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刘汾大中十三年进士》是伪作。

东方墨客

根据搜索结果，《四库全书》并未收录所谓的《唐会要》卷七十七中关于刘汾中进士的记载，这一说法是清代弋阳新陂里修谱人伪造的谱牒内容。以下为详细考证：***一、核心事实：刘汾进士身份完全是伪造1. 正史无任何记载-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权威正史中，完全没有刘汾大中十三年（859年）登科的记录，也没有刘汾本人的任何传记。- 唐代进士名录的集大成之作《登科记考》（清代徐松编纂）逐年、逐人考证了有唐一代可考的进士，查阅其卷二十二“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该年录取进士三十人，但名单中根本没有“刘汾”，连同姓的都没有。2. 《唐会要》本身不载进士名录- 《唐会要》是北宋王溥编纂的典章制度史，分门别类记载各项制度的沿革，它从来不收录历科进士名单。记录唐代进士完整名录的是《登科记考》。- 作伪者连史书的体例都没弄清楚，选错了栽赃的对象，声称记载出自《唐会要》，这本身就是露怯。3. 伪造手法已被学界揭露- 明清修谱者惯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刘汾的“上级”刘巨容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被拉来作为依托；然后凭空编造一个刘汾，再将其“植入”到看起来权威的典籍中。- 作伪者可能找到了《唐会要》中记载大中年间某次科举或官制的段落，然后在其后添上一句“刘汾亦于是年登第”之类的文字，抄入族谱，对外便声称“载在《唐会要》” 。***二、关于《四库全书》收录情况的说明1. 《四库全书》收录的《唐会要》- 《四库全书》确实收录了《唐会要》，但这是北宋王溥编纂的官方典制史书，内容为唐代各项制度的沿革记录，并非后世伪造的版本。- 现存《唐会要》各卷中，绝无“刘汾大中十三乙卯进士”的记载。2. 所谓“《唐会要》卷七十七”的伪造- 搜索结果的考证文章明确指出，弋阳新陂里修谱人伪造了《唐会要》中关于刘汾中进士的条目，以“自证”其进士身份。- 这些伪造内容从未被《四库全书》收录，仅存在于弋阳新陂刘氏的族谱文本中。***三、学术定论- 清史学家劳格批注《大赦庵记》是伪作，指出刘汾身份不可信。- 民国学者胡适在1948年、1960年多次讲学中指出，刘汾此人唐史无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方积六教授在1981年发表《〈大赦庵记〉真伪考》，从官职、地名、避讳、唐官吏文书制度等多方面论证，确认《大赦庵记》是明清时期的伪作，刘汾是依托历史人物刘巨容杜撰出来的。- 方积六明确得出 “刘汾依附刘巨容” 的结论，这是该事件的权威学术定性。***四、总结结论：清代弋阳新陂里修谱人伪造的《唐会要》卷七十七中关于“刘汾大中十三乙卯进士”的记载，若被清朝《四库全书》收录，这是滥竽充数，是编辑人员的错误，但我没有查到四库全书收录《唐会要.刘汾大中十三乙卯进士》。这一内容是谱牒造假者为了给虚构的祖先刘汾“坐实”科举功名而编造的，在唐代所有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均无任何依据。 清代修谱人伪造谱牒的动机是多维度的，背后交织着制度变革、社会竞争、经济利益、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以下是基于现有史料与学术研究梳理出的主要动机：***一、提升宗族社会地位，争夺地方话语权这是最核心、最普遍的动机。明清时期，门第声望直接关联着宗族在科举、联姻、诉讼、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实际利益。- 攀附名门以抬高身价：修谱人通过将本族始祖强行与帝王将相、历史名人挂钩，使家族在地方竞争中迅速获得“名门”光环。例如，清代弋阳新陂刘氏修谱人将虚构的“刘汾”伪造成唐末名将刘巨容的嫡长子，并为其编造“进士、节度使、兵部尚书”等顶级官职，以此提升本支在地方宗族竞争中的地位。- 应对宗族械斗与诉讼：明清时期，江西弋阳等地宗族械斗与诉讼频繁。弋阳新陂刘氏在与当地汪姓、邵姓大族的长期冲突中屡屡败诉，急需通过塑造一个显赫的始祖来凝聚力量、震慑对手，在资源争夺中占据优势。- “同姓必攀大祖”的社会风气：在“王姓必溯太原、李姓必附陇西”的氛围下，修谱攀附名门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形成“你的祖先不够显赫，你就抬不起头”的集体心理压力。***二、窃取他族科举功名与名人资源许多家族在科举仕途上并无建树，通过伪造世系，可以“合法”地将其他支系的名人后代划归己有。- 直接将他族进士“认作己出”：弋阳新陂刘氏在北宋至清初“无一人中进士”，修谱人便窃取了德安刘氏（刘通后裔）的完整族谱，将该支系北宋进士刘日章兄弟七人及其后裔，强行篡改为虚构人物刘汾的子孙，实现了“功名窃取” 。- “合谱联宗”中的资源整合：通过“通谱”“联宗”的方式，不同血缘的家族协商共同认领一位显赫的远古祖先，以此实现资源共享、分摊赋役、壮大势力，这种“联盟”客观上催生了系统性世系造假。***三、争夺土地、寺产等现实经济利益伪造谱牒不仅是为了“面子”，更是为了实打实的“里子”。- 争夺寺产与免税土地：弋阳刘氏修谱人伪造《大赦庵记》等文献，谎称刘汾在乐平购置荒地、建造南山寺（大赦庵），并获得朝廷免税诏书。其实际目的是控制寺产管理权及免税利益，甚至因此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抵触，导致假刘汾墓和节度祠多次被毁。- 巩固族产分配权：在明清宗族社会中，祠堂、族田、水利等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往往以族谱记载为依据。掌握修谱权的一方，可以通过篡改世系来削弱对手的继承权或话语权，实现资源独占。***四、规避政治风险，洗白或美化家族出身- 政治避险：清代对边疆土司及少数民族部族实行高压管控，为了顺利承袭爵位、避免被“改土归流”，许多土司家族主动篡改族源，淡化少数民族属性。例如，青海李土司在清代将始祖从党项拓跋思恭改为沙陀李克用，以迎合清廷“汉化”要求，保住世袭地位。- 洗白污点：祖上有罪犯、流放者、低贱军户等“不光彩”身份的家族，通过修谱虚构世系，将“军户”改为“书香门第”、“流放罪人”改为“宦游他乡”，彻底切断不光彩的真实血脉。***五、职业谱匠的逐利与“模板化”产业驱动- 职业“谱匠”的产业化运作：明清时期，江南等地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的“谱匠”。他们事先备有各姓氏通用的“名人模板”，只需填入姓氏即可快速交付。明末松江人李延昰《南吴旧话录》记载，当时有人开设了赝谱专卖店，家谱造假已形成产业链。