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清水酿甘醇 ——我与潘安兴先生的 花甲之谊

黄耀钧

文 字 : 黄耀钧

美篇号: 17930916

1973年春节我和潘安兴合影

　　

 赠耀钧挚友

潘安兴

检阅沧桑花甲子，

高华考试验全真。

丰瞻子厚肝肠共，

难得幼安慷慨淳。

市侩而今皆普遍，

圣贤曩昔作传神。

琴台一曲知音古，

最是初衷执片鳞。

2026年7月14日

青年时代的潘安兴

　　前不久拜读了老朋友潘安兴先生的新作《江汉涛声课读时》的回忆文章，也勾起我对六十年前我们二人在一起共同度过的那段虽短暂却终生难忘的青春美好时光的回忆，现以此文作为共同的记忆。

1966年元旦高中毕业前夕的我

　　1965年夏天，一位跟我年龄相仿、个子比我略高且壮实一点、面容英俊但稍黝黑、说着一口地道家乡黃陂话的小伙子，搬到了位于汉口大夹街307号（后改为291号）我家后面与我家仅“一纸之隔”的房间中与我们做邻居，从此开启了我们之间历经六十年余的跨世纪之交，结下了终生友谊。

1968年12月下放蒲圻前在长江大桥头留影

　　大夹街是条百年老街，东起民族路，西到新火路口与三曙街相接后可直通利济路，全长约一公里。因它是夹在汉正街和长堤街之间最长的一条街，故名大夹街。 街面全部为花岗岩条石铺成，街两边绝大部分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从民族路口向西，分别有什方庵寺、健民制药厂、叶开泰大药房（当时同属健民制药厂）和新安街口的维新百货店等著名地标和商号。而距离街口约二百米紧靠叶开泰西侧的大陶家巷，则是硚口区与江汉区的分界线，东边属江汉区，西边属硚口区。

我们所居住的这栋两层楼房距民族路街口约50米。它原本也是什方庵的房产，与凹进街北的什方庵大门之间仅隔着一间后搭建的仅有三米来宽、楼下是制作祭祀用品的纸马铺小楼房。该寺是一座尼众庵，里面供奉着西域菩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改造为两家工厂——进门的大雄宝殿及后面的主体建筑部分为武汉瓦楞厂的生产车间，生产瓦楞纸和纸箱；西边紧靠我们这栋房后面的厢房是江汉灯泡厂的生产车间，生产手电灯珠。我家刚搬来时，每天还有可见到成群身着灰色僧服的女僧人在寺内工作和进出。

1968年12月离开武汉前部分男同学在汉阳莲花湖公园留影

　　这座房子为砖木结构，东西北三方砌有青砖灌土墙，南边临街是可拆卸的格子门，门面宽约5米，进深约8米许。一楼净空虽有三米多高，但中间有根粗大的横梁横跨东西，四周仅在后面楼梯间靠小巷边开有一扇侧门通风透气。若将街边的格子门全部关上，整个一楼仅仅只有楼梯间上方的几块亮瓦透点光进来，白天都十分阴暗。该房在我家搬来前，楼上原住有两户人家，楼下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硚口化工厂的一间废弃的仓库，包括楼梯间在内，墙内面积约40多平方米。

1958年国家搞大跃进、大办钢铁时，我母亲随壮劳力远赴乌龙泉采矿，10岁的我和8岁的妹妹因学校与另外五所小学一起被合并到离家有6里山路还隔着京汉铁路的大教湾过起半农半学和半军事化生活，仅留祖母一人看家。父母回乡后见到我们一家五口地分四处的窘境后，才下决心于年底前将我们四人的户口迁到武汉。1959年初我们只带了些简单的生话用品在汉正街石码头右二巷临时租了间不到10平米的私人亭子间过渡。

