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随笔之四十一：自我设定自我：费希特

冯海89

文/冯海

康德，这位哥尼斯堡的哲人，以他无比的审慎与谦逊，为人类理性划下界限，留下了那个著名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但有一位年轻人，拒绝接受世界被割裂成一半是能认识的“现象”，一半是永远触碰不到的“本质”。这位年轻人就是费希特。他说：那被搁置在彼岸的“物自体”，简直就是哲学良心上的一根刺。为了拔掉这根刺，他提出了一个堪称哲学史上最胆大妄为的命题：“自我设定自身”。

请注意这个词：“设定”。它不是“发现”，也不是“认识”，而是“创造”。在费希特看来，那个最原初、最根本的实在，不是冰冷的物质，不是遥远的上帝，甚至不是康德那个需要服从道德律的理性主体，而是一个纯粹的、绝对的行动。这个“自我”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性格，甚至不是你此刻正在思考的这个“我”，而是使得这一切“我”的意识得以实现的可能。它如同一道光，在照亮世界之前，首先必须照亮自己。所谓“自我设定自身”，就是这道光的第一个工作，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在发光”。

然而，如果只有光，没有黑暗，光甚至不知道自己就是光。这里便引出了费希特那令人拍案叫绝的第二步：“自我设定非我”。为什么自我一定要给自己制造一个非我？因为意识的本性就是极富戏剧性的：没有阻力，就没有警觉；没有不是我的东西，我就无法意识到“我”。当你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一项愉悦的活动中，你意识不到“自我”；只有当你触碰到一块坚硬的石头，感受到了疼痛，你才猛然惊醒，那喊疼的就是我。

这就像一位出色的水墨画画家，为了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事先在宣纸上滴下了一个看似非故意的墨滴，然后就依此墨滴进行涂抹，最终描绘成一座山体或一片丛林。自我为了意识到自己的无限活力，也会主动在自身内部设定一个有限、一个障碍、一个“非我”的存在。整个世界，我们眼中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因果规律，在费希特看来，都不是死寂沉沉的“自在之物”，而是自我为了观看自己而竖起的镜子，是自我在想象力中“摆荡”与“构造”出来的图景。

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能把这个想象力看成是胡思乱想，而应看作是一场绚彩飞扬的舞蹈。费希特称之为“摆荡”，它是自我在无限与有限之间、在自由与法则之间、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来回穿梭。它一半是自由，一半是约束。我们的感觉既是被动接受的，又是主动创造的。当你愤怒时，这个世界就是狰狞的；当你爱时，这个世界就是温柔的。费希特通过“实在性转移”告诉我们，自我并非吝啬的守财奴，而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实在性慷慨地赋予了非我。所以，世界并不是纯粹主观的幻觉，而是我放出去的影子，是我设下的棋局。我与世界的对立，其实是我在我自己内部玩的一场充满趣味的游戏。

由此，费希特就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在康德那里，理性为自然立法，但自然还有自己的底牌。而在费希特这里，自我的行动就是世界的发起。他不再问“我们能认识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预设了认识与存在的分离。他只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个“能认识”本身是如何可能的？答案就是：通过行动。

因此，费希特的哲学骨子里流淌着的不是冷冰冰的逻辑，而是滚烫的血液。他说：“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哲学的人格化。一个骨子里是奴隶的人，哪怕他读遍了康德和柏拉图，他依然会选择相信世界是注定的、物质是第一性的、自由是幻觉。而一个灵魂里带着尊严的人，他会选择费希特，因为费希特告诉他：你不是被抛入世界的孤儿，你是这个世界剧本的唯一主人。

既然世界是我的设定，那么我对于这个世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生不是一场寻宝游戏，不是为了在彼岸寻找奖赏，人生是一场清除异己的净化，是一个不断地将“非我”转化为“自我”的劳动。费希特不相信康德意义上的“至善”需要上帝做保证，他宣称道德世界的秩序本身就是神圣的，它不需要在这个秩序背后再寻找一个人格神。幸福不是吃吃喝喝的快感，而是履行义务时那种肌肉绷紧、灵魂挺立的崇高感。

