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鸣/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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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鸣/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之三） 《我们到五道箐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曾碧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中，我们58名南充知青，抱着对未知的憧憬、对未来的向往，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满怀信心地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五道箐农场这片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6年5月27日一大早，北京农场的援川领导带着我们这一群只有15~16岁的孩子，其中最大的才17岁，从我的故乡~南充出发。 由于当时没有火车，我们一行60人坐上了解放牌大卡车。车身左面写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右面写的是“扎根农村开花结果”和车头上的“热烈欢送”的标语，格外耀眼醒目，在亲人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们的汽车发动了。 因为都是第一次出家门，大家都感到非常新鲜与稀奇。一路上此起彼伏的歌声越过时起时伏的丘陵、穿过时隐时现的高山，飞快的汽车载着我们和我们远大的理想，宏伟的目标，把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和故乡远远地甩在身后。 我们历经了南充~乐至~成都~雅安~石棉长达5天的艰苦行程，终于在5月31日下午到达了目的地~凉山的五道箐农场。 我们被眼前情景惊呆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农场啊？没有几间房屋、没有场院，只有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地下稀稀沥沥的泥泞，四周人迹罕见，一片荒凉。 当时凉山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摆脱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落后的经济状况，仍然沿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方式。我们仿佛一下子就掉进了冰窟窿,兴奋和崇高责任感随着晚风消逝得一干二净…… 当时在五道箐居住的几乎全部都是彝族。乡政府用彝家待贵客的礼节热情款待我们，杀了猪和羊，大砣大砣的猪、羊肉稍加煮熟，拌上花椒、海椒和盐就成了彝家特有的砣砣肉，还有从未见过红米做成的饭。 大家都不想吃，只是一个劲的伤心流泪。当天晚上我们20多个女生就睡在牛圈里，牛棚两边用木桩搭起了一排木头架子，就是我们的“床”了。 知青生活是很艰苦的。住牛棚、吃红米饭，没有灯、没有洗澡的地方，语言又不通，天一黑大家只能上“床”。 但不论是乍暖还寒的春播，还是烈日炎炎的夏锄；不论是寒风凛冽的秋收，还是冰天雪地的筑路，只要大家在一起，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艰苦。 渐渐地我们适应了这种集体生活，又开始有说有笑、有打有闹。 在这里我们用铁锹开荒、用知识种田, 种出的豇豆一根就有半斤重，引进了“米粒”洋芋、“丹麦”猪、杂交奶山羊，向彝族同胞学习用石头砌田坝、到高山砍竹子、种植名贵药材“三七”。 我们的知青生活并不寂寞，8月中旬从成都的郫县农场又来了111名成都知青，加上我们南充来的58个知青和原螺髻山则木河林场的部份老工人在一起战天斗地，为凉山贡献着我们的青春、贡献着我们的力量。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农场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动手修建了住房、在荒芜的山上栽满了果树、饲养了牛、羊、猪、马等牲口。 