- 明码标价，按需定制：王姓必溯太原，李姓必附陇西，刘姓必挂汉室，钱给得越多，祖宗越显赫。《南吴旧话录》记载，谱匠帮大户修谱，不问真实来历，只问价钱高低。- “贵不敢附，贱不攸遗”的职业操守沦丧：虽然部分谱匠怀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底线，但在逐利驱动下，底层谱匠的“模板化”造假泛滥，导致全国族谱高度雷同。***六、文化心理：对“根”的建构与认同焦虑- 硬接“正统”以安人心：战乱导致谱系断层，绝大多数家族在明中后期首次修谱时，仅记得明初始迁祖，宋元以上世系完全空白。为了给族人一个“完整的根源”，修谱人不得不通过“接续”名人世系来填补空白，以此维系宗族认同与凝聚力。- “文化借光”与榜样激励：攀附一位同姓贤达，本质上是借其声望树立家族榜样，以此激励后人“勤学、孝亲、忠国”。这种做法在民间被视为合理的“文化借光”，而非单纯的欺骗。***总结：系统性造假的双重逻辑清代修谱人伪造谱牒的动机，可以概括为**“生存性”与“面子性”**的双重逻辑：| 动机类型 | 核心诉求 | 典型表现 ||----------|----------|----------|| 生存性动机 | 争夺土地、资源、政治安全 | 弋阳刘氏争寺产、青海李土司避祸改族源 || 面子性动机 | 提升声望、攀附名门、科举包装 | 刘氏窃取进士功名、王氏冒认琅琊世系 || 产业性动机 | 职业谱匠逐利、模板化批量化造谱 | 袁铉等职业谱匠的“定制祖先”生意 |正如黄宗羲所痛陈：“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 清代谱牒造假，并非个别家族的一时虚荣，而是制度变革、历史断层、阶层竞争与商业造伪合力下的社会性文史乱象。 附注：四库全书编著过程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发起、征书、整理、抄写、校订几个阶段，前后历时十余年。一、编纂的发起与机构设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要求各地官员搜访遗书。同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上奏，建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并校勘整理。这一建议得到乾隆帝认可，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设立 “四库全书馆” ，并定名所编丛书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由皇帝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及六部尚书等担任正总裁（共16人）和副总裁（共10人），并征召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戴震、邵晋涵、姚鼐、王念孙等360多位知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二、征集图书（历时7年）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为激励献书，清廷制定了奖励办法：- 奖书：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 题咏：进书百种以上者，择其精善之本由乾隆帝亲自题诗。- 记名：在书目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官府和藏书家配合下，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首，浙江进书4600种次之。三、整理与甄别《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敕撰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以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永乐大典》本**。四库馆臣对每部书做出三种处理意见：- 应抄：合格的著作，抄入《四库全书》；- 应刻：最好的著作，除抄入外还另行刻印流传；- 应存：不合格的著作，不抄录，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确定底本后，还需经过飞签（分校官贴条改正错字）、眉批等加工流程，再经纂修官复审、总纂官三审，最后送呈乾隆帝御览。四、抄写与誊录抄写人员最初由保举产生，后改为考试择优录取，最后又从乡试落第的生徒中挑选字迹端正者录用，先后共选拔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为保证进度，制定了严格的定额和奖惩：- 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 5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165万字者为二等，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官职。- 字迹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五、校订与装订校订是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 原书讹误者免记过；- 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 查出原本错误并签请改正者，每处记功一次。每册书后均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一本书需经分校、复校两关，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六、成书与分藏- 第一部《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完成。- 随后陆续抄成第二、三、四部，分别收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北四阁）。-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至五十二年（1787年），续抄三部，分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合称“江浙三阁”（南三阁）。全书共收录3462种图书，79338卷，约36000余册，总字数近8亿字。先后参与编纂、审校、抄写、校订等各项工作的人数达42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