去小洪坝看南方天空的星座。 <p class="ql-block">他很晚才回城,帽子当然摘掉了,被安置在某船厂当工人。2009年的一天,我们在28连会所相遇,时隔30年未见还都一眼认出了对方,他还是那么谦逊、少言、脸带微笑,好像历史的鞭笞一点也没给他心灵留下伤痕。在离开会所时我拉他合了个影。这是我们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合影。那天分手后他骑车回家,路上出了车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结婚,没有爱人,没有子女,就这么走了。但我永远铭记他,徐子荣,徐克思,我知青生涯中最好的老师!(照片摄于2009年28连会所)</p> 在农场的最初几年,还有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也是复兴中学66届高中生陈大维,可能是善辩的关系吧,人们给了他个外号“恶善”。他知识渊博,观点独特,语言幽默,我们十分谈得来。可惜因近几年言语过于犀利,超越多数队友认知被踢出了队友群。 那时我真穷,去小卖部买包5毛钱的雪饼也要犹豫半天。 适逢“严打”,头发长也不能上船。 1976年秋,我与刘维生回上海,绕道海门想买些农产品带回家。不料因没介绍信无法住店,想到街边防震棚里宿一夜,不料又被当作坏人追捕。 最后逃到城外棉花地里挨了一夜。维生还发烧了,两人一夜无眠。 好不容易熬到鸡鸣,摸黑去赶集,结果又被市场红袖章抓住,罪名是投机倒把,财物充公+罚款。我们求爹爹告奶奶,就差下跪磕头了,这才给我们留下回上海的车船钱。 为了不空手回家,除了买船票,我把剩余的钱又在青龙港买了些鱼蟹和蔬菜,还找了副破扁担。船到十六铺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只能沿着人民路、淮海路走回家,路上有人问:“哎,侬格鱼哪能卖?我没作声,抬着头径直往家走。身后传来一句“嘿!迭只阿乡架子杜咯!” 生活中也有好消息,不知哪年起,田里有了插秧机。 寝室里有了桌子与凳子 有家信当然是幸福的 就是有件事太难办,春节放假班里女生要我带她们一起回上海。后几年我在植树班,那里都是老弱病残。那一年班里两个小不点小蒋和小方死缠住要与我一起走。春节放假崇明回上海这一路之艰辛知青都知道,空手都不易,她俩还带了许多东西,包括每人30斤大米,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百般不愿意,可看着她们可怜巴巴的样子,又心软了。 我答应带她们走,但要听指挥,我把三人行李重新分配,最重的大米我来扛。但走到招呼站便泄气了,远远就见前方跃进站前有上百人围住一辆公交车在挤,还有爬窗户上车的。我们远远站着一筹莫展。 正在失望,公交车司机被乱挤的人群激怒了,丢下众人空车开到我们面前,喊我们仨上车,真是喜从天降,可把我们乐坏了。但幸运不会总有,到南门港又是人山人海,上船是更为艰难的拼搏,两小不点差点走失,好在最后都上了船。 吴淞夜奔。船到吴淞码头,下船去赶51路末班车,一段800米竞速赛跑,赶不上就要等几小时才有明晨头班车。好不容易辗转到了北站,已是凌晨,精疲力尽。我与小不点们分手,我去坐15路,她们各自扛着大包小包分头回家,看着她俩走路吃力的样子真是于心不忍,但我管不着那么多了,我已尽力。 1974年以后知青最大的心思就是盼上调。没有什么比回家更揪心,日思夜想。 三只苦瓜脸,难兄难弟。 又走了一批。 看着昔日的好友一个个离去,我对在农场战天斗地的前景完全心灰意冷。 1976年,我最好的兄弟郁惟骅上调走了,同批走的还有我爱慕已久的姑娘。心里满是惆怅与迷惘。<div><br></div> 否极泰来,也就在当年,忽然一声惊雷!中国大地变天了,四人帮被打倒,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了。彬鑫说那天领导让他写标语,他还战战兢兢,生怕不小心步了克思后尘。正巧巴子来串门,见状吓得落荒而逃,边逃边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好消息接踵而来,1977年高考恢复。