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口五公祠说开去 之三

长安一片月

五、苏轼也来过海南

五公祠堂里还住着一位“编外”的第六人。

绍圣四年（1097），苏轼 62 岁，新党执政，因宰相章惇等忌惮他在惠州尚得安适，再贬：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昌化军即今海南儋州）。

宰相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北宋新党人物、绍圣至元符年间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王安石变法重要参与者，《宋史》列入《奸臣传》，后世争议极大。

章惇也是嘉祐二年（1057）龙虎榜进士，同榜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一代名臣先贤；他族侄章衡为状元，章惇耻居晚辈之下，侄子比他强，他不服，弃榜不就职；嘉祐四年重考，中甲科第五。

章惇年轻时与苏轼交好。苏轼任陕西凤翔签判、章惇为商洛令，同游秦岭终南山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宋史・章惇传》）

但是在熙宁变法时期，章惇受王安石重用，任编修三司条例官；主持荆湖开拓，招抚西南蛮夷，经略边疆；后升至参知政事（副相）。元祐时期（高太后垂帘，旧党掌权），司马光全盘废新法，章惇激烈抗辩免役法不可废；遭苏辙、刘挚等人弹劾，外放汝州，长期被排挤。但绍圣元年（1094）起，哲宗亲政，章惇拜相，推行绍述：恢复青苗、免役等新法；对外强硬，对西夏、吐蕃用兵，拓土西北；对内大规模清算元祐旧臣。

但苏轼乌台诗案时，章惇不顾风险为苏轼辩护，曾伸出援手救苏轼性命。元祐旧党执政时，苏辙、吕陶等人持续攻击章惇，苏轼保持沉默；章惇深觉被辜负，裂痕加深。

绍圣年间，章惇拜相主政后，苏轼被贬惠州。据说，苏轼在惠州“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闻章惇见诗感叹“苏子瞻尚尔快活”，再贬昌化军（儋州）。这诗句是笔记轶事《艇斋诗话》所载，不是官方记录。

苏轼自惠州再贬昌化军（海南儋州）渡海前夕 ，他自知瘴海凶险，预作身后安排。苏轼《与王敏仲八首》，致书挚友广州太守王古。有与长子苏迈诀别时语句，“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缕缕此纸，以代面别。”文中举春秋义人延陵季子（吴季札）赢博葬子：季札长子死在齐国赢、博之间，就地安葬，不运回故土的典故。是全然的旷达明澈。

苏轼在儋州三年，步步艰涩。初抵儋耳，他一度寄居官舍，不久便被驱逐；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下买地结茅，取名桄榔庵。后来于城东黎子云宅旁筑载酒堂，以文会友、讲学授徒，在蛮荒海隅开启文教。琼州姜唐佐慕名渡海前来从学，临别时苏轼在扇上题句勉励：“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他与姜相约，待其登科便补足全篇；后东坡辞世，姜唐佐却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苏辙代替兄长续成全诗：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多年之后，儋州符确考中进士，成为海南首位进士。海岛文脉的 “破天荒”，正始于那间茅屋学堂播下的读书种子。

他作《和陶劝农》劝汉黎百姓垦耕，直言 “咨尔汉黎，均是一民”；是北宋年间极难得的族群平等视角，劝垦荒、革陋习，苏轼不把黎民视作化外蛮夷。

他偶然尝到生蚝，欣喜之余叮嘱儿子苏过切勿外传：“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以玩笑消解流放之苦，寻得生趣，是苏轼特有的幽默。

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夜，遇赦北归、渡海离琼，他写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三年投荒逐客生涯，被他从一场政治流放，重定义为一生中 “奇绝之游”。

