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鸣/《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之二）

吴晓鸣

吴晓鸣/《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之二） 《蝙蝠。是农工？是知青？》——五道箐知青袁东旭 陆地上的生物越来越多，相互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服谁。为了遏制无政府主义的继续发展，飞禽走兽们决定各自召开一个大会，选举出各自的大王，划分出各自的领地。通知很快发了出去，动物们自然积极响应，谁不愿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呢？ 蝙蝠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它刻意将自己打扮了一番，怀着对前途的憧憬，赶到飞禽的会场。然而，还没容它走到会场的边沿，成百上千种的鸟儿立刻群起而攻之，一边骂着：“你是个什么东西，连羽毛都没有！”一边伸着尖喙利爪，吓得蝙蝠仓皇出逃。蝙蝠心想，也许我真不是鸟类，怪我自己走错了地方。于是，它又急匆匆地赶到走兽聚会处。这次，它没有遭到肉体的攻击，却听到了一阵阵讥讽：“你是什么怪物，你能像我们这样用四肢走路吗？你明明长有翅膀，还跑到这里来，赶快滚远点吧！”蝙蝠弄不懂了，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看来天地间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于是，它从此就躲了起来，悄悄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在共和国四川省的版图上，在西昌之南，在古老的邛海旁边，一条很不起眼的车道从成昆公路的岗窑处分离出去。在舒展了6公里之后，便很快地盘旋起来，向上，再向上，变形的躯体扭动了12千米，终于从海拔1400米窜到了2800米高度的大箐梁子垭口，然后又猛地直线下跌，跌下了600多米之后，于里程碑27KM开始，才逐渐放缓了势头。随着小小的起伏跳跃，缠着神秘的螺髻山，伴着诡谲的则木河，继续延伸到普格、宁南、渡过金沙江，直至云南省巧家。就是在这条公路稍见平缓之处，前后7千米的U型峡谷中，一群青年人在这里磕磕绊绊地跋涉了5~9个年头，收获了永远的伤痛。 这就是建得蹊跷，撤得离奇的五道箐农场！ 1966年5月，中国农垦部派出了五位干部（李集云、曹正印、徐锦昆、晏秋生、詹世富）来到南充市，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通过各街道办事处挑选了58名16~19岁的青年，他们之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仅有一位高中一年级的女生，其次有6名初中生，再次平均只有小学水平，还有几个连姓名都只有依样画葫芦，任务是协助考察四川省凉山地区未开垦的处女地何处能大搞农业。 同年6月2日，他们来到了这里~螺髻山下的普格县拖木沟区五道箐乡，以“五道箐农场（筹）”的名义开始了工作。 从川东北到川西南，从喧嚣的闹市来到不毛的边陲，巨大的反差并没有使小青年们心生块垒。因为北京来的干部待他们亲若子女、情同手足，同吃南瓜土豆、同住帐篷泥屋。生活虽然艰苦，却宁静和睦。在这大山深处，他们辛勤地劳碌着，对这里的水文、地质、植被、气候进行着认真的诊断。 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研，北京干部在南充这些小青年的协助下，作出了系统详实的结论：在这海拔2000米上下的短日照峡谷中，除了当地彝族赖以生存的低产地外，不可能再有规模的可耕地，也就是说没有办农场的条件。结论报告已寄往首都，单等批示下来，他们将另谋生地。 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共和国燃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四川省政府眼皮下的郫县犀浦“四川省农业厅农业机械化试验农场”被革命烈火烧成了当时的省长李大章的黑农场。 李大章被打倒，农场当然也被打倒。 农场职工呢？何去何从？遣散，不可能！ 难道让那些在广阔天地炼红心不到一年的成都学生娃回城？ 就近插队，上边没有指示。 