1960年冬在哈尔滨工作时的父亲

　　1959年春夏之交，厂里决定把这间仓库给我们做住房。随后父亲便带着我利用休息时间对仓库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和搬运，就地取材将它间隔成一条走道兼烧火做饭的“厨房”和两个房间。靠西边的走道是折掉西墙的半壁“鼓皮板”隔成，前后房之间因板材不足只能以木板为框架，以旧瓦楞箱纸做隔墙。其中前房16平方多一点给我们一家三代五口居住，后房14平方左右给了父亲厂一位同事的亲戚。由于前后两家是真正的“一纸之隔”，任何一家只要有人咳嗽一声或睡觉打个呼噜，所有人都会听得一清二楚。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在武汉有个正式的家了。

只是没想到我们搬来后不久，父亲就被调至远在关山的湖北齿轮厂筹建处，不久又决定齿轮厂西迁随县，此地被改为湖北绝缘材料厂筹建处。1960年初他受命带领三百青工赴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学习期间，该厂因环保问题又决定迁往宜昌，待1961年他们学习期满回到宜昌时，工厂尚未建成就仍因环保问题无法解决而被迫下马，几百号人就地安排。所有干部除个别省管干部调回武汉外，全部高职低就。父亲原本科级被安排到当时还是股级的市食品公司当了一名中层干部，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临到退休前几年才被照顾调回位于汉口民权路的宜昌驻汉办事处工作。

2022年夏在汉阳王家湾东鑫酒店小聚

左起: 宋志清副会长、朱江、舒吟、潘安兴、本人

　　我们住所和灯泡厂的西侧是一条宽不足两米、长约三十米的窄胡同，里面有两栋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各住着几户人家。巷子口邻街也是一栋与我们这栋风格相近的两层楼房，楼上住着两户人家，下面原是一间小五金厂，有两部脚踏小冲床（俗称踩机）。我家搬来时已停产，不久也改作了两户住房。小巷邻街巷口上方搭有一间小过街楼，也住着一户人家，仅凭伸入巷子西墙边的一架约二尺宽的窄楼梯上下。

街对面是一家规模稍大的五金厂，有一部车床和几架脚踏小冲床，主要生产五金小冲压件。但这家小厂的生意一直很好，每天从早到晚两班生产。所以我们整天都生活在街对面哐当哐当的冲压声、屋后的瓦楞纸箱装订机声和灯泡厂的空压机的气流声中。一开始十分不习惯，晚上睡觉更不安神。但时间久了就慢慢适应乃至麻木了，哪怕热天睡在大街上的竹床阵中，瞌睡来了依然可以和着街上行人的木拖鞋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啪咑声一夜睡到天明。倒是隔壁这条小巷白天很少日晒，因温差形成的巷道风徐徐吹来还比较阴凉。白天大家都喜欢搬个小板凳在此吃饭和聊天，十分惬意，而晚上则只能供在巷中居住的几户人家靠墙摆上一排竹床乘凉。

2024年10月23日于黄陂定远公园大门前

　　安兴先生家原住人和街，当时有祖母、父母、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和他自己祖孙三代共八口人，可谓大家庭。他父亲当年在什方庵中的武汉瓦楞纸厂工作，1965年夏天，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家原先的邻居搬走的消息后，马上通过房管部门将他们家搬来跟我们做了邻居。而此时正好是安兴先生从福建街小学考入离这里更近的大兴路中学，这当然更方便他父亲上班也方便他就近上学，只是八口人住在这么小一间房内也实在太拥挤。而且这房仅靠一扇玻璃窗接受楼梯间上方的亮瓦透下的一缕光线，每到天阴下雨时白天都得开灯才行。好在楼梯间旁有扇侧门通往小巷，安兴先生和弟妹们好多时候只好端个小板凳到隔壁巷子中去看书做作业。

2024年10月23日于黄陂双凤亭前

　　由于我们两家都是黄陂人，都说着同样的家乡话；两家门挨门同进同出，灶挨灶同时做饭，自然也从感情上拉近了距离，从始至终关系都十分和谐，从未发生任何矛盾纠纷。后得知安兴先生只小我一岁可算同龄人，虽然上学晚当时刚刚考上初中而我马上要上高三，但因他爱好学习和思考显得少年老成，所以我们在一起仍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没有明显的距离感。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碰上文化大革命，我俩的交往也许只会像我与其他邻居中的几位同龄人一样，每天各上各的学，偶尔在一起碰碰面说几句话，充其量能在暑期的竹床阵中聊聊天、打打牌下下棋，一年后就会因各自进大学或参加工作而各奔前程。