在政治思想上，费希特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自由仅仅意味着不受干涉，那只是消极的空洞。真正的自由是“自我规定”，即我不受任何外在于我的法则支配。但问题在于，如果我的邻人不自由，他的非理性就会像一块乱石一样阻碍我的世界。因此，费希特逻辑严密地推导出，真正的自由必须是所有人的自由。他因此成为德意志土地上最早构想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思想家之一。

这甚至影响了费希特的历史观。他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历史是精神的狡计，他认为历史就是理性从本能走向自觉的长征。当然，这场壮丽的精神冒险并非没有代价。后世的批评家，尤其是谢林和浪漫派，尖锐地指出，费希特那永不停歇的“自我”，像不像一个不敢睡觉的暴君？如果世界只是我的造物，那么当那个“我”感到疲惫时，世界会不会瞬间坍塌？

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不被费希特感动。因为他给了近代哲学最珍贵的一份礼物：尊严。在《人的使命》中，费希特通过思想者的独白，从机械论的冰冷宇宙中抬起头来，喊出那句震古烁今的宣言：“我不仅是自然物，我更是自由的意志。”

1762年5月19日，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降生在普鲁士萨克森拉梅瑙村的一个织工家里。母亲早逝，他与六个弟妹在困顿中长大，童年是牧鹅、劳作与教堂布道的记忆。一次，当地贵族米尔提茨伯爵听布道时睡着了，醒来啥也没记住。他听说费希特能一字不差复述布道全文，便召来测试。费希特不仅完整背出，还把教义讲得通透。伯爵当场拍板：这孩子上学由我支助！织工之子的命运就此改变。他12岁时入普佛尔塔贵族学校，但修道院式的严苛与贵族子弟的轻慢，让他一度想逃去做鲁滨逊式的自由人。不过，他还是在禁书里啃下了莱辛的启蒙思想，在心底埋下了理性、批判与行动的种子。

1780年，费希特入耶拿、莱比锡大学学神学，却因资助中断，于1784年被迫辍学。他以家庭教师为生，辗转各地。他说：“我不愿只是想，我一定要去干。”

1790年，他与康德哲学相遇。康德的批判哲学，为他打开了主体性与自由的大门。1791年，他一文不名奔赴哥尼斯堡，只为见康德一面。面对康德的冷遇，他在几周内奋笔写出《试评一切天启》，把康德哲学用在宗教批判上。康德读罢惊为天人。1792年，此书以匿名问世，竟被误认是康德新作，轰动学界。康德公开澄清，使费希特一夜成名，从无名之辈跃为哲学新星。

1794年，费希特受聘耶拿大学教授，迎来思想黄金期。他开讲《知识学》，其开场就堪称哲学的行为艺术。他走上讲台，次第吹灭两盏灯，全场陷入黑暗。沉默半晌，他缓缓开口：“从创世到如今，世界一直处于黑暗之中，直到此刻。”学生们彻底被征服，他的课场场爆满。他不再满足于阐释康德，而是以“自我”为绝对本原，提出“本原行动”：自我设定自身、设定非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以此推演整个世界与知识的根基。

1798年，他因《论信仰的基础》主张道德秩序高于人格化上帝，拒绝以神学论证信仰，被指控无神论而遭当局解职。离开耶拿，费希特定居柏林，在困顿中写下《人的使命》，追问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责任。1806年，拿破仑占领柏林，他流亡哥尼斯堡，目睹祖国沦陷。1807-1808年，他在柏林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以哲学的力量唤醒民族精神，呼吁以教育与行动重塑德意志，将自由从个体推向民族共同体。

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他任哲学系主任，次年成为首任校长，以学术自由、道德自律治校，甚至为保护犹太学生抗议而辞职。他的生命，始终与自由、正义、行动绑定。

1813年，反法战争爆发，他主动申请做随军演讲员，要到前线唤醒民族精神，但被国王婉拒。当时柏林伤寒肆虐。妻子投身伤兵护理，不幸染病，又传染给费希特。1814年1月29日，费希特与世长辞，年仅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