最合理的安排还是行业归口，这时当时流行的安置方法。 电波很快从各区县反馈回来：凉山州正有一处北京干部办的农场。 于是，农业厅厅长赵孟民立即指示农垦局局长辛汉池，火速将郫县农场职工发往凉山。1966年8月16日，郫县农场121名员工（其中111人为成都知青，10人为轮换工）在农业厅工作组王心绪、王兴满、赖华容的带领下，分乘3辆解放牌货车，经过三天的颠簸，来到了拖木沟。 尽管北京干部早就在几天前接到了通知，但要安排百多号人的住宿真是煞费了苦心。 吃不成问题，那个年代没什么讲究，食不厌粗，果腹而已。 经过各方协调，区政府终于将国有资产~两百多头山羊从配种站赶了出去，再由一不怕臭二不怕屎的南充青年打整“干净”。 空气中弥漫着牲畜残留的膻腥味，喝厌了羊血的蚊蝇们叮着这批新鲜的人群，兴奋得整天载歌载舞。 一股浑浊的涓涓细流从高山上通过枧槽艰难地滴进橱房的水缸。尽管水缸里已放入了足量的白矾，但那拌和着红泥浆的乳浊液却始终不能澄清，用这水做的饭菜是红色的，青年们的心也是红色的。 整天整天的政治学习中，都在盼望着何时开展生产劳动，何时用自己的双手建起农垦局局长说的“军垦农场”。 一个星期缓慢地过去了。 工作组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两公里以外的螺髻山林场已迁往甘孜州的炉霍，上级领导已批准其遗址改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场部。 1966年9月1日，大家肩挑背负着自己简单的行装，告别了红色的山岗，住进了曾是林场工人的宿舍。 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瓦房，木门玻窗，伙食团锅灶齐全，仓库中还留有劳动工具，有一间医务室。更令人振奋的是，还有一辆丰收27、两辆T18拖拉机及一辆解放牌汽车，这是四川省农业厅和凉山州政府为了坚决办起五道箐农场而征得北京干部“同意”后，用农垦部划拨来的备用资金刚购买的。 一切设施有些象办农场的样子了。 在这些留下来的人员之外，还有一位从抗日战争中走过来，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的老干部李德保。他由于大脑受过伤，又没有文化，就一直在林场任书记，现在也是农场的书记。他那刘伯承亲自颁发的委任状和朱德用过的手枪于1968年岁末被驻农场军代表曾德清的下属缴了去。 以后的时光里，青年们在李书记的暗中保护下，才没有遭到灭顶之灾。 休整了三天，应该开始生产劳动了吧。 但是，阶级斗争方兴未艾，据说是北京黑市委打入凉山的奸细还“盘踞”着领导地位，他们还在唱着“这里不可能办农场的反动论调。”凉山州领导和四川省农业厅工作组准确地把握了斗争的脉搏，发动起了还未完全脱离学生气的青年们，对北京干部开展了猛烈的口诛笔伐，对他们谬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谁说峡谷中不能高产水稻，我们要用革命的热情来加温”，“谁说五道箐的番茄不红，我们要用我们的鲜血来染成”！……直批得北京干部个个噤若寒蝉。 试想，与北京干部水乳交融的南充青年能受得了吗？但没有办法，只有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两地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冤仇”，后来就发生过多次的械斗。 为了加快斗争的进程，时任凉山州委书记的伍精华同志决定亲赴农场给予指导。 消息不胫而走，幼稚的南充青年想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化上帝。他们在这天早早地守侯在五道箐乡的公路旁等待着州领导的到来。 一辆北京牌吉普车拖着巨大的尘尾，如下山虎般从大箐梁子上直扑下来。十几名南充青年立即手挽着手、肩靠着肩，在公路上组成了一道人盾。 说时迟，那时快，汽车如同挟着雷电，眨眼间便滚到了眼前。 幸好驾驶员技术娴熟，一个急刹，“嘎吱吱”地停了下来。车内的首长在惯性的作用下，一头撞在驾驶员的椅背上，虽然没有受伤，但怒火却“腾”地升了上来，车上的乘员几乎同时跳下车，就要对这群拦路者采取必要的措施。 然而，眼前的少男少女们却齐刷刷地双膝下跪，声泪俱下地呼喊着：“不要让北京干部走哇！……” 首长们惊惧之余，又突然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但又不知所措。 就在这进退维谷之时，先前已得到“内部消息”的工作组和北京干部们带领着几个成都青年和林场老工人匆匆赶了来。 