1966年5月开始，.文革的到来终止了我的大学梦，而后来的武斗升级和长期停课又让我们都滞留在家两年多时间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其间他也经常悄悄去老师那里看书丰富自己的涵养，也使得我们在一起聊天和探讨的话题更加多样和接近。他爱书如命，如饥似渴地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以弥补停课闹革命所造成的学业荒废。当他得知我从同学那里弄到一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的油印小册子后，十分希望能再得到一本，我在无法再次获得的情况下，想到此时有的是时间，也想趁此机会练练字，于是就手抄了一本送给了他，让他喜出望外，这也成为我们后来能够长期交往的开端。

2025年5月7日携游大余湾

左起: 殷琼霞、喻大鸣、潘安兴、本人

　　我因从小生活在农村，亲眼目睹过前后湾都有人溺水而亡的惨剧，人大坚决不准小孩下塘游泳，所以一直都是个旱鸭子。到武汉后直到上高中时，才有机会到游泳池中初识水性。由于胆子小技术差，虽家离集家嘴码头很近，因没有游泳高手带，我一直不敢独自到汉江试水。安兴先生来后，主动约我同往，我自然求之不得。比起游泳高手，他的动作虽不算标准，但水性和体力都比我好，而且胆子也大。所以每到暑期，几乎每天晚饭前都会相约去汉水游泳。在他的鼓励和保护下，终于能跟随他从集稼嘴游到对岸的南岸嘴，然后再从南岸嘴返回汉口龙王庙，多次横渡过汉水。而这种在激流之中并肩击浪和生死相托，自然就更进一步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在我们的交往中，两人一直以哥弟相称——他喊我“耀哥”，我直呼其名“安兴”，只是在书信来往中，我在他名后加了一个“弟”或“友”字。

2025年5月7日携游大余湾

左起: 本人、潘安兴、朱昌泉

　　1968年12月底，我们结束了三年多在大夹街共同相处的日子，我报名随校友一同下放去蒲圻，他报名回乡插队。我是12月29日凌晨去学校集中的，当时我妹妹已先报名去了浠水插队，家中只有母亲和祖母无人送，是他帮我挑着行李把我送到学校，与我班同样报名回老家黄陂插队的老同学朱昌泉一同把我们送上车后才依依惜别。他们春节后也分别回到了各自的老家，成为回乡知青中的一员。自此以后，我们就一南一北，开始了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只有在逢年过节或农闲时才能抽空回家一趟。但每次回后只要得知对方也回到武汉时，就一定会找机会在一起见见面。只是因两家都太狭小，我们的相见多半都是相邀出去走走，边逛街边交流一下各自在农村的见闻与感受。

2025年11月15日在武昌红巷参观前相见

　　1970年夏天，潘安兴因在下放期间表现好被首批招工进了黄陂县印刷厂，我也被招工进了位于蒲圻县随阳大山沟中的咸宁专署随阳化工厂（后改名咸宁地区化工厂、湖北省咸宁化工厂）。每逢年节凡能回汉时，我们也必然会相邀一见。而在平时，由于通信比在农村方便，有时也会写信聊聊各自的情况，共同探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也会直言不讳；偶尔也会写点小诗唱和，抒发一点各自的情感。每逢节假日，我们还是尽量争取回汉相约一见。其间他家又把隔壁背靠他家的一间房租下，将中间的墙打开连成一体，将我们这边的门封堵改从隔壁进出，使在汉的家人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但在你来我往多年中，我们二人甚至没在对方家中喝过一口水。唯一的一次是有年除夕下午他到我家来约我时，正好碰上我家也是唯一的一次天未黑就吃团年饭，我母亲盛情邀请他一同进餐，这样才意外让我们破天荒在一起吃了一次饭。

