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山学史摭忆（上）

王继平

湖南师范大学1984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生合影 1984年9月，我在湘潭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任助教两年半以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至1987年7月，在湖南师大学习了三年。湖南师大坐落于岳麓山下，我们研究生的宿舍（郝石坡教工三舍）正在岳麓山南坡。故这三年可称为麓山学史。
（一）
我于1982年1月留校任湘潭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助教。当时按照助教培养的规范，大致流程是：根据指导教师的安排，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理论学习和基本史料熟悉，跟随主讲老师停课，下寝室答疑，批改作业，逐步讲授部分课程。到1984年上半年，我已经做助教两年半了。根据指导教师崇汉玺老师的意见，在理论学习方面，研读了《资本论》；在基本史料熟悉方面，熟悉了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各专题以及《筹办夷务始末》《东华录》等最基本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做了一些资料卡片。同时，跟随唐增烈老师讲授的《中国近代史》做辅导，并在1984年春学期开始在历史班开讲部分中国近代史课程。当年老师的课堂教学训练非常严格，两年助教工作后，先在教研室试讲，教研室老师提意见，然后在教学班上几节、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最后才能主讲一门课。所以，当年能否主讲一门课程成为职称评审的重要教学指标。
到了1983年，不记得什么原因忽然青年教师中兴起读研究生的风气。本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就在本校读，没有授权的学校同意报考外校（起初是不同意报考外校），条件是签订协议，在职攻读，读书期间享受在职待遇，毕业回学校工作。这样，我就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
在大学毕业那一年，我曾经报考过研究生。当时想要考就考顶尖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当时没有一流更没有双一流的说法，一般的不考，所以就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的研究生。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是名落孙山，英语不及格。那时是各高校组织命题，不是全国统考。多年后我和近代史所的学者聊天，他说社科院的传统就是把英语题出的很难，好像存心不让人家考取。我说社科院毕竟代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水平，对外交流多，要求高一点也可以理解。
我是在1984年7月中旬收到湖南师大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记得当时我女儿刚刚出生，我把录取通知书带到了医院，分享给家人。9月初，我到湖南师大报到，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当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很小，基本上以培养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人员为目标。湖南师大那一年全校招了18位研究生，主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主持研究生迎新座谈会，鼓励我们要学沙家浜新四军十八棵青松的革命精神，刻苦学习。
八四级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共招了五位同学，即郑焱、沈其新、郑大华、王继平、欧阳哲生。我和郑大华来自高校（郑大华来自吉首大学），沈其新和欧阳哲生来自长沙市的中学，郑焱则是来自江苏无锡的一所中学。我们是湖南师大中国近代史专业第四届研究生，第一届是鲜于浩，第二届是郭汉民、傅志明，第三届是李育民、迟云飞、刘强伦、陈西平。我们第四届学生最多，以后也没超过这个数量。

我们的导师有两位，即林增平先生和王永康先生。林增平先生是著名近代史专家。1953年由南昌大学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6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20世纪50年代，他完成并出版了6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被国内许多高校列为教材和参考书。1962年出版了《辛亥革命》等箸作。八十年代，他与章开沅教授合作主编了120余万字的学术巨著《辛亥革命》，被海内外同行誉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我们入校时，林先生是湖南师范大学校长。王永康教授是湖南人，和陈旭麓先生是同乡、中学同学，长期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林增平先生和王永康先生是当时湖南师大中国近代史专业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两位老师，负责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中国近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指导工作。中国现代史方向则有韦杰廷、范忠程两位老师。
（二）
因为女儿刚出生40多天我就来上研究生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每周都回湘大。好在当年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以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为中心，课程很少，即使上课，也是以讨论式为主。我们研究生三年，公共课三门，政治和英语，二外日语；专业课三门，林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王永康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石振刚老师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即使就这几门课，除公共课外，专业课也是研讨式的方法，以讨论为主。
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主要是通过大量阅读史料培养问题意识，进行论文写作锻炼科研能力以及加强学术交流，开阔视野，互相启发，开拓思路等途径。
湖南师大历史比较悠久，是抗战时期创办的国立师范学院，有比较好的学术传统，藏书也十分丰富，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湖南师大的优势学科特别重视资料建设，当时台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都有购买收藏，如《中国近代史资料》正编、续编，《教务教案档》等等。我已经在高校工作了两年多，对研究方向有一个初步的设想，一是湖南近现代史。崇汉玺老师指导我助教工作时就建议在地方高校做历史研究，最好从地方史入手，一方面材料易于猬集，有独特性；另一方面湖南在近代史上的地位重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从平定东南半壁江山的湘军，到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无不打上湖南和湖南人的烙印。研究湖南近现代史就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二是作为高校教师，教学是第一位的，而不做学术研究的大学老师，讲课也不会有深度和特色的。因此设想对教学过程中发现的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不拘于哪一个时期，也应加以研究。所以，我在阅读史料的时候，就有目的的阅读相关专题。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教务教案档》，我就比较系统地阅读过，对其中的湖南教案材料给予重点关注、摘抄。后来以此为基础，对近代中国教案特别是湖南教案和反洋教斗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发表了系列的论文。
学术交流是提高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开阔了视野，能够与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前辈交流，获益匪浅；另一方面，同辈之间互相熟悉，取长补短，建立起学术联系也非常重要。林先生本身学术交往广泛，所以在这方面使我们受益多多。曾经邀请日本辛亥革命研究学者野泽丰先生来学校交流，介绍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带领我们五位研究生到中山大学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与陈胜粦先生的研究生交流。
最值得一提的是林先生与章开沅先生等倡议的“金鞭讲学”活动，给我们那一批80年代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金鞭是指张家界景区内的一条小溪——金鞭溪。金鞭溪发源于土地垭，自西向东蜿蜒7.5公里至水绕四门，沿途形成金鞭岩、神鹰护鞭、劈山救母等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其中金鞭岩相对高度达380米，石英砂在阳光下呈现金色光泽。峡谷两岸植被茂盛，溪水清澈见底，有“山水画廊”“人间仙境”之称。“金鞭讲学”实际上是面对研究生、青年教师的“中国近代史讲习班”，举办地点在张家界金鞭溪宾馆，故称“金鞭讲学”。 林先生与章开沅先生邀请了国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给讲习班开办讲座，有戴逸、李文海、茅家琦、李侃、林言椒、廖一中、王天奖、隗赢涛、林家友、吴雁南、祁龙威等等。这些大家的报告给我们这些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入门者很大的启发，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当年20多岁的年轻研究生们后来很多成为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精英，有的至今还活跃在近代史学界。

1985年张家界“金鞭讲学”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与章开沅、林增平先生合影 除了参加林先生主持的学术交流活动外，我个人还以湘潭大学历史系教师的身份参加过一些学术交流。如1985年在成都召开的“近代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学术研讨会”，结识了隗赢涛先生的研究生。
撰写学术论文既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方式，也是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具体体现。当年研究生毕业和获得学位并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论文也没有级别之分，一切以学术质量为准，发表在师专学报的论文可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或被《新华文摘》摘要。虽然没有论文要求，但读研究生就意味着毕业后要从事学术工作，必须锻炼自己的科研能力，发表科研成果。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湘潭大学的教师，科研是我的工作，所以撰写论文是我必须做的工作。因此，在三年研究生学习中，我尝试进行学术研究，先后在《史学月刊》《求索》《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贺金声起义述论》《左宗棠与曾国藩之比较》《洋务教育平议》《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的评价》等11篇论文，其中《左宗棠与曾国藩之比较》《洋务教育平议》《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的评价》三篇先后被《文汇报》《新华文摘》等报刊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