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

高老庄传说

这些年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叫《父母爱情》，自2014年在央视首播以来，积聚了亿万粉丝，长期在各个卫视频道轮番播出，热度不减。剧情讲的是解放后一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资本家大小姐，由于二人生活背景、文化程度、性格观念相差极大，所以婚后生活磕磕绊绊、吵吵闹闹，风风雨雨走过几十年，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最终在晚年回望一生，收获了相濡以沫的幸福。《父母爱情》深受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大家都能从这部情感大剧中找到自己的看点。而我也从这部剧中看到了父母的影子。
▼《父母爱情》剧照 我父母都是河南邓县人，父亲家在文渠乡桐树庄，母亲家在赵集乡穆王营，两家相聚15里路，地上走两个钟就到了。他俩定的是娃娃亲，长辈包办的，当时还都在上小学，谁也不认识谁。我奶奶家和姥姥家是一个村的，通过这个关系给我父母从小就定了亲。原来两家经济条件都不错，自家有地、有雇工，算是门当户对。但后来母亲家经营不善，卖掉一些地。等到解放后土改时，父亲家地多被定为地主，母亲家地少被定为中农。这样一来，我爷爷被整惨了，怕批斗挨打，隐姓埋名四处流浪；我姥爷反倒好了，坐在家中平安无事。
▼父亲老家桐树庄 ▼母亲老家穆王营 1948年邓县解放后，父亲参加解放军，离开了家乡。而母亲还在读高小。民国时期，高小是初小（4年）之上的2-3年阶段，课程涵盖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内容，其文科尤其是文言文功底，常超过现在的普通初中生甚至高中生。当时全国文盲率超80%，能读完高小的人占比极低，在乡村和城镇普遍被视作“知识分子”，可胜任小学教员、基层文书、记账员等工作，是当时基层社会的核心文化人才。母亲从高小毕业后，在邓县林扒乡姜营小学当了老师。
▼上学时的母亲 父亲当兵后，离家越走越远，和家里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他曾经想推掉这门婚事，因为是长辈包办的，没有感情基础。但母亲却一心专注，他见父亲不回信，就转而给我大姑（父亲的姐姐）写信。大姑是个明白人，很看重两家关系。在她疏导下，父亲恢复了和母亲的通信。据说有一次父亲从部队打电话到学校，母亲满心欢喜匆匆忙忙跑来接电话，可是把听筒拿反了，结果什么也没听到。
▼在小学当老师的母亲 父亲随部队走南闯北，1953年调到江苏连云港加入了海军。母亲第一次坐火车独自出门去探亲，两人终于见了面，并且拍了一张合影。我不能确定他俩是不是第一次见面，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次有了合影。照片里的母亲略显土气，但眉清目秀、端庄大方；父亲英俊潇洒、文质彬彬。两人看起来蛮般配。分别时，父亲的战友专门买了一只烧鸡，用纸袋包好后送给母亲，让她路上吃。母亲不知道烧鸡是熟的可以直接吃，经过几十小时的长途颠簸，直到进家后她才打开，想煮熟了再吃，结果烧鸡全臭了，让她心痛不已。
▼父母在连云港拍下第一张合影 从连云港分别后，父亲去广州上了军校，从军校毕业就直接分配进了北京海军总部。父亲身处花花世界的大城市，但却始终心系家乡的未婚妻，不离不弃。直到1956年，两人终于在北京正式登记结婚，母亲随后作为军属从家乡迁入北京。小小爱巢总算在北京安下了窝。母亲一下子从农村进入大城市，有很多不适应，也闹出不少笑话。朋友送香蕉给她，她洗洗后就直接咬着吃，把别人都看乐了。
▼父母结婚照

　　父母结婚后第二年，我姐就出生了。三口之家临时安置在北京东单的海军招待所里，条件很简陋。西郊海军大院建好后，他们才搬过去住进家属楼。母亲暂时无工作，全职当家属，慢慢熟悉城里生活。大概是1960年前后，经部队协调，母亲被安排到机械科学研究院幼儿园上班。这样安排倒挺好，我姐正好到了上幼儿园的时间，也就跟着进了这个幼儿园。后来幼儿园还安排母亲到北京市幼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接受正规教育和培训。