农讲所前留影

　　随着进厂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在印刷厂所接触到的书刊杂志较多的便利，从这时起，他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其间，他曾撰写了40万字的宏篇专论《论无产阶级革命家》，后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不知他已成稿，就直接以“题材太大不宜写作”给他泼了瓢冷水。后来这篇论文虽如我所料然未能出版，但他的这种执着为文的精神也令我钦佩不已。随后，他又专注于诗词创作，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友一起办起了民间小刊《古蕾新葩》和《印象黄陂》等自媒体刊物。尤其是由他牵头发起的《木兰山诗词集》全国征文活动，得到了海内外诗坛踊跃响应，并受到时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诗刊》总编、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和黄陂籍旅台乡贤、原国民党立委、著名爱国人士胡秋原先生的高度赞赏和支持，为后来黄陂诗词楹联学会和辞赋学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每有新刊发行，他也会邮寄一册给我，遗憾的是后因多次搬家，这些珍贵的小册子现在所剩无几。

七十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后，他还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于1982年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汉语文学类大专文凭。我因当时厂里不让参加高考，自学考试尚无条件，直到1984年夏，厂里推荐我参加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全省年轻干部统一考试，才考入中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干部专修科脱产学习两年。当时因各系干修科的教室和宿舍都统一设在学校最南端的一栋大楼内，我写信告诉他时没想到他会很快从黄陂到武昌来会我，没讲清具体位置，结果他专程到学校找我时到处打听都没找到，让他悻悻而归。这件事也是多年后他才告诉我的，使我很过意不去。

2026年7月10日在前川街道群联社区参观红色教育馆

　　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日益火红和扩张，大夹街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服装市场，街市门面变得寸土寸金。当时几乎所有邻街的住户都把自己的房子租出作铺面或出租给商户居住，自己则窝居于一隅，我们两家也不例外。我回家后只能住在又黑又矮的暗楼中，而安兴先生家更挤，几乎难找安生之地，故他后来回家的次数和我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1994年，大夹为建新的服装大市场老房拆迁正式启动，我们两家各找地方过渡，从此我们二人就再未见面。

本世纪初，国企改制、职工下岗潮席卷全国，我们所在的工厂也未能幸免。我因在有毒有害工作岗位工作时间超过8年，年龄达到55周岁被迫办理“提前退休”，享受相当破产企业职工最低的退休待遇。他们厂也被迫破产，他因不到退休年龄又不符合提前退休条件，只能被低价买断工龄后到处打零工。由于儿子尚小一家几口生活难以为继，得亏老同学关照先在武汉财经学校当了几年门卫、后被盘龙城管委会聘用多年，终于度过了那段近二十年的艰难岁月，还把儿子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其间，他在印刷厂唯一的一间破旧小平房因坚持维权被当作钉字户强拆，至今未获分文补偿。他一家人多年颠沛流离到处租房栖身，直到五年前才在儿子的资助下在横店街道买下了一套两居室定居下来。

2026年7月10日潘安兴在黄陂区诗联代表会上发表离任感言与寄语

　　作为一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入党的老党员，他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仍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对党始终忠贞不渝，对祖国和家乡一如既往地满怀热爱。在打工期间，他坚持笔耕不辍，在租住的陋室中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散文、议论文，用以讴歌新时代，宏扬社会正能量，鞭挞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从2008年起，他还前后花费十八年时间撰写了二百五十余万字、共七十五章、五千二百篇的另一鸿篇巨制《中华大家庭赋》，将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文全部以骈赋形式呈现给读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虽还未正式付梓出版，其原来初稿一百五十万字时的清样已在诗友文友中流传，被大家尊称为“黄陂首富（赋）”。