故海南多有苏子祠堂，供奉苏轼塑像，祭奠其开海南文教之先河。除海口五公祠中的苏公祠之外，儋州东坡书院尚在，系载酒堂（苏轼讲学处）之旧址。元延祐四年（1317）桄榔庵遗址建东坡祠，至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定名东坡书院，祠院合一，延续至今，其主殿东坡祠，供苏轼塑像，兼祀苏轼儿子苏过。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驾崩、无子嗣，朝堂议立新君。向太后主张立端王赵佶（后来的宋徽宗），时任宰相章惇当众激烈反对，竟论断：“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属新法派、性格强硬，主张按礼制立简王赵似；但曾布等人立刻附和太后，端王顺利登基。徽宗自此深恨章惇。章惇晚年失势遭一贬再贬，先是罢相外放越州，负责哲宗葬礼。途中大雨，灵车陷入泥淖滞留一夜；台谏抓住 “葬事不恭” 连续弹劾。章惇请求辞职，徽宗顺势批准，出知越州（今绍兴）。接着贬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长沙）安置，失去实职、被监管居住。第三，建中靖国元年（1101）再贬雷州安置（今广东雷州）。当年章惇将苏轼贬往儋州，彼时苏轼在北归途中，听闻此事，致书慰问章惇家属，宽慰其家人。

崇宁四年 / 五年（1105—1106），章惇辗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不久即卒于贬所，享年 71 岁。

此时，苏轼已经去世四、五年了。

百年后元人修《宋史》，章惇因阻立徽宗、绍圣年间大举清算元祐党人，被列入《奸臣传》。而被他贬逐的苏轼，被尊为一代圣贤，海南立祠世代供奉。

其实，他不过是一位刚硬果决坚持政治理念的失势者。现在回看历史，直言反对立赵佶，他眼光惊人准确，端王轻佻之判，竟成一谶。

六、普庵祖师青铜坐像

元朝国祚短促，未满百年。但其宗教政策宽松，各种宗教均可自由传教。蒙古贵族多信奉藏传佛教，亦尊重道教；色目人群体来源庞杂，信仰各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并存。海南岛内竟也有一尊普庵祖师青铜坐像铸就。像高一百三十厘米，重约百公斤，空心一体铸成。祖师结跏趺坐，袈裟贴体，衣纹如水，面容沉静。

铜像空心一体铸成。这不是分块拼接，是一次浇铸，泥壳打碎后，铜像完整取出。

此法叫失蜡，也叫熔模。工匠先以蜂蜡和牛油调和，捏成佛像。蜡软，指痕留在袈裟褶皱里。外裹细泥，层层加厚，待泥干，加热使蜡熔化流出，泥壳成空。再向空腔内灌入铜液。冷却后敲碎泥壳，铜像即成。那枚指痕，便永远留在青铜的衣纹里。

失蜡法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主流。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以陶范法铸造：泥制外范、内范，分块组合，浇铜后范缝留在器表。失蜡法不同，整体铸型，无范无缝，表面光洁，适合表现衣纹的流动。

而世界范围内，目前公认最早可靠的失蜡铸件出自保加利亚瓦尔纳墓地，年代约公元前 4550 年，距今六千五百余年；这项工艺起源之早，令人十分感慨。1972 年黑海沿岸施工意外揭开这片墓地，考古队清理出近三千件黄金器物，总重约六公斤，纯度接近纯金。多数金器依靠锻打成型，但部分空心薄壁饰件的显微痕迹证实，当时已使用失蜡铸造。

而最早经同步辐射光致发光、金相显微完整确认的铜质失蜡实物，出土于今天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梅赫尔格尔遗址：一件距今约六千年的轮形铜护身符。死海西岸纳哈尔・米什马尔洞穴，则出土四百多件砷铜礼器，构成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早期失蜡器物群。

与之遥遥相望的，还有安纳托利亚的恰塔霍裕克、多瑙河畔的温查文化、长江边的凌家滩与石家河。

回到中国。常被引用的《唐会要》武德年间 “进蜡样” 记载，只是钱样审批流程，并非失蜡铸钱的工艺记录；系统的失蜡法文献记载要晚至宋明。1978 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云纹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尊盘重见天日，镂空蟠虺结构令人震撼；有学者据此提出，至迟春秋中期中原工匠已掌握失蜡法，但另一派研究依据范缝、浇口、焊接痕迹与复原实验，主张这些器物可由范铸、分铸、焊接体系完成，争议至今未息。更有学者注意到，商代皖南已出现以草绳等可燃物做模、焚尽而铸的焚失法；它与失蜡法原理一脉相通，却更适合绳索状构件，可控性与造型潜力不及蜂蜡失蜡。本土技术铺垫，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早；但成熟、可批量制作复杂立体镂空的失蜡体系，何时在中国独立成型、或沿丝路外来传入，仍是未完全闭合的问题。