真话、假话，肺腑之言、凿空之论，劝走了南充青年，化解了首长们的险境。 当天下午，凉山州首长们即向工作组详细部署了下一步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全场职工接到通知，整队来到拖木沟区中心一个大约200平方米的晒坝上，同时也聚集了一些少数民族和当地汉人。 九时许，工作组宣布了大会的主题：“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行动”。 紧接着，一个声音高叫着：“把反革命拦车集团首犯张成伟抓出来示众！” 站在队伍中的年仅16岁的南充小伙子张成伟根本没有明白咋回事，就被几个工作组“重用”的积极分子抓了出来，一顿暴打。 然后又是口号，又是控诉阻拦首长并引申为欲把首长汽车掀翻的罪行。 一位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土著汉族妇女手握一把荨麻，闯进会场，抓住“阶级敌人”就是一阵狂扫，一位彝族翻身奴隶半奴隶用生硬的汉语振臂高呼：“彻底挖出张成伟的资产阶级路线，彻底挖彻底！” 农场青年们一愣，强忍住苦笑，立即响应：“彻底挖彻底！”跟着这绝妙的口号呼了一遍又一遍。 随即，参与拦车的“反革命协从”蒲泽礼、李季顺、陈长林……都一一亮相。 这是农场第一件“反革命事件”，也是青年们沦为阶下囚的开端。 又过了一天，北京干部向工作组交出了公章，搭上路过的长途客车。 没有送行的人群，没有告别的话语。只有几个胆大的南充青年悄悄地来到公路转弯处，向着行进着的汽车使劲地舞动着双手洒泪挥别。 北京干部也是默默无语两眼泪，隔着车窗轻轻地摇着手。北京干部的使命结束了，阶级斗争中凉山州取得了胜利。 凉山州从昭觉县马古山畜牧场调来了一位场长王金忠。工作组也顺利完成了任务，打道回府了。王场长也没有忘记阶级斗争，继续“依靠三分之一”，生产也抓了起来。 一堆堆玄武岩被炸开，一株株松、杉、药材的幼苗被拔起，白菜、萝卜、豌豆长势“良好”，当然，以后证明还不够自己食用。 青年们在从西昌运来的南瓜、粉条和榨过汁的豆豉中汲取营养，享受着每月17.5元的工资和37斤粮食定量的待遇，原先南充青年在外看病可以报销的规定从此取消，干着超越体力的劳动，还要在每天晚饭后专心聆听两小时以上的轮换工或者林场老工人这些半文盲用方言诵读的毛主席著作，那时叫做“天天读”。 1966年12月18日傍晚，云南劳动大学红卫兵顶着纷飞的大雪，步行串联来到农场。将革命的火种和新的理念播撒开来。成都、南充两地青年豁然开朗，终于团结起来，经过一整天的秘密讨论，在送走云南红卫兵之后的又一个晚上，自动集合起来，举起红旗，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离开了农场。 队伍披着茫茫的夜色，翻越过大箐梁子，踏完了40多公里，在邛海边上，被林业学院“10.1革命造反团”迎到了校内。在西昌度过了三天，又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为了帮助农场青年们到成都造反，革命组织找来了三辆货车，载着这群充满希望的人经过两天艰苦行程回到了成都。大家没有忙着去看望父母亲人，而是直接住进了农业厅。 当时祖国大地的造反派已分化为两派，都在扩大自己的队伍，“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捷足先登，将这近百名青年整编为其麾下的“12.20战斗团”, 因农场“发难”时为12月20日。 在勤务组龚联宇、金太镳、王世雄、胡义迁、唐天生的带领下，“战斗团”向农业厅当权派发起了诘难，支持原北京干部“五道箐不能办农场”的结论，要求停办“五道箐农场”。 就在厅局官员们做这道难题的时候，共和国的土地上掀起了向各级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当权者通通被揪斗，谁说话都算不了数。 突然，2月18日上午，两架安—2型（即运—5）飞机低低的在蓉城上空盘旋，从飞机上飘下了雪片般的传单：“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告全市人民书”，简称“2.17信件”，明确指出“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8.26革命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坚决取缔”。 同时，人民南路广场已黑压压地跪下了向毛主席请罪的十几万“反革命组织”成员。 