在盘龙城管委会聘用期间和离开后的几年中，他还参与了《盘龙城开发区志》、《横店街志》、《木兰山志》、《蔡店街志》、《中共黄陂党史》第二卷、《叶店村志》的编写；还主编了《木兰山诗词集》、《木兰山楹联集》、《双凤亭楹集》；参编了《木兰湖诗词集》、《盘龙城诗词集》、《盘龙城辞赋集》、《咏黎黄陂诗词集》等，为家乡历史文化的记录和传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他先后被推选为黃陂区诗词楹联学会副长、区辞赋学会首任会长。在任职期间，他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多次参与诗词进校园活动，为中小学生进行深入浅出的古诗词演讲和辅导，对两个学会中的年轻人热忱地传帮带，直至今年才光荣地退出两会领导班子。

参加区诗联代表会的新老领导班子成员合影

　　自从大夹街老房拆迁后，我们二人除电话联系外，就再也没见过面。直到我退休回汉十年，我和弟弟妹妹有事回乡路过盘龙城时，才在他所在的管委会大楼内匆匆见过一面，可惜因时间短只顾说话，连张照片也末拍下。他下岗后的那些艰难困苦的经历，平常在电话中也没跟我讲过，只到后来他介绍我加入黄陂区诗联群和辞赋群后，在与家乡的诗友老师们学习交流的过程中和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才慢慢知道。

这次见面后，我们曾多次相约再见一面，但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直到2022年夏天我得知区诗联副会长宋志清老师要来汉阳后，趁此机会约他到我家附近的东鑫酒店见面一叙，这才促成了我退休回汉后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我们相交快六十年来唯一的一次较正规的“餐叙”。

2024年10月1日，地铁7号线黄陂广场站开通后，潘安兴老师为了尽地主之谊，约我于当月23日同游黄陂区政府所在地前川街道。在诗友肖笛和殷琼霞（现任区辞赋学会会长）两位向导老师陪同下，游览了定远公园和双凤亭公园，圆了我虽生在黄陂长在黄陂却从未逛过“县城”的遗憾，亲眼见到了家乡文脉的悠长。

次年5月7日，他又再次约我和我的同窗好友朱昌泉首次到大余湾参观，在殷琼霞和喻大鸣二位老师的陪同下，我们亲眼见到了家乡这处久负盛名的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古建筑群的恢宏气势，再次感受到家乡历史的厚重。

参加区诗联代表会的领导与全体代表合影

　　2025年11月25日，我在加入黄陂区诗联几年后首次参加了区诗联在武昌红巷的线下采风活动，我们二人再次见面，又让我认识了不少家乡的诗友老师，使我们间的乡情纽带系得更紧。而今年7月10日在前川街道群联社区首次以代表身份参观位于群联社区的红色教育展览，是我首次来到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驻地，又接受了一次红色传统教育。在区诗联领导班子的改选大会上，现场听到安兴先生在卸任副会长后所发表的热情洋溢、言简意赅的感言和殷切寄语后，更让我看到这位外表略显木讷的老人身上内涵的高风亮节与超凡洒脱，对他更加增添了几分敬重。从这次会以后他的社会职务虽然卸下，但他的笔耕之路却丝毫未曾停歇。他对我说，准备在余下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写点回忆文章，为后人多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忆。我正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才动手写下这篇回忆长文。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于水”，这是对人与人之间交往情感之纯粹的一种赞扬。我和潘安兴先生之间虽从不敢以君子自诩，可以说连清水都很少沾唇，但我们用六十年来的实际行动，在努力践行这一信条，硬生生将这浅浅的一掬清水酿成了浓浓的甘醇。我也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它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淡忘、也不因岁月的悠长而磨灭。人生的这杯甘醇，还会继续日久弥香！

2026年中伏草于陋室

　依韵谢答安兴友（新韵）

黄耀钧

辛丑十月初三

江汉朝宗樯稼集，

关钟旧曲调依依。

什方庵寺无踪影，

大小夹街尽贾衣。

一室乳燕劳分北，

两堂萱考鹤归西。

半生厚谊微波续，

流水高山有子期！

潘安兴原玉：

赠耀钧兄

辛丑年十月初二

什方钟磬响依稀，

江汉涛声诉久违。

同在屋檐听脉动，

相逢邻友却巢飞。

蹉跎岁月传鸿雁，

憧憬将来共课题。

白首抚弦歌几曲，

还凭微信绚云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