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法学教授兼职律师

邱祖芳||金桥百信

话说法学教授兼职律师

近期，法学教授能否兼职担任律师再度引发舆论讨论。结合现行《律师法》第十二条，高校符合条件的法学教研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申领兼职律师执业证。对此问题，宜保持中立理性视角，分层辨析，不宜简单一刀切支持或者否定。

首先，教师本职与兼职执业的平衡问题，权责边界应当归于院校管理。

质疑观点最常见的担忧，是办案挤占教学科研精力。

但这一问题本质属于高校内部考核管理范畴。

学校有权设置课时、科研指标，建立兼职事前审批、事中监督机制；倘若教师无法完成本职工作，院校完全可以依规不予同意、甚至停止其兼职资格。

能否平衡教学与办案，是学校考核管控事项，不能直接推导出应当全面取消兼职律师制度，不能以潜在风险直接废除法定制度。

其次，关于“占用公共资源、挤压专职律师市场”的争议，需要客观审视。

市场竞争最终依托专业能力区分客群。

法学教授承接案件，大多集中在疑难复杂案件、重大商事、刑事争议等领域，服务圈层、业务类型和普通专职律师并不完全重合。

如果法律服务市场依靠专业水平分层，不存在天然的挤占关系。同时从统计数据看，全国兼职律师总量占全体律师比重不足2%，规模有限，将行业内卷归咎于兼职律师群体，论证力度不足。

放眼域外法治成熟地区，法学教研与律师执业兼容属于普遍现象。

在美国，大量顶尖法学院全职教授持有各州律师执业资质，领取大学固定薪酬，同时允许有限度对外承办案件，各校一般通过制度划定校外执业时长上限，实现规范约束。

德肖维茨等知名学者长期一边任教、一边办理重大案件，是美国法律界常态。

各州规则略有差异，但核心逻辑一致：

实务经验是法学教学重要根基，通过时限管控防范冲突，而非直接禁止执业。

英国事务律师、大律师体系下，不少法学院讲师拥有执业资格，可在规则框架内承接案件；

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同样允许法学教师在履行校内职责前提下从事法律实务。

当然，域外制度也存在差异化安排，例如德国公立大学法学教授规范相对严格，但并未完全隔绝实务，法律允许高校教师在特定情形下担任辩护人。由此可见，不存在统一的“禁止模式”，各国各地根据法学教育定位、职业伦理规则作出不同安排，可供参考，但不能简单截取局部规则作为一刀切禁止的依据。

法学区别于纯粹人文理论学科，具备极强实践属性。

脱离真实案件、卷宗、庭审的法学教学，容易滑向纯粹纸面理论。教授通过办案感知司法一线真实问题，反哺课堂教学、学术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这也是立法设立兼职律师制度的初衷。

作为一名专职律师，我在多所高校开展课程、专题讲座已有十余年，对此深有体会。

走进校园授课本就是双向交流、教学相长的过程。

在课堂之中，可以直观了解法科学生的认知困惑与现实期待；而体系化梳理法律观点、讲解实务案例的过程，也倒逼自己归纳复盘办案经验，提升理论思辨能力，进而反哺案件办理。

由此不难看出，法学实务与法学教学天然具备融合共生的基础。人为将高校教师教研工作与律师执业割裂，把学者办案、律师授课视作相互冲突的关系，看待问题容易陷入局限。无论是学者走出书斋参与司法实践，还是实务律师走进校园传道解惑，都是打通理论与实务壁垒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制度运行当中客观存在值得警惕的风险：师生关系、同庭履职可能引发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疑虑；少数人过度投入办案、疏于教研；执业利益冲突未能规范隔离。解决路径应当是精细化管理，完善回避规则、利益冲突审查、院校年度考核、行业自律监督，而非直接废除制度。

总结而言，兼职律师制度具备立法基础与现实价值，争论不应当停留在“要不要彻底废除”，重心应当转向如何完善配套监管机制。

一方面守住高校教学科研底线，压实院校管理责任；

另一方面健全执业回避、利益冲突等职业规则，扬长避短，持续搭建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互通的良性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