得到消息的农场青年们吓懵了，悄悄的作了鸟兽散。 两个月之后，中央文革又发了一个“4.18文件”，为已被取缔了的“反革命组织”平了反。 这下可热闹了，全国各地两派的“辩论”开始升级，江青又火上加油地来了一个“文攻武卫”的指示。 一时间，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大兴安岭到琼州海峡，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五道箐农场也同样瘫痪，一部分人回了家乡，一部分人介入了普格县地区的武斗。农场的现状和前途再没有人过问。 1968年7、8月，武斗渐渐平息，农场人员逐步回归。 11月的一天，黑森森的螺髻山顶遭遇了山火，经过几个昼夜，也加上老天的暴风雪助阵，螺髻山又才恢复了平静。 山火虽然凶猛，终究斗不过人类，人类自身之间的残杀，才是最惨烈、最可怕的！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指示”用大红纸写了贴在会议室门口，非常刺眼。 为了宣传和落实这个“最高指示”，王金忠场长召开了全场职工大会，明确指出，林场老工人及郫县农场来的轮换工为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成都、南充两地青年要虚心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成都青年想不通了：当初学校和省市领导动员上山下乡时不是说“把知识带给农村”吗？到农场后早已称为农业工人了？ 南充青年想不通了：我们是北京干部招工来的，咋不算工人了？并且都没有享受过“知青安办”给予的补贴，而现在都在领工资，尽管只有17.5元，但算的是学工级，怎么突然都不是工人阶级了，还要接受再教育！ “贫下中农”高兴了，一改过去的卑躬屈膝，开始对青年们气指颐使起来。 从此大家弄明白了自己就是“知识青年”而非工人！ “知识青年”成了下贱的名词、成了被管的对象。几个知青躲在寝室里借酒浇愁，发泄着心中的愤懑。有人到王场长那里“揭发”了他们。 王场长正中下怀，何不以此为契机，灭掉知青们的“嚣张气焰”。他立即通知了区武装部，说是“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捣乱”希望派人抓几个起来。 然而，和知青有一定交情的武装部却很聪明，对此通知一笑了之。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那几个被告状的知青知道了王金忠的歹意，便“诚恳”地将王场长请到远离“贫下中农”的自己的住地，用拳足狠狠地教训了这个立志与知青为敌的当权者。 王场长的“贫下中农”得知此事时，已为之晚矣，他们欲跳将起来，又怕若恼了团结如一人的众知青，只好悻悻地龟缩回去。王场长害怕了，便借故去西昌疗伤，从此竟销声匿迹了。 1969年2月，普格县武装部给农场派来了军代表，和由知青和“贫下中农”组成的“大联委”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怎样办好农场呢，农场前途何在？始终是一个萦绕在大家心头的疙瘩。 再加上分配原则的不合理，同工不同酬，大学生52.5元/月，贫下中农36~42元/月，知青17.5元/月。知青们决定上访。因为此时国内形势已趋“稳定”，各级部门又有人管事了。 恰在此时，一份《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大学生转正定级的通知（68）国劳382号》文件传到了农场。除了知青，其他种族都要涨工资了，知青已成了等外公民！ 但这是中央文件，扳不弯的。不过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是农业工人，每月领工资就是证明，也该转正定级！经过秘密讨论，大家决定将上访的重点由农场何去何从，改为自身是工人还是知青的问题。 3月，陈顺华、陈幼彬、蒲泽礼、李季顺、唐天生、孔凡臻、胡义迁一行7人，以大联委的名义来到凉山州首府昭觉县，分别造访了州革委、军分区、农业局。然而这些部门却玩了一场拙劣的足球表演，踢来踢去就是不射门。 他们永远不能确定知青或是工人的含义，永远不能证明蝙蝠是飞禽还是走兽。 山高皇帝远，蛮荒之地只有蛮荒的官。 知青们没有泄气，重整旗鼓，越过高山踏进平原，直接找省的领导。 在四川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农业组里，知青们幸运地遇见了一位军人干部。