▼幼儿教师进修学校合影（母亲站二排左6）

　　机械科学研究院幼儿园是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内部设置的福利单位，专为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照料问题，地点在北京二里沟，也就是紫竹院公园南侧。机械科学研究院是国家级研究院，挺有来头的。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曾任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原国务委员罗干曾任研究院课题组组长，一个研究院里走出两位副国级领导很少见。听母亲说，罗干的儿子就在他们幼儿园里寄托。

▼母亲（右1）在幼儿园带班 母亲有了工作，有了孩子，也有了住房，脸上开始有了笑纹。家里保存有一张父母60年代初在海军大院拍的合影。母亲面带笑容，嘴角上扬露出牙齿，眼神柔和明亮，神态亲切又愉悦，传递出放松又幸福的情绪。母亲的着装也像城里人了，内穿一件翻领浅色衬衣，外搭一件深色翻领外套，整体着装简洁大方，看起来比城里人还洋气。父亲神态平和沉稳，嘴角带着淡淡的浅笑，目光正视镜头，气质从容又端正，很少见到父亲有这样的表情。二人并肩紧挨在一起，姿态自然亲密，能直观感受到夫妻之间和睦踏实的感情。
▼父母在海军大院合影

　　1962年，我出生了，这个小家变成四口之家。家里多了一口人，生活的担子又重了一份。母亲每天抱着我去上班，从西郊海军大院到二里沟，坐公交车要转两三次，来回路上跑两三个小时，风雨无阻。父亲工作很忙，顾不上照顾娘仨。我姐上了小学，每天自己走去走回。有一次，我姐发高烧，自己一人在家没人管，最后晕倒在地上。父亲下班进家吓一跳，一摸额头滚烫，抱起她就往医院跑。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肺炎，结果住了好几天医院。面对生活负担，母亲多有抱怨，免不了要唠叨几句，父亲多是不吭不哈。

▼第一张全家福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双方冲突不断。根据毛主席指示：“原子弹时代，没有战略后方不行”，中央确立一、二、三线国土防御布局。沿海一线重要军工、科研、骨干工厂、高校、设计院，分批内迁三线（即中西部纵深腹地）。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中苏边境局势高度紧张，当时国内高层普遍担忧苏联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在林彪擅自发布一号令后，大量中央机关和科研单位人员紧急从北京下放、搬迁。其中，机械科学研究院被迁往河南省漯河市，幼儿园也一同迁走。因父亲仍在海军总部工作，母亲被留在北京，由部队协调后，被分配到宣武区马连道第二小学上班。
▼北京小学（原马连道二小旧址） 从海军大院到马连道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没有公交车通行，步行过去要一个小时，途中经过莲花池公园和北京西客站（那时还都是荒滩野地）。不知父亲如何申请到一张购物券，家里买了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父亲的帮扶下，母亲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母亲每天就是骑车去上班了。家里的自行车是个稀罕物，太吸引人了，我和姐姐都急不可待地学习骑车。我个头还小，腿跨不过车梁，只能学习“掏裆式”骑法，就是把右腿从自行车横梁下方的三角形空档中穿过，踩在右侧脚蹬上，身体微微向左侧倾斜，这样骑车看着很滑稽。

▼我在练习骑自行车

　　母亲在马连道二小没有当老师，是做会计兼出纳。想想挺好笑，母亲即没学过财务，也没考过会计证，对财务一窍不通，她做会计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不过，那时一个小学也没什么财务可管，也就是领发个工资。听母亲说，她用一个信封就把全校工资领回来了。马连道小学是传统足球学校，孩子都比较野，经常在学校里踢球。有一次，一个男孩踢球把教室玻璃踢碎了，母亲上前抓住他胳膊带去办公室，男孩甩胳膊挣脱，一下子把母亲手腕搞骨折了。学校算母亲工伤，让回家修养几个月。父亲经常出差不在家，我还小不会做家务，全靠我姐来照顾母亲。

