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口五公祠说开去. 之四

长安一片月

七、铜像铸造年代考

这尊铜像的铸造时间，学界推算为后至元六年（1340）。彼时元代失蜡法已制度化近七十年，技术成熟，李善这样的地方匠人足以独立承担。但“一铸未必成”的古训仍在，百公斤的铜液灌入空腔，温度稍差，便成废品。我们能看到的这尊，是成功者。失败者已回炉，不留痕迹。

据《海口文史资料》第十五辑，陈文青《海府地区古今佛教寺塔碑像大观》文记录：“据明唐胄编《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寺观载：'老佛庙在门内大衙，祀普庵。元初时普庵有二像，一在海口，一在郡城东水关上。''南京灵懿真士，自宋绍兴以来，从法者又望南泉祖师一轮矣。地荒多寇，胜国至元间尝迎师于水关上接之。'并记铜像'背著永镇东关四字，左袖折纪造铸人氏。'"

查对今之铜像，背与左袖均无字。反之，在右肩后则凿字两行：“吉安路铸匠李善（下残）”；“□□路塑匠（下残）”。而右袖口边上则刻铭文四行。字多漶漫难卒读，乃过去保管不善，受磨损锈蚀所致。约可辨者，第一行：“……海涯舍财命匠铸。”第二行：“……供养保平安者。”第三行：“中奉大夫大都路……”。第四行：“□□至元□□□月吉日……”。至元上两字似“庚辰”，下三字似“六十年”，因为磨损，看不清。查吉安路，元置，属江西等处行中书省，今吉安县为其所治。

因此，上述文字可解释为：

首先，《正德琼台志》明确记载，元代海府地区原有两尊普庵铜像，一在海口，一在郡城东水关上；唐胄所见东水关老佛庙造像，背部刻“永镇东关”、左袖记造铸人氏。文献两个地点：第一是郡城东水关（老佛庙），琼州城东门水道，美舍河通海的码头，也就是元代州治城内东门一带，唐胄所见“背刻永镇东关、左袖记铭”的普庵像，就在这里老佛庙。第二，海口（海口浦），城外北边港口，今海口老城区、水巷口一带，不是后世府城。

陈文青实地勘验的那尊铜像，背与左袖并无文字，铭文全部移于右肩后、右袖口。两处记录铭文位置错位，最稳妥的解释是：明人笔下“永镇东关”那一尊，与后来安置五公祠、2000年失窃的铜像，本为两件器物。元代海口府城有二像，其一在后世变迁中佚失；另一尊由天宁寺保存至近代，后调入五公祠。

其次，陈文青查看的铭文解读：铜像铭文分两处，右肩后凿铸匠、塑匠题名，铸匠李善隶属吉安路，此元代建制足以排除南宋铸造可能；右袖口四行发愿文锈蚀漶漫，仅大致辨认出资人为“海涯”，造像目的为供养祈福、保境平安；铭文出现“中奉大夫大都路”字样，暗示出资人有与元大都相关的仕宦履历。纪年处可见“至元”“庚辰”疑似字迹，对应后至元六年（1340）；而文中提及疑似“六十年”三字，因磨损无法确认，仅能作参考。值得留意：此像铭文集中于右肩、右袖口，与《正德琼台志》所载东水关普庵像“背刻永镇东关、左袖题记”形制完全不符，是区分两尊造像的关键证据。

由此综合铭文、方志两重证据可得出清晰判读：五公祠失窃的普庵青铜坐像铸于元代晚期后至元六年（1340），并非南宋或元初器物，不宜沿用“宋末元初”的笼统说法；此像由江西吉安匠人铸造，安置于官寺以祈海疆平安。更重要的是，其铭文位置与《正德琼台志》所载东水关“永镇东关”普庵像显著不合，结合方志“元有二像”的记载，二者应是两件独立造像；东水关那一尊后世佚失，天宁寺一脉这一尊流传至近代，最终在2000年被盗。

铭文所载出资者“海涯”，长期被附会为征服海南的元将阿里海牙，这一说法无法成立。阿里海牙1286年亡故，造像铸于1340年，时间相差五十余年；二者名字写法、身份语境亦不对应。“海涯”应是元代晚期琼崖本地官员，与阿里海牙分属两个时代。

进一步推想，倘若“海涯”确属色目人后裔，这尊铜像就构成一幅极浓缩的元代宗教图景。蒙元色目群体来源庞杂，并非一概信奉伊斯兰教；直至明代中期，西域东疆、北疆仍有大量佛教、景教信众。一位色目背景的地方官出资供养一尊源自南宋临济禅师的造像，本身并不突兀。他可以是承袭西域旧信仰的佛教徒，也可以只是出于安定海疆、禳灾安民的治理考量而舍财造像。

这尊器物呈现多重叠加：造像原型是主张向内明心见性的禅僧，供养对象归于佛教，实际功能却向民间神道、禳灾镇煞靠拢；铸造团队来自普庵信仰发源地江西，供养人则可能来自另一套西域文化脉络。后世习惯于把普庵简化为单一佛教形象，这种“理所当然”是历史叙事遮蔽后的结果。

回溯海南历史，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大将阿里海牙麾下战船驶入琼州海峡，对峙白沙津；琼州安抚使赵与珞拒降，终因内应事发被俘殉难，海南岛自此易帜归元。至元十六年正月至二月（1279年2—3月），元将张弘范、李恒攻破崖山宋军大营；陆秀夫抱宋少帝赵昺投海，南宋残余朝廷覆灭，南宋灭亡。