这位干部耐心详尽地看完了知青们的书面材料，面容渐渐地严峻起来，他读到知青们的月收入时，惊疑地问道：“17.5元？怎么生活！”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气愤难耐，拍案而起，立即命令执行干部电话凉山州革委，叫州革委给知青们转正。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一分钟之久，终于传来了战战兢兢的声音：“马上就办”。 知青们兴奋异常，这结果不仅是每月多拿几块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今后就不再是再教育的对象了。 光顾了高兴，再加上对领导的信任，谁也没有想到要索取一纸手谕。希望就在眼前，顾不得回家看看，急匆匆地又奔到凉山州革委。州革委的官员也不敢否认接到过省上的指示，他们一方面顺应着形势，从州农业局里翻出农场知青名单并叫知青们赶快回农场造表，一面却祭起农场还没有成立革委会的挡箭牌。 知青代表们在辛勤的奔波着，农场内一如既往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军代表的管理方式自由了许多，虽然也有忧愁烦恼，但日子却过得比较舒心。 青年们也已长大成人，有的也开始了谈情说爱，清贫的生活中飘浮着虚幻的歌舞升平。 5月中旬，南充女知青罗桂英殉情自尽，给平静的农场带来了极不协调的悲伤气氛，也给以后大批知青罹难埋下了隐患。 知青代表们回到农场，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迅速地造好花名册并送往州革委。可是左等右盼，却盼来了农场还没有正式成立不能统筹管理所以知青不能转正定级的结论。 是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农场的公章上还多了一个带括号的“筹”字，知青还不能算工人！ 现行领导班子也不过是“大联委”。必须成立革命委员会，才能算是正规单位，才有权争取到工人应有的利益。 于是，陈顺华、朱登树、时建国、王世雄、陈琪、李真如等再次赴省，将重点放到农场能否办起的问题上。 在斗争中渐渐成熟的知青们以大量的事实直逼得农业厅官员不仅不敢搪塞，反而将历史追溯到1966年8月以前的郫县农场。既如此，知青们就顺势提出恢复郫县农场的要求。农业厅迫不得已，只好上报到省革命委员会，省上随即就召集温江地区革委会、温江军分区、郫县原县委书记陈振怀、原郫县农场副场长陈文国、财务科长赵实甫等人在成都银丝街省革委办公室开了几次会。 会议的结论不得而知，因为知青的身份，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 胳膊终于没有拧过大腿！ 只有苦劳的知青代表们陆续返回了农场。但是，在州革委上访的胡义迁、孔凡臻却取得了“成绩”：上级领导已经决定农场可以成立革委会了。 1969年7月，一个披着灰色外套、头戴灰色鸭舌帽的中年男子来到农场，向大联委递交了一份公文，开始负责组建革委会。 这就是州革委精心挑选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原《凉山报》副总编李肃仁。 李肃仁个头不高，大约1.65米的身材在川人中也不算矮，一张笑脸上那对仿佛刻意臌起的小眼炯炯有神，丰富的词汇从他那发音器官中不断地迸出，把一双嘴唇打磨得菲薄。 他走家串户，嘘寒问暖，学说着知青们的“社会语言”，没有当官的架子，完全是一个俗人，令人觉得和蔼可亲。 知青们把所有的话都对他讲，把所有的家底都对他尽展无遗。 他亲切地关怀着成都知青：“那些南充娃儿书都没有读过,都是在社会上操的,以后办农场还主要靠你们……”；然后又对南充知青体贴入微：“成都娃儿好多都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和剥削阶级家庭,不但思想反动,还根本瞧不起你们,他们要想回大城市,跟你们有啥相干？……” 于是,本来已团结起来的两地青年又开始逐步对立。 1969年9月11日，农场革命委员会成立，李肃仁正式登基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是老干部李德保，常委委员分别是在新疆建设兵团呆过的周昌吉、林场老工人唐坤仲、陈远前、知青朱登树、金太镳。人员共7名，似乎可以代表各方的利益，可以共商大事了。 然而，这革委会完全就是李肃仁的私人衙门，一切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唯一能威慑他的只有那老军人李德保，但李德保没有文化，轻而易举的就被撂在了一边，成了摆设。