这些史前文明铸造物和遗址发现最大的冲击，是打破文明单中心叙事。以往人们习惯把早期复杂冶金、黄金工艺归于埃及、两河、印度河、黄河长江流域；瓦尔纳却证明，六千五百年前的巴尔干黑海西岸，已是跨区域交换枢纽：铜矿石来自远地矿山，地中海贝壳、火山黑曜石由海路与草原通道流入，盐、金属、礼器形成长距离贸易网络。贫富悬殊的墓葬、象征权威的金权杖、仪式面具，显示此地早已出现专业工匠阶层与复杂信仰体系。

人类史前文明根本不是少数区域单向输出，而是散落在欧亚大陆多条廊道上、此起彼伏的群星灿烂。巴尔干、安纳托利亚、西亚、印度、东亚各自摸索冶炼与铸造成型；有些技术在一地兴起、沉寂，千年后又随商路与信仰重新流动。这条从黑海西岸出发，经西亚、印度、随佛教入中原的失蜡道路，最终凝于海南这尊元代普庵铜像之上。

有学者考证，失蜡法大约在两汉之际随佛教传入。佛教从印度来，失蜡法也从西域来。中国青铜时代没有这套体系。传统认为春秋战国已有失蜡，如曾侯乙尊盘，但新说主张那是陶范法的变体，真正的失蜡铸造是佛教东渐后的外来技术。

蜡料配方各地不同。云南德钦至今沿用旧法：羊油、松香、蜂蜡、地蜡，按季节调配。冬季蜡硬，多加羊油；夏季蜡软，多加松香。工匠凭手感，不凭秤量。

宋代，失蜡法技术成熟，但工艺复杂，成功率低。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最早系统记述此法，说“一铸未必成，此所以为之贵也”。铸一尊佛像，往往数次不成，成品极其珍贵。

元代官方正式机构名为出蜡局提举司，后世常被称作失蜡提举司：至元十二年先设出蜡局，延祐三年升为提举司，隶工部诸色人匠总管府，专掌出蜡铸造工匠与造作事务。这是失蜡工艺制度化的标志。此前铸法多靠师徒口传心授、作坊零星传承；入元之后，匠籍登记、物料调度、造作规程皆纳入官署管理，零散技艺被整合为稳定、可跨地域动员的产业体系。吉安路铸匠李善，正是这套制度下的南方官匠；吉安路属江西行省，为普庵信仰发源地。铜料、蜂蜡、耐火铸型与工匠自赣地跨越南岭、渡海抵达琼州，数千里资源流转，最终凝于一尊坐像。蒙元疆域横贯欧亚，从波罗的海沿岸至东海、波斯湾，各族能工巧匠被征召汇聚中原；尼泊尔、中亚、汉地工匠同局共事，犍陀罗、西域造像传统与江南工艺彼此交融。失蜡法本是沿丝路东传的古老技术，在元代官造体系里与佛教造像需求相契合；帝国大一统带来的交通、匠籍、宗教政策，让一条六千余年的工艺路线，从巴尔干黑海西岸，经西亚、印度，辗转抵达海南海疆。

普庵铜像高一百三十厘米，重约百公斤。以失蜡法铸此体量，蜡模需分层、分段制作，泥壳需多人协作敷裹，浇铜需控制温度与流速。一件成品背后，是数十日的劳作，和可能数次失败的尝试。

衣纹如水，不光是文字形容，是工艺的精致。蜡的柔软性使褶皱流畅自然，泥壳的细密使铜液均匀填充。冷却后敲碎泥壳，衣纹完整保留，无需后期修整。这是失蜡法与陶范法的根本区别：前者复制柔软，后者复制坚硬。

海口五公祠内普安祖师铜像

距今6500年，巴尔干黑海沿岸出土，现存已知早期采用失蜡工艺的黄金器物。

2曾侯乙青铜尊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失蜡法工艺巅峰，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