我参加了那次高考,通过了文化考试,体检通知也来了,但被一条“社来社去”政策难倒,爸妈不同意读完大学还要回农场,说不如等上调,晚几年也比回农村强。于是我放弃了77年那次上大学机会。 1978年初我终于等到了上调,离开了七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崇明岛。回到了熟悉又陌生的黄浦江畔,背得还是那些行李,不同的是,离开时意气风发的少年回来已成老气横秋的小老头,眉宇间少了天真与热情,多了沉思与冷漠。 回上海后我辗转过多个工作岗位,结识了好多同事,其中不乏好友,但唯有对当年一起下乡的同学心心念念。几十年来,大家聚了散散了聚难离至今,因为那是人生的初见,那是上千个日日夜夜在泥水里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姐妹兄弟情谊,从少年到白发,那刻骨铭心的记忆不是一般上下班同事能比的,太珍贵了。(2009年华山同学合影) 我们第一次搞纪念活动是在1975年,下乡五周年。此时已有一部分同学上调回城了,我们剩下的11位华山中学男生在连队里组织活动。没有酒、没有菜,甚至连茶水也没有,但留下了我们最早活动的影像——青春的笑脸。 以后我们逢十周年就搞活动纪念,华山、成都两学校的几十号人聚会,有茶、有菜、还有干杯的酒。这是2011年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合影。此前20周年、30周年活动都有照片,可惜被我散落了,期望哪天会在某个角落里发现它们。 前几次活动都留有纸质纪念卡片,四十周年那次同学们做了一本合集,那是我们在时光隧道中留下的脚印。 2021年新冠疫情肆虐,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推迟到2023年进行。经历过疫情的同学们更为珍惜年轻时结下的友谊和余下的时光,分手时依依不舍,热情期待着下一次再聚。(2023年华山、成都两校同学合影) 然而,五十周年活动后,一个问题常出现在我脑海,我们还有多少个十周年?青春已过,壮士暮年,那不平凡的岁月已经远去,时光列车越驶越远,我们这些人将渐渐消失在地平线外,下一个十周年还有没有你,有没有我?<div> 有人说最要紧的是过好当下其它都是浮云。过好当下这话不假,但我认为仅此不够,因为我们是人,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空观,动物没有,只有当下一个概念。人为什么能超越猩猩、狮子、鲸鱼与其它生命成为地球之神?因为人能把记忆一代代地传下去,积累成今天站在先祖巨人肩膀上的我们。任何历史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是小人物,小人物卑微,但小人物的历史更稀有珍贵,甚至比宏大叙事更丰富、真实、靠谱。我们自17岁到25岁那段青春最灿烂时的经历,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留给未来世界的一份难以复制的遗产。</div><div> 我们很幸运,科技发展到今天已为我们创造了可能,我们可以借助AI工具把自己的故事形象地说出来,汇入信息的星辰大海,可以告诉后人我们曾经来过,公元20世纪七十年代,在地球的一角,中国崇明岛的泥滩上,一群小学也没毕业的七零届男女知青,青春在忙碌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乱斗中绽放与凋零的故事。<div> 纪念,十周年、五周年、每周年都可以。现在甚至不必躬亲,上网也行。为此对即将到来的五十五周年纪念,同学们决定做一个视频放网上,犹如当年我们做纪念卡片,今后老胳膊老腿出门不方便了,拿起手机、平板随时都可以回看。</div><div> 此议也启发了我,我不做视频做美篇,从个体的视角补充群体回忆,同时也为自己的青春竖上一块碑。<br><div> 但愿后世再无知青。<div><br></div></div></div></div> 说明:本美篇图片除有标明外均为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