李德保后来也干脆不参加任何革委会的行动，躲进小屋成一统去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多年的官场纷争使李肃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登基的第一分钟起，他的笑容就深深地陷入了骨髓，仿佛在为农场的前途绞尽脑汁。 他要立功！要在这两百多人中抓出能引起天下轰动的案子！他等待着…… 机会终于来临。 1970年元旦，大雪纷飞的夜晚，许多知青聚集在一起，正在高唱革命歌曲迎新年之时，突然被区武装部听信李肃仁谎报“反革命暴乱了”而火速赶来的一卡车彝族基干民兵打得哭爹叫娘。 有的知青边跑边大喊着：“李主任救命！” 然而，李肃仁却一下撕开了那张俗人的面具，露出吃人魔王的本来面目，叫民兵把那些因受伤没跑掉的知青捆绑了起来。 “清理阶级队伍”正式开幕。 “集训队”随即成立，“学习班”紧接着开张。两间仓库被改造成牢房，知青们一个接一个的被关押进去，当时祖国大地上对这种情况称为“关牛棚”。只要进了学习班或集训队，就意味着成了坏人。 在由“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及少数知青组成的“民兵”24小时监督下，除了超强的体力劳动外，就是反复地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三篇毛主席著作，同时还要没完没了的写“交代”。 这些“交代”是最好的素材，经李肃仁整理编辑后，便创造出一个个“反革命分子”。“学习班”是“集训队”初级形式，多少还有点生存的希望，但决不可“抗拒改造”。 王果成因伐木时遭遇漆树全身过敏，不但得不到任何医治，还被“民兵”拳打脚踢：“装疯迷窍的，再不老实就抓进集训队！”他只好强撑着浮肿的身体继续劳动改造。 因为他亲眼看见同睡地铺的伙伴一个个被抓走，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个个被丢进“集训队”。 一旦进了“集训队”，就等于被定了罪，也就完全成了刀殂之肉，每一分钟都可能被提审，被触及肌肤，动其筋骨。 李肃仁的“民兵”们虽然文化不高，但却懂得无数的酷刑。皮鞭、扁担、锄把、竹竿、铁条是他们的常规武器，将“反革命”双手吊在房梁上还要在脚下加两人配重，捆人的棕绳都是浸透了水的，捆在身上之后随着水分的蒸发绳子会越勒越紧，站90度鞠躬直到人事不醒…… 只有小学文化的宋良虎在重刑之下“承认”自己有一支手枪而又交不出，只好再招供说手枪藏在电站的绝壁处并可以找出来。李肃仁当然知道宋良虎已有了自杀的企图，却仍将这悲剧继续导演下去。他吩咐“民兵”们把宋良虎的双手仔细捆好，在其身后另加了一根10多米长的大绳，由几个人紧紧地拉住。宋良虎自杀失败，又遭到新一轮的毒打。只听得他一声声地哀叫着：“李主任啊，不要打了，我的手要断了，二天劳改我也要用手啊！……”渐渐的失去了知觉。 接着，“收听敌台集团”被臆造出来;曾与解放军同路返回农场的知青叫做“被解放军遣送回场的逃犯”;“破坏分子”、“抢劫”、“流氓”、“小偷”……不胜枚举。 李主任继续诱导着：“交代得越彻底越深刻越能得到宽大，我们还可以安排到工厂去工作”。 一个名叫唐禄彬的成都高中生，幻想着李主任的训导，为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我打算拉起一支队伍，打起黄龙旗，在大箐梁子架几挺机枪，然后占领凉山。” 绝！陷阱刚布好，就栽了一个猎物进来。 于是，唐禄彬被关进了集训队，然而，他还在坚信着李主任会给他安排到工厂工作，尽管已被打得奄奄一息，依然供认不讳。结果，他被安排到了公安部门，判了5年徒刑。 女知青张如婷由于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才迟迟返回农场，疑似“投敌叛国”而被剃去半边头发示众；朱四维由于喜欢拨弄收音机且又有一个“把给女知青照的相片拿到香港卖钱”的135小相机，更是“铁证如山”的“投敌叛国分子”而被判了8年徒刑；前面提到的宋良虎在遭到非人的折磨后最终以“流氓分子”的罪名领了10年徒刑。 李肃仁还不过瘾，翻出了南充女知青罗桂英之死的“迷案”，说她不是殉情身亡，而是被成都知青杀死的。 这又是一箭双雕！