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些事

龙 啸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如此，但我却感觉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有些怀旧了，尤其是时常从记忆里的深处翻箱倒柜去翻腾出一些儿时的记忆来，在茶余饭后给家人们聊一些沉淀在旧时光的过往云烟。每当此时，老伴总是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放着眼下的好日子不说，整天给孩子们唠叨些老掉牙的陈谷子烂芝麻的糟心事，耳朵听得都起茧子了，讲那些年有什么用？还不如放在心里面暖肚子呢？”有一年夏天闲聊时又扯起了过去的话题，上大学回家度暑假的孙女带着质疑的目光，好奇地问我：“爷爷，您小时候生活真的是这么多苦，生活难道没有有幸福与快乐吗？”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人见证它的真实生活，都有独属于那个年代的幸福与美好，当时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们对于幸福与快乐的认知是极其单纯的，认为无忧无虑的生活就是幸福与快乐，因为，当年所有的艰难困苦都压在大人们的肩膀上，所以，我们的生活自以为还是有简单的幸福和质朴的快乐的。当然，在童年的回忆中也并不一定都是美好的，如广袤无垠的大地上不仅有高山，也有沟壑；斗转星移的四季轮回中不仅有月圆，也有月缺，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不仅仅是有幸福快乐，有艰难困苦，也有许多极具时代局限性的腌臜的糟心事和很多令人作呕的生活中的悲催。

　　 “野味”十足的童年

作为60后从偏僻的乡村长大的孩子，在我的童年中没有奥特曼打小怪兽，也没有葫芦娃救爷爷，即无游戏可打，也无手机可刷；我们小时候没有幼儿园可上，当然，假期中也没有辅导班和特长班可读，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放羊，割草，拾柴火，剩下的时间就是一个“野”字了。白天几个人推着铁环满大街上跑，分成两班打土坷垃仗打得汗流浃背，热火朝天；高兴的时候，几个人还下河捞鱼摸虾，在田野里架起篝火来烤玉米、大豆、同时用枝条把鱼串起来去烤着吃。后来走进城市里，也尝过许多风味的烧烤，但是吃不出儿时那来自于大自然的纯粹的味道。我们在夜里捉迷藏捉得天昏地暗，公鸡打鸣；在墙旮旯角角里挤来挤去；在百无聊赖中自己去创造着属于我们那代人独有的快乐时光与幸福生活。最有趣的是，几个小伙伴同时捏着自己的小鸡鸡尿尿，比一比谁的力量大，能不能让尿划出的弧线呲过自己的鼻子尖。我们有的躬着腰，伸着鼻子，捏着鸡鸡努力往上呲，有的仰起身子，撅起肚皮让尿努力向上冲，不过那个时候大多数不要说鼻子尖，就是呲过头顶也并非难事。有时也会并排站在墙根，用尿往墙上呲，比一比谁呲得最高。当年的情形至今想起来总觉得可笑至极了，不过我们的快乐就是这么看似无聊中的简单。那个年代，大人们整天在生产队里面参加劳动，无暇顾及对孩子们的精心呵护与陪伴，所以，当年对孩子们的管理模式是放养式的，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和夜深睡觉时，如果是孩子们不在家，便跑到大街小巷里面吆喝上几声。

　　 恨虱如仇的岁月

对于当下的孩子们来说虱子与跳蚤可能是闻所未闻过的珍惜动物了，在当下即便是用天文望远镜去搜寻恐怕也是难得一见了，仿佛这种让人心烦意乱的小精灵已经是灰飞烟灭地绝迹了；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对于虱子是司空见惯和深恶痛绝的，我们小时候不论孩子，还是大人，谁身上要不养上些虱子和跳蚤简直就称得上是人间奇迹了。

