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社每天好书分享（2826）

冯雪松

　　失能的躯体，往往意味着失尊的生命。躯体失控是事实，但尊严却不必随之消失，只要当事人和家人共同努力，维持尊严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精华分享

《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书名中的“医生不曾告诉你”，不是在指责医生。医生当然懂得衰老、痛苦和死亡，有些医生比任何人都看得更透彻。问题是，普通门诊每个病人只有几分钟，医生坐在那里，首要任务是确诊、开处方、安排检查。生命的重量、痛苦的本质、怎么看待死亡，这些话，就算医生心里有答案，诊室也根本没有那个空间去说。

于是这本书想做一件事：把那些诊室里说不出口的话，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方式，说给你听。

不管你现在多年轻，衰老已经开始了；不管你现在多健康，这些问题迟早要面对。提前想过，到那一天才不会慌乱。这不是丧，这是清醒。

接下来，我想和你聊三件事：衰老的真相是什么？痛苦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有准备的死亡”？这三件事听起来各自独立，但它们指向同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跟自己身体的局限和解，又怎么在这个过程里保持尊严。这是这本书真正想回答的事情。

衰老——“出生入老”才是真

先从衰老说起。

表面上，我们现在对老龄化、老年讨论得很多，但事实上，衰老是这三个问题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它来得最慢，也最不像一个“事件”。

有一句话，叫“出生入死”。我在书里想给它做一个修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出生入老”。

死亡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来的，但衰老，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的染色体末端有一段叫端粒的结构，像鞋带头上的塑料帽，更像是鞋掌，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变短。它是衰老在细胞层面留下的印记。年轻人照镜子，有时候会发现鱼尾纹、发现几根白发，那不是老的开始，那是“微衰老”的征象，是衰老这条漫长河流里的一粒涟漪。

所以，衰老从来不是从哪个整数年龄开始的。六十岁退休不是一道分界线，四十岁也不是。衰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没有起跑线的枪声，没有颁奖典礼，悄无声息地就来了。

认清这一点，不是要让你悲观、焦虑，而是为了让你不要把衰老变成突然降临的灾难。很多人在五六十岁以前，过着一种“衰老与我无关”的生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等到某一天照镜子发现头发白了一大半，或者体检报告一下子密密麻麻的阳性指征，才开始惊慌失措。其实，早一点“知老”，继而“服老”“适老”，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

“服老”不是认输，是认识，甚至是认领：我就是老者，老者就是我。

我在书里花了不少篇幅讲一个词，“老克拉”。这是上海方言，克拉来自英文clerk，本意是职员，但在上海人的语境里，它早已超出了身份，变成了一种生活腔调和人生态度。

我见过真正的“老克拉”。退休多年了，每天早上起来，照样把西装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铮亮，抹一点古龙香水，那种檀香型的，很老派，但很干净。出了门，坐在街角的咖啡馆里，慢慢喝一杯咖啡，细细读一份晚报。没有大事业，没有大排场，但整个人气场完整，没有任何“老人味”。

“老人味”是一种什么味？不只是身体上的油腻气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涣散。不再修边幅，不再关心外部世界，不再有自己的审美和腔调，任由岁月把自己风蚀成一块土坯。“老克拉”拒绝的，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坍塌。

我在北京、上海见过很多老人，最从容的往往不是最有钱的，而是最讲究的——讲究自己怎么穿、怎么吃、怎么出门见人。这种讲究，不是虚荣，是对自己还活着这件事的认真对待。

当然，光有腔调是不够的，身体上的事情也要应对。这就要讲到老年医学里一个让我们深感忧虑的现象，叫“处方瀑布”。

老年人通常不只得一种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骨质疏松、慢性肾病、焦虑症，这六种病同时压在一个人身上，一点都不罕见。问题来了：现代医疗体系是按专科设计的，心内科、内分泌科、骨科、肾内科、精神科，各管各的，每个科的医生按照本科室的指南给你开药。一种病开四种药，六种病就是二十四种药，加上这几种药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可能再多几种。

我亲眼见老人拎着比健身袋还大的旅行袋来看诊，里面装的全是药。他们自嘲说，我成了药罐子。

但是，请注意，这不仅仅是开玩笑的事。药物叠加的副作用，严重时会导致肝脏损伤，导致肾脏功能衰竭，导致意识混乱。明明是来治病的，结果是医疗本身在伤人，叫“医源性伤害”。