我们辛勤的汗水渗进了这片新翻犁的土地中，希望和理想又开始生根、发芽……那一幅幅动人的场景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始终坚信，经历是一种财富，这是我们知青的共识。上山下乡的坎坷经历磨练了我们顽强拼搏、吃苦耐劳、努力进取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勇敢地走到了今天。 (曾碧光：农垦部赴南充招工知青，1966年5月27日到达普格县五道箐农场) 《从郫县到五道箐》——知青朱登树 “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 著名的红光公社,现在的郫县红光镇, 历来就是川西坝子中的一颗明珠，而与其接壤之处，曾经还有一块名噪一时的宝地~“四川省农业厅农业机械实验农场”，又名“全国粮食良种推广试验基地”。 占地面积虽然只有1300亩，但机械化程度在当时的整个四川省都是绝无仅有的。汽车，拖拉机自不必说，播种机，中耕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令行人回首、挑夫驻足，连成灌路上飞驰的车辆也往往停下观望。 这个农场作物产量早已超过《纲要》，油菜亩产超过300斤，小麦亩产超过500斤，水稻亩产超过900斤。 职工们的生活条件优越，寝室都是整洁明亮的砖瓦房，饮用的自来水在那时的城里人都是一种奢望。粮食、蔬菜、肉类从不定量。 我们这批从“成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分来的100多名知青还能享受每周1天的假期，与其他地方的知青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然而，好境不长，这样的“天堂”生活只有半年多的时光。 1966年5月16日，十年浩劫开始了。 四川省农业厅派了工作组来，展开了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每个队都弄了几个“牛鬼蛇神”的典型出来。 八月上旬的一天，一辆“小北京”缓缓地驰进了场部。大腹便便的农垦局局长辛汉池从车上下来，照例和每个见到的人笑咪咪的打过招呼，旋即就和工作组成员一头扎进办公室，紧闭了门窗。 第二天，小道消息传遍了田野~农场停办了！ 迷茫了几天之后，8月12日，辛局长在全场职工大会上证实了这个消息的千真万确。 至于我们的去向，局长大人说：“到西昌一个更现代化的军垦农场”。 接着，他又象讲科幻故事般地描述了一幅美妙的图画：这个农场就在邛海之滨，水中的鱼两个人都抬不起，养的鸡“电钮一按，鸡就下蛋”，他顺手指着前排一个弱小的姑娘姜小惠，“象你这样的女娃娃就不用干别的了，每天只是提个篮子拣蛋就行了”。 我们随着他的演讲，脑海中渐渐浮现出比现在这个农场还更美好的人间仙境。 别说轰鸣的机器，只想象“鱼满池塘鸡满山，干完活路下了班，邛海里面游一圈”的日子就别提了。 这是一个动员会，动员我们奔赴西昌，那时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还未合并。 我们都在做着美梦，巴不得立刻动身。 8月16日一早，匆匆打点了行装，也就是一个铺盖卷，几件换洗衣裳，家境好点的有一口帆布箱，登上了三辆解放牌货车告别了成都。 路过雨城雅安，翻过险峻的泥巴山。颠簸着，晕旋着，第三天下午，西昌到了，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古老得实在破败不堪。还在晕车的我，艰难的翻下车来，一个踉跄，差点跌倒。 不过，美丽的邛海、现代化的军垦农场仿佛近在咫尺，再加上一股凉风吹来，我们立刻又有了精神。 一夜很快过去了，汽车又载着我们出发了。“美丽的邛海到了”车上响起了欢呼声。谁知车并没有停，继续往盘山公路爬去。欢呼声变成了疑惑，又渐渐完全沉默，汽车喘着粗气，爬过了海拔3000米高的大箐梁子，又一路下滑，最后又离开公路，滑进了一个篮球场般大小的晒谷场。 但终点还没有到，汽车是不能再走了，我们随着工作组的指引，各自扛着行李，闷声闷气的踏着蜿蜒的羊肠小道登上了一座黄土高坡，进了一座院子。 院子里有几间很宽敞的房子，房子内用木料架起了很大的“床”，一股股臊臭气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我们临时的家！ 这里早已不是什么西昌地界了，而是凉山州普格县的拖木沟区。 这个“家”更非宿舍，而是区上的山羊配种站。 三天以前，才由早几个月来的南充知青打扫“干净”的。 才几天啊，我们就远离了故乡千里之遥；才几天啊，我们就开始享受泥浆水煮成了红米饭，并且还食不果腹；才几天啊，我们就从“天堂”跌进了地狱，千万没有忘记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就一直对我们进行着煎熬。 怨言、牢骚渐渐的消逝了，只有泪水伴着我们麻木的过了一个春，又过了一个秋。