尤其是到了冬天，那个年代不要说是用太阳能和热水器洗澡了，乡下连个澡堂子都没有，城市里的澡堂子也是屈指可数的，澡堂子稀罕，热水也是弥足珍贵的，关键是柴火太稀缺，遇上连绵不绝的雨雪天气，柴火被淋湿了，有的一家人真的是连口热乎水几天都喝不上，只有干啃煎饼和咸菜疙瘩。所以，在那个时代也别说洗澡是梦寐以求的事，干脆说就是做梦也梦不到的事，因而，不论公共环境卫生，还是家庭与个人卫生都是不堪入目，作为无孔不入的寄生虫自然不会放过如此的大好机遇，作为寄生虫的虱子也就自然而然地就在人们身上多了起来了。据说有一次公社的孟书记下乡到我们村视察工作，与我们村里的老村长了解村里的生产情况时，老村长一边汇报，一边用手向衣服里面摸来摸去，孟书记误以为是在为他掏烟，连忙说：“刚抽完扔掉烟把，别掏了，别掏了。”不料，老村长摸出一个吃得肥壮的黑虱子，用手指捏着，往嘴巴里面一扔，用呀嘎嘣一咬，憨厚地嘿嘿笑着说：“又逮了只老母猪吃了。它喝我的血，我要它的命。”搞得孟书记也只得陪着尴尬地一笑而过了。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是一个村长对镇的书记如此，会不会被冠以工作态度不务实，故意戏弄上级领导的帽子，而当时上下级关系都非常融洽，大多数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没有像现在这样领导与被领导分得那么泾渭分明。

在当时有一句口头禅：“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仔细揣摩一下这账多了不愁那是还不上债务，愁死了也没办法，可虱子多了不咬却是糊弄人们的话。那时候我的棉袄、棉裤的针线缝里面总是隐藏着许多虱子，以及它们的卵虫虮子，夜晚睡觉的时候，母亲总是让脱下衣服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来覆去地给我们捉虱子，捉住后把虱子放在案板上，用大拇指指甲用力一压，这正慢慢蠕动的虱子便瞬间呜乎哀哉了；有时母亲干脆用牙顺着衣服的缝隙来回地咬上几遍，让虱子与虮在咬牙切齿中命归黄泉。父亲做事更加干脆，时常在屋里点上一堆火，然后，把家里的人们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伸开两臂去烘烤。用母亲的话说：“也不知道这虱子哪里来的这么多，三天不逮衣服缝里面就乌央乌央的。”有一次，我在学校里上课时，脊背上虱子蠕动得令人坐卧不安，弄得我浑身瘙痒难耐，心烦意乱，便背过手臂去㧟去挠，班主任刘老师认为我在做小动作，便让我在教室门口罚站，罚站归罚站，可脊背上依然是痒痒的钻心，我便用脊背紧贴在教室的墙上来回蹭，结果蹭来蹭去棉袄被磨了个大窟窿，回家后又挨了母亲一顿严厉的呵斥。男孩子们头发短还好些，女孩子的头发长，虱子隐藏在里面很难被发现，母亲给姐姐梳头的时候，总是先在头上扒拉开头发，瞪大眼睛，从一缕一缕的头发里面去寻找虱子的踪迹，查看依附在发丝间的虮子，查找完后再用篦子来回地梳理上几回才算完事。当然，当年不仅仅是人身上生长虱子，就连牲畜身上也生长，所以，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要想根除这一寄生虫害还真的步履维艰，难上加难。

如厕时的尴尬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长大的我们，小的时候擦屁股的工具很多，比如石头块、土坷垃块、小木棍、玉米秸、高粱秸，有时候就在身边随手薅一把杂草，或者是在树下捡上几片树叶一擦就完事了，那时候用卫生纸擦屁股根本在我们农村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当时我们农村的家庭中厕所都是旱厕，俗称为茅房，便池就是一个小茅坑，粪便在茅坑中积攒到一定程度后，便用锨铲出来堆在茅房的一个角落里面，人离厕所老远就能闻到臭烘烘的气味。在田野里劳动的时候，厕所则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地存在的。沟沟壑壑中，庄稼地，小树林，四处张望一下无人便火急火燎地蹲下来，吭吭唧唧地解决内急问题了。最令人涕笑皆非的尴尬是当有人匆匆忙忙地蹲在沟里面或者是小树林里，正脱下裤子准备方便时，又有人手忙脚乱地向同一目的地赶来，同性别还好说，有时还会是异性的邻居，在那个思想并不开放的年代，吓得只好憋屈着提起裤子站起来，然后，另觅其它隐身之处，以解内急。有一次，我们生产队的老李叔蹲在路沟里面解手时，正好我与几个小伙伴放羊路过，平时好耍恶作剧的王平，把赶羊鞭交给我后，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绕到老李叔身后，用手捏着鼻子学女人腔调，喊了一声：“老李叔，干嘛呢？”这老李叔正嘴巴里叼着烟袋，悠哉悠哉地为五谷轮回而努力，他这么一喊，吓得老李叔一激灵袋，差点惊掉下巴，嘴巴里的烟袋也差一点掉在地上。他屁股里夹着半个屎橛子就提起裤子站了起来，扭头发现是王平后，气得瞪大双眼，破口大骂：“是你个小王八羔子啊，你想吓死老子呀？！看我不回家后告诉您爹，让他把你的熊腚揍成八瓣，锔都锔不好！”老李叔一吼，吓得王平嬉皮笑脸地撒腿就跑，比兔子的爹跑得都快。当年所谓的手纸？只不过是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因地制宜解决的，解完手后便随手捡片庄稼叶或坷垃头来敷衍了事地擦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是撅着屁股往小树身上上下搓一下就完事了，当时生活就是这么个不讲穷的原生态活法，在我们农村可谓是人们都是大同小异。但有时也会闹出来些自己都感觉尴尬的事，我们生产队的二蛋在树林里屙粑粑时，随手捡了一片杨叶，不料这片杨叶在风吹日晒中已经腐朽，他手一用劲树叶便碎了，弄得手指头上沾上了臭烘烘黏糊糊的大便，自己只好抓把土来回地搓了半天后，把手指放鼻子前面闻上一闻，闻着没有了臭味才算了事。