我的建议是：老年人，尤其是同时有多种慢性病的老年人，一定要找一个全科医生或者老年科医生来做统筹。不是每种病找一个专科医生，而是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把你所有的病、所有的药放在一起看，做减法，找到最主要的问题，而不是着眼于每一个细节，去一网打尽。

看病这件事，也应该学做“老克拉”，有主见，有腔调，不随波逐流。

对于衰老，我给自己定了四个诉求，归纳成四句话，也想送给你：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前三句是追求，最后一句是祈愿。活到老，但不要把最后那段时间全泡在医院和ICU病床上。走得快，少受罪，这才算是“好好老了一场”。

痛苦——穿越它，不是消灭它

说完了衰老，就不能不说痛苦。因为衰老和疾病，几乎必然带来痛苦。但痛苦这件事，比衰老更难讲清楚，医学对它的理解，也比我们以为的要浅得多。

现代医学在止痛这件事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从阿司匹林到吗啡，从局部麻醉到全身麻醉，今天的医生能够消除的疼痛种类，是一百年前的人无法想象的。但是，我在书里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医学越发达，止痛药越强，人对痛苦的耐受反而越低。

因为人对痛苦的体验，是相对的。当你身边随时有一大把武器可以消灭疼痛，任何一点不适都会显得难以忍受。人类曾经习以为常的痛苦，生产之痛、劳作之痛、伤口自然愈合的酸胀，在今天的语境里，都变成了应该立刻被消除的东西。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循环：医学越强，止痛越快，人对疼痛的阈值就越低，也就越依赖医学来止痛。这个循环，医学自身无法打破。

这个循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就有痕迹。很多人头疼了，第一反应是吃布洛芬，而不是先想想为什么头疼，是不是睡眠不足或者压力太大。很多老人一旦开始服用安眠药，就再也停不下来——身体已经忘了怎么自然入睡。这还带来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危机。在美国，阿片类止痛药的滥用，已经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每年有数万人因药物成瘾死亡，很多人的起点，只是一次手术后的常规止痛处方。医生开药没有问题，病人拿药也没有问题，但一环扣一环，结果变成了一场灾难。

还有一种痛苦，更难处理，叫“隐痛”。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病人，或者你自己也经历过：说身上疼，但说不清哪里疼，也说不清为什么疼。做了检查，什么异常都没有找到。医生摊摊手，说：仪器检测没有问题，你可能是心理问题。

但那个痛是真实的。

“隐痛”是“隐隐在作痛”，部位不清，原因不明，难以言说。它背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身体确实在痛，但医学仪器还没有灵敏到能够测量出来；另一种是心理的折磨以身体疼痛的形式呈现出来了。

“隐痛”背后，往往有“隐情”。一段感情结束了，会有隐痛。事业遭受重挫，会有隐痛。长期压抑的悲伤找不到出口，会有隐痛。医生无法关心你的“隐情”，但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应该关心。那不是矫情，那是真实的苦。

问题的根源不在技术，而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疼痛是故障，故障就要修复。但痛苦不只是故障。它是信号，是身体和心理在说话。消灭了信号，不等于处理了信号想告诉你的事情。

医学接管了痛苦，但它没有安顿痛苦。

那该怎么办？在书里，我用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洛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达六岁患小儿麻痹症，右腿终身残疾。十八岁，遭遇严重的公共汽车事故：脊柱骨折、锁骨骨折、肋骨断了好几根、骨盆粉碎，右腿十一处骨折。她在病床上躺了将近一年，此后的人生里，一共经历了三十二次手术，晚年右腿从膝盖以下被截除。

1944年，她画了一幅画，叫《破碎的柱子》。画面里，她把自己的身体画成一具破碎的躯壳，脊柱被一根断裂的古罗马柱子替代，全身扎满了钉子，脸上有泪，但眼神直视前方。

弗里达自己有一句话被广泛引用：

“我不是病了，我是碎了。”

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很久。病了，意味着有一个可以诊断的对象、可以治疗的靶点。碎了，则意味着那已经不只是身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的存在都遭受了打击。