就这样，我们被“动员”进了凉山深处。 (朱登树：成都市25中1965年初中毕业，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4期东1中队学员。) 《海子更壮观》——知青时建国 螺髻山的日出一定很壮观吧，我们很想去看看。借着一次安排上山砍箭竹的机会，我们决定上山顶去一饱眼福。 农场场部海拔2300米，螺髻山主峰4359，算起来只有两公里多的距离，平常人的速度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路程，何况我们个个都锻炼成了“飞毛腿”，登高看日出，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凌晨3点，我与孔凡臻、陈顺华、陈明昍、宋良虎……等10多人每人带上两个干馒头，你追我赶，将近5点时登上了螺髻山海拔3200米的地方。 虽然离主峰还有一段距离，但这里比较开阔，是看日出的好地方，于是，我们坐下来休息。 朦朦胧胧的群山浸在月光里，一团团银色的云雾在山凹中徘徊，令人神往。天空渐渐地泛出鱼肚白，又渐渐地润出少女的肉红。 突然，有人兴奋地大叫起来：“快看！太阳升起来了！” 只见远处云海山颠边际，点燃了一盏红灯，这红灯急速升腾，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红灯笼，就在这红灯笼脱离山颠的一瞬间，好象还有另一块红色的东西在下面扯了一下，红灯笼挣脱了，突然跃起，体积也迅速增大，变得有洗澡盆般大小，发出了漫天的红光，将云层、群山、丛林分出了层次，染成了红色的世界。 太美了，螺髻山的日出！太美了，大小凉山！ 太阳越升越高，火红也渐渐的淡去，变成橘红、橙黄，最后透亮得刺痛人眼。 刚才还是迷一般的天空，这时已变成了诱人的碧蓝。 也许是太阳热能的缘故，那些原本还是单兵作战的云团从叠嶂中获取了增援的水蒸气，极快地膨胀起来，汇成了一片茫茫的云海，群山在云海中时而沉没，时而浮起，犹如大海中颠簸的渔船。 云海继续增厚，几乎象涨潮般涌到了我们足下。 身临此境，恰似天堂。云层渐渐地在太阳的温热中蒸发，渐渐地稀疏，云海也渐渐地清澈见底，只有远处的云涛还在缓缓地翻腾…… 今天，螺髻山的红日出于云海，云海生红日，是我看到过的最美的自然景观。 如火的太阳已经令人眩目，我们也该用早餐了，于是每个人都掏出干馒头，细嚼慢咽地填饱了肚子。 时间还早，何不登上主峰去看看。反正已不太远了。这最后的一千多米，可不是在平地只需20多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体力和缺氧的问题暴露无遗。 撤退吧，不划算，既来之，则上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险阻，就在快要到达螺髻山峰顶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汪水，面积大概有两亩左右。 这不是早就听说过的海子吗？ 对于我们在平原城市长大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山顶上竟然有湖泊！ 参天的古树倒映在水中，使湖水成了一团深绿，这水冷得刺骨，里面还游动着一种从没见过的小鱼~沙木鱼。 很想在这里多欣赏些时候，但我们还有农场的任务，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蓝宝石般的海子。 今天，我们尽管多耗费了许多体力，却不感到疲惫，每人照样砍了几百根5米多长的箭竹，照样风风火火地拖回了场部。 不过，到场部时，已是晚上9点过了。 人们说，螺髻山有难见的三宝：日出、海子、沙木鱼。 今天，我们都看见了，全看见了！ (时建国：成都市西北中学初中1965级毕业，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4期东1中队学员。) 《一顿牛肉的灾难》——知青胡义迁 1966年8月19日，我们还正当年轻，风华正茂时，一行一百多名成都学生，满怀激情，来到偏远落后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拖木沟地区。 我们要为供应三线建设大军，筹建一个农垦师级的副食品农场，远从北京来的一个建场班子已在这里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的到来受到了场领导及先到半年的南充知青的热烈欢迎。 然而，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住的是帐篷和林场让出来的几间土坯房，吃的是红米饭，一些切碎的辣椒兑点米汤当菜，人们也不想点改善生活的办法。 