六十年后，另一段历史在这尊铜像上附着而余绪至今不绝。

八、普庵祖师及普庵崇拜

普庵其人，与后世附会的神怪形象相去甚远。

普庵印肃（1115—1169），南宋临济宗高僧，袁州宜春人，俗姓余。相传六岁梦异僧点其胸，二十七岁闻 “庭前柏树子” 一语豁然悟道。 此语源自唐代赵州从谂著名公案，是禅宗典型话头。公案原文自《五灯会元》《无门关》：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赵州云：“庭前柏树子。”

僧云：“和尚莫将境示人。”

赵州云：“我不将境示人。”

僧再问，赵州仍答：“庭前柏树子。”

“祖师西来意”，是禅林永恒一问：印度高僧达摩自西域东来，究竟传了什么根本心法？学人总期待一个玄奥理论、一套秘传道理、一种特殊境界。赵州偏不给概念，只抛出一句看似答非所问的大白话 “庭前柏树子”；学人若执着于寻找隐喻、象征、玄秘答案，恰恰落入分别妄念。赵州反复重复此句，意在截断向外攀求之心：禅意不在远方秘传，就在眼前现成境相之中。参禅者以此无义味话头起疑情，穷追不舍，待到一切概念思虑陡然脱落，方能触机顿悟。

普庵禅师便是借这则古公案勘破迷障，此后住持慈化寺，教化一方。南宋乾道五年（1169），普庵印肃圆寂。他一生著述颇丰，《普庵印肃禅师语录》三卷存于《大藏经》，其佛学追求明心见性、向内求索 。把繁复的佛学从经院高墙里请出来，普惠底层民众，是佛教史上一次善意的简化，叫作“方便法门”。其本意是以浅近路径启人自省，而非搭建一套向外祈福、驱邪镇煞的灵验体系。

印肃圆寂后，一部以他命名的“普庵咒”在民间传开：全咒由梵语音译音节连缀而成——“唵，迦迦迦研界，遮遮遮神惹”——通篇无实际语义，只有循环往复的音声。这部咒语不见于他的语录，直到明代《禅门日诵》才收录刊行，学界几乎公认是后世依托之作。一个向内求索的禅师，名字最终成了驱邪镇宅的符咒本身；主张明心见性的学问，被改造成了向外驱遣的语言巫术——驱虫、辟邪、安宅、镇海，无所不包。

从科学角度看，这类节律诵念自有其作用：调匀呼吸、平复焦虑、安定心神，加上“念了便得护佑”的心理暗示，确能给苦难中的人一夜安眠。但后世附加的驱邪消灾、镇御风浪诸般神通，则是认知局限催生的语言灵物崇拜，以精神慰藉替代现实抗争，把本该用于造船筑堤、求医问药的力气，消解在循环往复的音声里。

普庵圆寂之后，对其“灵验崇拜” 迅速升温。民间很快流传普庵祈雨、禳疫、止灾等灵验故事。南宋朝廷多次因地方奏报“护国佑民”予以敕封：嘉熙元年封“寂感禅师”；淳祐十年加封“妙济禅师”；宝祐三年加封“真觉禅师”；咸淳五年加封“昭贶禅师”。 官方封赐把一位禅僧，从“修行导师”抬成可祭祀、可祈愿的护境神祇。但此时主流叙事仍在佛教框架内，尚未彻底脱离禅门。至元代，朝廷持续加封，信仰跨地域南传，抵达海南。 入元之后，大德四年加封“大德禅师”，皇庆元年加封“慧庆禅师”。

元代宗教政策宽松，江西慈化寺向外辐射，沿赣江、岭南海路扩散至两广、闽南、琼州；前文所述1340年海南铜像，正是这一波南传浪潮的实物证据。

元代这一阶段出现变化，造像不再只供寺院内部修持，转为官寺镇疆、安抚海疆民众的公共祭祀。前文《正德琼台志》记载“元初有二像，一在海口，一在东水关”，分别对应港口与城内水道，功能明显偏向镇御风涛、安定地方，而非单纯禅堂供养。 禅林里的宗师，和民间想象里的灵验神明并存。

明代普庵禅师完成“菩萨化”，普庵咒定型。 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给予超长封号：“至善宏仁圆通智慧寂感妙应慈济真觉昭贶惠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禅师升格为“菩萨”。 明代《普庵咒》正式入《禅门日诵》，成为寺院日常课诵内容；现存普庵本人语录中不见此咒文本，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是后世依托、托名流传。

原本向内顿悟的禅门符号，变成**安宅、驱邪、驱虫、镇煞、出海保平安**的通用咒语；东南沿海渔民、土木工匠、乡村法事广泛使用。

道教、闾山派、民间法教直接吸纳普庵咒与普庵祖师，法坛净坛、动土、驱煞都请普庵；部分地区造像甚至改为道袍形象，开始“佛道不分”。

清代至近现代，普庵信仰完全民俗固化，禅门本貌被层层遮蔽。普庵祖师不再主要以临济禅师身份被认知，更多作为“民间保护神”，建房、丧葬、出海、驱虫、安宅，处处可见普庵咒、普庵灵符。在福建、粤西、海南、东南亚华人社群，普庵祖师早已嵌入地方日常民俗。多数信众只知“普庵能镇煞保平安”，不知道他原是赵州公案开悟、主张明心见性的临济禅师；“普庵等同于佛教神明”。

普庵崇拜的流变，恰好是中国信仰史典型的层层叠加。

《海口文史资料》第十五辑里《海府地区古今佛教寺塔碑像大观》作者为陈文青，也就是记载五公祠普庵祖师铜像铭文的这篇文献。

《海口文史资料》第十五辑里《海府地区古今佛教寺塔碑像大观》作者为陈文青，也就是记载五公祠普庵祖师铜像铭文的这篇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