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为你留灯开门的那人

钧儒

一九七五年夏末，镇上的梧桐叶还没黄，我和他就踏在了去苏南报到的那条路。出发前几天，队里的一位邻居伯伯对我说，他的舅老爷在县城汽车站工作，去苏南的长途票紧俏，你去找他，他能帮忙，我一听，觉得这是好事，又想着，我和他高中同窗三年，如今又在同一城市就读，虽说他上的当时比我要低一个档次，但报到时间却在同一天，这份缘分难得，不就是顺手的事吗？便托人多带了一张，两张票一起付了三十块钱。我身上一共才六十来块钱，那是家里东拼西凑才攒出来的，那时候农村人家，辛辛苦苦一年，纯收入也不过几十块钱，遇上荒年别说收入了，还要倒欠队里的。但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只觉得是举手之劳。

去报到那天清早，天压得极低，闷得像蒸笼，到了上午雨泼下来了，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雨，是那种从天上往下倒的雨，砸在瓦檐上砰砰作响，砸在地面上溅起半尺高的水花，从早上到中午，雨没有停过一刻，窗外的树被雨打得东倒西歪，路面上已经看不见路，全是浑浊的水在淌。

下午一点过后，雨小了些，但天色还是铅灰的。我赶到镇上车站时，全身已经湿了一大半。托邻居伯伯的那个人买的票还没送来，又过了一会儿，那位同学及家人也都来了，开往县城的那班车就要开了，怎么办呢？

我站在车站门口，雨丝飘进来扑在脸上，冰凉，我说：“你先去县城，到了那边再想办法”。他站在我旁，脸涨得通红，忽然转过头，叮着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到县城买不到去苏南的票，耽误了报到时间，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那句话，我记了五十年，

当时顾上细想，后来趁雨小了些，还是乘车去了县城，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窗外的田野被雨水泡得发白，像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

到了县城车站，我们直奔售票窗口，窗口里面的人头也不抬，去苏南的票已卖完了，心一下子沉到底。我硬着头皮，找到邻居伯伯的舅老爷，一个体面体态的中年人，坐在售票处的小办公室里，他慢条斯理地拉开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几包红塔山---那是那时候最好的烟，他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才抬起眼皮看我们一眼，慢悠悠地说：“你一个人嘛，我还能想想办法，两个人？两张票？没办法！我那时候虽不抽烟，但也听懂了，三十块钱已经掏出去了，身上只剩三十来块钱，还能有什么“想办法”？我什么也没说，离开了车站。当晚，我们住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旅馆的服务员过来敲门，二零二房间有人吗？，过来接电话。

电话那头是我大队部值班员的声音，带着那种乡音浓重的急促：“你的票！人家带到镇上车站！当时发觉你去了县城，只好晚班车又带回县城了！你快去车站，找一个名叫张瑞芳的售票员拿”。

放下电话，我们几乎是从旅馆冲出去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了，县城的街道上还湿漉漉的，路灯把积水照得发亮，我们一口气跑到车站，候车室已经空了，只有一盏日光灯嗡嗡的响着，我们找到售票窗口，敲了半天门，里面没有人应。正着急着，一位穿蓝制服的老职工从候车室那边走过来，我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上前说明了来意，他听了，抬手朝售票员住处后面比划了几下，说那边有几间员工宿舍，姓张的售票员就住在其中一间，但随即又补了一句：“这时候人都休息了呀，而且是女生宿舍”。我们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深更半夜去打扰一个陌生女同志的休息，搁在平时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但是，今晚若是拿不到票，明早我们去苏南的计划就要落空了。想到这就顾不上许多了，我们沿着那位师傅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宿舍是一排低矮的平房，窗户里黑漆漆的，只有尽头一间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走到那扇门前，心怦怦直跳，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抬起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透出灯光，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瘦高个，很苗条，扎着两条短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披着外衣，像是已经睡着了又被叫醒的模样。她揉了揉眼睛，看清是我们两个陌生人站在门口，微微征了一下，却没有慌张，只是轻轻问：“你们是来取票的？”我忙说：是，她转身进去，拿出两张车票，递了过来，手指细长干净，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白，我接过车票的那一刻，手都在抖，忽然觉得这世上冷漠的人很多，急迫的人也很多，但总有人会在你不知道的某一个角落，愿意为你留一盏灯，开一扇门。我看着她，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说，但只是嘴唇动了动，却只挤出了一句：“谢谢你……”。

她笑了笑说：“去报到吧，别耽误了”。其声音很轻，带着一点上海口音的软糯。像那晚刚停的雨，潮润而温和。当我把那两张票接过来，再将其中的另一张转交给我的那位同学时，竟发现自己是做了一件顶蠢的事！（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