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义”那“主义”，都不如自己心中有主意: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才是王道和正义——当代文坛批判之十一

昵称李树（笔名李千树，本名李桃德）

这“主义”那“主义”，都不如自己心中有主意：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才是王道和正义——当代文坛批判之十一

李千树

一、引言：主义的迷障

二十世纪是“主义的世纪”。西方文坛上，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种“主义”都曾喧嚣一时，宣称自己掌握了文学的真理，却又迅速被下一种“主义”所取代、所否定。思潮更迭，流派纷呈，恍如乱云紊流，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然而，这“主义”那“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标签与话术。真正撑起文学苍穹的，从来是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而非花样翻新的名目。中国当代文坛的某些人，却偏偏对这些舶来的“主义”顶礼膜拜，言必称希腊，行必效西方，将自家的文化传统弃如敝履。这种文化上的卑躬屈膝，伏低做小，不仅导致了创作上的“不中不洋”，更暴露出精神上的惶惑与迷失。

二、西方文学思潮：纷纭背后的精神危机

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的更迭，表面上是艺术的革新与进步，深层则是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投射。自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先后出现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形成思潮更迭相继的发展模式。但这种更迭并非螺旋式上升，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与颠覆。

进入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从19世纪末期动荡混乱的现实危机中产生，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和强度成为主流。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怀疑的精神”。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神圣的价值体系崩溃。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上帝死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将一个人无法掌控的混乱世界推到世人面前。西方一切传统准则——权力、理性、道德——都面临重新估价。

现代派文学“流派纷呈，内容庞杂，其概念和内涵也相对笼统，存在着许多歧义”。围绕“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论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文学思潮从本质上说，“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是深陷困境的20世纪西方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形象化反映”。它们“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实验”登场，却始终无法摆脱“狂悖与务虚”和精神颓废乃至堕落的总特征。

这并不是说西方文学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但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其所属的“主义”，而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与精湛艺术。思潮只是表象，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品质本身。遗憾的是，许多中国文人未能辨明此理，错把“主义”当成了文学的本质。

三、盲目崇洋：病态的文化心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派文学大量译介进入中国，一股盲目崇洋的风气在文坛蔓延。许多作家竞相效仿西方的文学技巧和表达方式，以为贴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作品便有了身价。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既失掉了中国文学的本来面目，又未能真正领会西方文学的精髓。

莫言曾坦言，改革开放后他阅读了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作家的作品，“因为太急于求成，因为太被西方小说艺术所震撼，过程中不知不觉有了模仿成分”。但后来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作家开始反思：“如果亦步亦趋模仿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不会在世界文学当中占据应有地位。一个作家，如果只会模仿没有创新，也不可能在文学中有自己的地位。”

赵本夫亦曾指出：“在这发展过程中，许多中国作家一味模仿西方文学作品，妄自菲薄，逐渐失去了中国文学的个性。”他认为，“中国的作家和文化人，更应该时刻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趋同，才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更令人忧虑的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状态。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成为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或“搬运工”，“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这种跪拜乃至跪舔的“失语症”式的窘境，根源正在于文化自信的缺失。

诗人郑敏曾有一语中的之论：“一个人，如果他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踩在脚下的土地。如果没有这块土地，那他就是一个文化漂浮者，哪热闹往哪去……外国人告诉你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真是难受。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土地。”舍自己文化的本源去模仿他文化，无异于自甘沦为他文化的影子与附庸。

四、以我为主：正确的解决之道

面对这种局面，正确的态度不是闭关锁国、盲目排外，也不是全盘照搬、唯洋是从，而是鲁迅先生早已提出的“拿来主义”——“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之后，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才是对待外来文化应有的理性态度。

立足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有鉴别地吸收外国文学的经验与教训，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最终自成一家——这才是中国文学的正道。

莫言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西方文学蜂拥而来的背景下，“首先要熟知中国文学经典，从《诗经》开始，到《史记》，到李白、杜甫，这些都是中国作家应该读过并了解，甚至是要有深刻体验的。其次是要了解历史，不仅是纸面上、已成典籍的历史，还要了解民间口头流传、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保存的历史文化‘化石’，从中发现素材、获得灵感。”只有把创作跟中华民族的文学之根接续起来，中国文学才会有出息、有发展，才能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来不缺乏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唐诗宋词的瑰丽璀璨，到明清小说的波澜壮阔；从《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到《聊斋志异》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中国文学的传统深厚而博大，足以滋养任何有出息的作家。

五、小结：心中有主意，笔下自有神

这“主义”那“主义”，都不如自己心中有主意。文学创作归根结底是心灵的事业，是思想与艺术的结晶。任何“主义”都只是工具和标签，而非目的本身。深刻的思想来自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独立思考；高超的艺术来自对语言、对形式、对传统的深耕与创新。这两者，都不是靠模仿某种“主义”就能获得的。

西方文学的思潮更迭，恰恰说明“主义”的虚无与短暂。今天被奉为圭臬的，明天就可能被弃如敝履。与其在这些转瞬即逝的标签中打转，不如沉下心来，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从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中汲取养分，从沸腾的现实生活中获取灵感。

中国文人和中国作家当有这份自信：我们的文化传统足够深厚，我们的现实生活足够丰富，我们的创造力足够强大。无需仰人鼻息，更不必卑躬屈膝。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这才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康庄大道。心中有主意，笔下自有神。所谓“主义”，不过是过眼云烟；而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才是永恒的王道与正义。

2026年8月2日夜于济南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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