痛苦和疾病不一样。疾病是医学的语言，痛苦是人的语言。医学非常擅长处理疾病，但它不擅长处理痛苦。

弗里达是怎么活下去的？她努力把痛苦画出来，宣泄出来，然后寻求赋能。

三十二次手术、长年卧床的岁月，她用自画像一一记录。她没有回避痛苦，没有假装它不存在，也没有企图彻底消灭它。她让痛苦变成创作的材料，把它变成了能量。她的丈夫里维拉曾这样评价她的画：弗里达是“唯一剖开胸膛与心脏，将自我生理学上的情感展示给众人的画家”。

痛苦来了，有两个选择：被它压垮，或者穿越它。

穿越痛苦，不是靠咬牙硬撑，是靠找到一个出口。弗里达的出口是绘画。每个人的出口都不一样，可以是写作，可以是倾诉，可以是信仰，可以是寻找到某个让你全情投入的事情。

但是一个前提：你要先承认那个痛是真实的，不要急着把它赶走。痛苦在告诉你一些事情，关于你的身体，关于你的内心，关于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在你还来得及听的时候，先听一听。

接纳，才是穿越的第一步。不是接受它会永远如此，而是接受它现在就在这里，先和它坐在一起，弄清楚它在说什么，再想怎么走下去。

弗里达在最后那几年，经历了右腿截肢，经历了身体的进一步溃败，但她没有停止画画，没有停止爱，在人生最后时期的日记里写道：

“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那句“不愿意再来”，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澄澈。她知道自己这一生够了，她把该画的都画了，该爱的人都爱了。走得完整，走得清醒。

这八个字，把我引向了这本书最后一个要谈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死亡。

死亡——有准备的死亡，才是好死

中国人谈死亡，有一套专门的语言。普通人去世，叫“走了”“不在了”，往往还要压低声音说。地位尊崇的人去世，叫“仙逝”“升天”“驾鹤西去”。宗教语境里，有“涅槃”“往生”“归真”。日常生活里还有“老了”“没了”“去了”“作古”“长眠”……

我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中文里，替代“死”这个字的词，有四十多个。

这种绕法，折射出一种很深的文化心理：死亡是禁忌，是不吉利的，是不能直视的东西。它必须被包裹起来，用委婉的词语修饰，才能够被提起。

这种含蓄有它的温情，但它的代价是，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没有真正想过死亡。没有和家人谈过，没有对自己问过，也没有认真准备过。等到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无论是自己的还是身边的人，往往是手足无措的，是慌乱的，是充满遗憾的。

死亡不是不能谈的事，恰恰相反，它是最值得提前谈的事。

死亡的恐惧，大致来自三个地方。

第一，怕失去。怕失去健康、财富、名誉、地位，怕失去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的生活，怕失去自己爱的人，也怕被自己爱的人失去。这是最普遍的恐惧，它的根是“眷恋”。应对这种恐惧的方式，是提前把爱说出来，不要把重要的事儿留到最后，因为最后往往来不及。

第二，怕过程。不只是怕死，是怕“怎么死”。怕痛苦，怕失能，怕失智，怕在最后那段时间里，连说话、吃饭、入厕都需要别人帮助，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应对这种恐惧的方式，是了解安宁疗护，是提前和家人谈清楚自己的意愿：插不插管，在哪里走，最后时刻身边要有谁。

第三，怕未知。死了之后去哪里？有没有天堂？会不会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一盏灯熄了，四壁黑暗，彻底沉寂了？这种对虚空的恐惧，即使是不信宗教的人，也常常会有。应对这种恐惧的方式，不是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本身。后面我会给你一个具体的练习，帮你想清楚这件事。当你能定义自己活过的这一生，死后“去哪里”就不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了。

这三种恐惧，没有灵丹妙药能一一化解。但中国人并不是没有想过死亡。庄子两千多年前，就给出过一个答案。

庄子的妻子去世了，朋友惠子去看他，发现他正在尸体前击盆而歌，大为震惊，责备他不哀不悲。庄子说，人死如四季更替，冬天来了，你能阻止吗？该哭的时候，我哭过了。哭够了，就放下了。迎接冬天，接纳冬天，尊重自然规律，这才是对死亡应有的态度。

庄子击盆而歌，不是冷漠，是通透。

恐惧死亡，不一定是坏事。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个核心洞察：正是因为人知道自己会死，才格外珍惜生命。死亡的恐惧滋生了悲悯，让我们明白时间有限，让我们不敢对身边的人太凉薄。如果人觉得自己可以永远活着，他还会有那种珍惜吗？

但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特别值得单独拿出来谈，那就是“怕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