▼母亲抓住踢碎玻璃的小男孩（AI制图） 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邓小平被解放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他上任后即提出军队要大规模“消肿”，从此全面恢复规范的军队干部转业制度。1976年，父亲被海军总部定为首批转业人员。按当时政策规定，转业干部原则上回本人原籍、入伍地安置；有条件的，可以申请到配偶常住地安置。母亲在北京有正式工作，父亲本应申请在北京安置。但当年北京严格控制人口，原则上不接受一般转业干部。父亲只能回原籍。可原籍也有区分：是分到省会，还是市县，这就要靠自己跑关系了。父亲是个内向人，只会踏踏实实做工作，不善交际，一切都听组织安排。母亲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唠叨他不操心家里事。有时说急了，俩人就吵起来。母亲一赌气就找我大姑诉苦，大姑总是偏向母亲，耐心协调俩人矛盾。转业的事最后还是大姑出面找人，才最终安置在南阳市工作。
▼1976年我和母亲在海军大院 父亲工作安排好了，母亲工作怎么办？是继续留在北京还是一同回南阳？同期转业的一些干部，有的人就是自己回原籍工作，而把老婆孩子留在北京。但母亲不愿意这样，她不想和父亲分开，不愿意过两地分居的日子。虽然已在北京生活了20年，也算半个北京人了，可母亲还是不喜欢北京的生活，特别是大院的生活。母亲最终随同父亲回了南阳，安置在南阳市第四小学当教师。我姐那年正好高中毕业，所以留在北京找了工作，而我正上初中，只能和父母一起回南阳了，插班进南阳市第二中学读高一。
▼父母回南阳后在人民公园合影 八十年代初，南阳市初中学位不够，母亲所在的第四小学升格为第十八中学，母亲也转身变为初中老师。这样的中学办学质量肯定不好，据说后来被撤销并到其他中学里了。1985年母亲从十八中退休。
▼十八中全体教师合影（母亲站后排右2）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就此告别南阳出外求学，此后，家中便只剩父母二人相守。本以为少了子女牵绊，二老能安享清净日子，没曾想拌嘴反倒成了他们的日常。二老性格本就截然不同：父亲性格内敛寡言，下班后总爱清静独处；母亲爽朗外向，平日里总爱帮衬邻里。那年暑假我返乡小住，二老为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又开始争执，年轻气盛的我脱口而出撂下一句“你们干脆离婚算了”，话音刚落，二老就都闭了嘴，各干各的去了。往后数十年，我每每想起这句浑话，都满心愧疚和追悔——只怪那时年少莽撞，根本不懂“离婚”二字的代价。可也正是这件事让我看清：父母吵了大半辈子，却从没想过真的分开，他们早用一辈子的相守，把“家”的分量刻进骨子里。
▼母亲（左1）在家属院与邻居下棋 1992年，在我成家并有了儿子后，父母离开南阳搬到郑州与我同住。全身心投入帮助我们带孩子，可那时，父母的身体都已不好，时常会出现一些症状。1993年暑假，为了让父母放松休息，我特地带二老到河南避暑胜地鸡公山上旅游。二老玩的很高兴，也留下不少影像。可没想到的是，从鸡公山回来不久，父亲就因为突发心脏病而离世。那一刻，他是趴在母亲背上静静走的，没有一丝痛苦。
▼父母在鸡公山留下最后一张合影

　　父亲辞世后，我们举家南迁珠海，母亲也一同南下，始终尽心照料家中孙儿，帮我稳住了初到异乡的生活根基。母亲年轻时患气管炎，久病不愈，越来越重，肺逐渐纤维化。母亲自感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她特地安排我姐专程到郑州，将父亲的骨灰从陵园取出来带到珠海，她想在百年之后与父亲安息在一起。2000年，距父亲离世七年后，母亲也撒手离开了我们。双亲一生操劳，尚未舒舒服服地安享晚年便过早离世，这份遗憾像块重石压在我们心头，每每想起都痛彻心扉。如今回望才深觉老话说得通透——尽孝真的要趁早，别让日常的忙碌，拖成往后再也补不回的亏欠。

▼父母一同安息在珠海公墓 父母这一辈子，从来没把“浪漫”挂在嘴边，也少有年轻人眼里的花前月下、甜言蜜语。他们的日子，是在柴米油盐里慢慢熬出来的，风风雨雨闯过不少，磕磕绊绊也没少经历，却从来没松开过彼此的手。年轻时为了生计奔波，为了孩子操劳，没工夫坐下来说句贴心话；等到日子慢慢安稳，两个人的身体却已亮起红灯。他们没说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一辈子的陪伴，把“不离不弃”四个字活成了最平常的日子。就像电视剧《父母爱情》里说的那样：能携手度此一生就是无比幸福的事情。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相守，比所有轰轰烈烈的情话，都更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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