9月11号是个星期天，几个知青去拖木沟赶场，看见商店里猪肉牛肉随便买，不要票，立即商量：我们何不逗点钱，买几斤来改善生活。 于是不知谁先垫了钱，称了几斤牛肉，回到驻地。 没有锅，没有灶，怎么煮？ 幸好大家都是当知青的，凑了两个洗脸盆，一个当锅，一个当盖，在公路对面的小河边找了一片安全的地方，拣来三坨石头，搭起灶，柴火不成问题，遍地都是，就这样煮了起来。 一边煮，一边看，眼珠都落到锅里头，味道真诱人，口水都流出来了。 知青邓幼伟说：“我数学好，每人该摊多少钱，保证算得一分不差，最公平。” 不久大家就忍不住了，纷纷或摸出调羹，或折根树枝当筷子，也不管肉还没煮粑，多么卡牙，一翻狼吞虎咽，大吃而特吃，一扫而光。 回到帐篷还不断回味：“真划得着，花钱不多，改善生活。” 哪知这就惹下了大祸，犯下了滔天重罪。 第二天，农业厅派下来的“文革”工作组，王兴满、赖华蓉、王星绪他们就召集团支部、各队、各班组积极分子开小会，要查是谁干的，谁是主谋，并将该事件定为：想搞垮社会主义伙食团，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主谋就是胡义迁，邓幼伟就是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要组织批斗。 时隔一天，满农场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指名道姓：“胡义迁对现实不满，就是仇恨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对毛泽东思想；要与胡义迁血战到底；胡义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等等，吓人的帽子漫天飞。 第三天，北京建场班子派来领导这批知青的干部徐景昆也不得不来找我个别谈话。他只是劝：“要态度好，要想得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和颜悦色，循循善诱，真不愧是北京来的干部，如此的细致，如此的温柔！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当时有位敢于说话的知青龚联宇，写了一篇大字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欲与工作组和那些大帽子的制造者辩论，结果召来大字报的围攻。 一篇《针尖对麦芒》的大字报，对龚联宇也扣上了“没有阶级分析，混淆敌我矛盾，给阶级敌人鸣冤叫屈”的帽子。 不久，北京班子在建场问题上与省里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么大型的农场不适宜在此地筹建，这又引起了工作组的仇恨。 工作组马上挑起不明真相的成都知青搞大字报批判围攻：什么“怕艰苦”，“反对支援少数民族地区”，“修正主义——北京市委派来的人”等等，弄得他们灰头土脑。 南充来的58名知青由于和北京干部相处时间较长，常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情很深。看到这一情况很是愤恨。 在一次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孟民、凉山州委书记伍精华、省农垦局长辛汉池、州农业局长李怀真（当时的农场场部）来五道箐乡谈建场公务时，与北京领导发生争论。南充知青群情激动，都向着北京干部。 这批小青年挖断道路，阻拦了厅长、书记们的轿车。 这件事情，又被工作组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又组织不明真相的成都知青对南充知青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 被抓出来批斗的有张成伟、周太平、陈长林等等，甚至还有一个女知青曾长惠也被抓出来重点批斗。不分白天晚上、大会批，小会斗，弄得知青们矛盾重重，互相怨恨。工作组又挑起林场的工人参加批斗知青，弄得工人与知青也矛盾重重。 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被监督劳动的人，被打入了另册。 后来，农场来了毛主席的天兵天将~红卫兵，他们听说这些事情大为惊讶，纷纷鼓励知青们向工作组造反。 而后我们就成立了12.20造反战斗队，斗工作组，斗走资派，两派相斗，然后就受到“清队”、“一打三反”，就抓反革命…… 弄得农场一片萧条，人们的心中留下深深的长久的伤痕。 最终农场撤销了事。 这就是一顿牛肉带来的灾难啊。 【胡义迁：成都市小天民中1965年高中毕业，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东1中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