南充知青再一次被煽动起来，配合李主任从成都知青中揪出了10人（后有2人因没有作案时间被否定）之多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首犯龚联宇、主犯孙世杰、袁楚才被关押期间在家属及本人坚持不懈的鸣冤申诉4年后，终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成都知青收拾得差不多了，该修理南充知青了！ 外号“土匪”的李兴强看见蒋德成在劳动中受伤后头上缠着绷带，想起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句台词，便开起了玩笑：“一个团连个车站都守不住。” 这明摆着是阶级敌人的暗示！他俩自然归属了集训队。 女知青郭玉清因与死者罗桂英是好友又不能替革委会证明“有人强奸暗杀”，当然被剃了半边头关进集训队。 身高只有1.5米的王天柱向人讲了昨晚的一个梦：“有个女娃子坐在门口等我。” 好！必须交代出这个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根源，必须说出那个“女娃子”是谁。 王天柱没法回答，这可激起了李肃仁的兴趣。他亲自带领“民兵”又一次品尝了那诱人的血腥味。约100根的两捆箭竹打折了，四根青杠锄把打断了，17岁的王天柱终于丧身在了革委会的乱棍之下。 李肃仁的“业绩”越来越大，深得州上青睐，在全州“清理阶级队伍表彰大会”上，特别强调了他的“皮砣子专政”是“新形势下的重大发明”。 李肃仁的“皮砣子”是有套路的，是专门发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知青专政的。 400多天的日子里，169名知青就有30多人被触及到皮肉，其中1人被打死，7人被送进监狱，80多人被触及到灵魂，其余的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冲击”。 人人自危，个个胆寒，提心吊胆地度过每一天。谁也不敢多言多语，只有忍看亲朋成怨鬼，潜吞苦泪强压悲。冰销雪尽东风时，定把魔王血债追。 知青们慢慢地醒了，不再互相检举揭发了，“清理阶级队伍”也渐渐接近尾声。 这天，几个知青给李主任开了一个玩笑，分别向他报告说“在老工人中有一个暗藏的敌特梁登发，好多人都看见他每天背个背篼，躲到山上，肯定在发报，背篼里肯定装有电台，那根长烟竿就是天线。” 弄得李肃仁啼笑皆非，只好含含糊糊地表扬了这几个知青觉悟高之后便不了了之。 时光过得好慢好慢，可怕的1970年熬到了尽头。 阶级队伍终于清理干净，农场也有了发展：场部对面不知沉睡了多少年的古墓被彻底肃清，造出了20多亩“大寨田”，种上了包谷；场部周围的山岗新植上2万多株桃、梨。7公里以外的3队、4队（即原北京干部勘察过的“农场”旧址）以及高山上的2队由于暂无条件改造，水土没有遭到破坏。 食物还是靠西昌运来，知青还是靠每月17.5元生活。再也没有人敢提起转正定级的事！ 血泪浸透了这一年的日日夜夜，其景惨不忍睹，其情笔不能书。 1970年12月，五道箐农场终于灯干油尽。除开7名身陷囹圄者外，有8名知青被分配到昭觉县的几个集体企业工作；6名“证据不足”的“反革命”知青留在农场又是4年之久；原林场的“工人阶级”继续守护螺髻山；郫县农场来的“贫下中农”调往乌坡铜矿；其余的则被介绍到喜德县“四川省拉克铁矿”当临时工。 这批临时工靠自己的努力，又恰逢李肃仁过去官场上的死对头施嘉民在这里任矿长，因而3个月后知青们就转了正，成了真正的工人阶级。 但是，知青陈佑彬却还没有摆脱厄运，在农场时，李肃仁由于需要他为自己修理收音机而放弃了将他投入监狱的计划。现在，他“与李肃仁有密切关系并共同收听敌台”的“事实”却让他终于没有逃离牢狱之灾而被判了8年徒刑。 “四人帮”垮台了，共和国的土地上终于见到了春天的阳光。 被投进监狱的8名知青终于获得了平反，但他们都已经服刑期满！ 全国的知青凡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都将在山上、乡下耽误的时间计算了工龄。 蝙蝠在科学家的帮助下早已有了归属，但还有一些人在说“那是鸟”。 正如现在还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在说：“他（我）是当过知青的”。 “知青”到底是什么？ 虽然有关权威解释道：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专用名词！ 【本文作者袁东旭：成都7中1965年初中肄业，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4期5中队学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