我们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内裤，更不知道什么是睡衣。睡觉时大多时候都是赤裸裸地光着身子休息。床底下放上一个尿罐或尿盆，夜间内急小便时便探下身子，摸到床上来尿在里面，尿在当时可是难得的好肥料，每晚的尿都积攒在一个大土罐子里面，攒满了便担到自留地里面，用来浇灌蔬菜。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有的男孩子六七岁了，还光着屁股满大街上跑着玩的并不稀罕。

在那个艰苦岁月中，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们来说没有谁的生活能如现在这般的活得精致和精细，当年要想活得稍微轻松与滋润一点就全靠日在常生活中自己去细心打磨和精心的去雕琢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让生活中的每一缕阳光都变得温柔而闪亮，让夜空中的每一颗星星也都变成胡子里的故事与传说。

饥饿时代的无奈

在那个经济极度困难，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个穷字紧紧地捆绑与制约着人们的生活能力，人们常说穷则思变，可当年人们就是被牢牢地束缚在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思想与观念被铐在一个固定的统一劳作管理模式里，人们盼望着劳动致富，渴望着能过上吃穿不愁的温饱生活，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贫困生活依然是在原地徘徊不前。记得当年我们生产队的饲养员李四，在给牲口喂料汤时，自己饿得实在难受，便用马勺也舀了一些喝了起来，正巧被来牵牲口的车把式王强发现了，向大队和生产队告他监守自盗，结果便被胸前挂上了个大木牌子，戴上了用白纸糊的又高又尖，如圆锥体一样的纸帽子，上面用毛笔写着盗窃犯李四进行游街示众。关键是游街示众时，自己还要向围观的社员们介绍自己的罪行，嘴巴里有气无力地不停地喊着：“我是第一生产队的李四，我偷生产队里的马料水喝，我混蛋，我混账，社员同志们不要向我学，都要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要大公无私，要为人民服务。”说实话，当年我虽然说是也在参加批斗大会的学生队伍中，跟着挥动拳头喊着“打倒坏分子李四“的口号，可心里面也是有些后怕的狠，因为，我们几个小伙伴趁着夜色也曾偷过生产队地里面种的瓜吃，我与姐姐也曾偷偷薅过生产队的地瓜叶回家用热水焯一下，拌上一点细盐当菜吃。当年就是为了解决一口吃的，让肚子充一下饥肠辘辘，为了生存下去，人格与尊严在活下去面前已经是一文不值了。那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去多方面全方位去千方百计地调理生活，讲究营养搭配，追求保健养生，在那个年只是渴望着别管好歹，一年到头能混个肚里圆，天天吃饱穿暖就很知足了。

　　 换亲背后的悲哀

在那么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小孩子有小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快乐，可大人们自有大人们在艰难生活中的困扰。虽然说是在口号里总是喊着“贫下中农最光荣，越穷越光荣”，可在现实生活里并没有人希望自己忍饥挨饿度光阴，整天过有米无盐的苦日子。在那个年代，不知道人们是穷怕了，还是怕受穷，男孩子找对象时虽然说不要彩礼，但是要看家庭成分和家庭状况的。家庭成分自然是贫下中农最好些，可家庭状况就千差万别了。记忆里有一年春天，我的邻居张二叔有一次媒婆给介绍了个姑娘，这姑娘的嫂子来看家庭前，张二叔的母亲从邻居家中借了张八仙桌和两把椅子，又让老村长帮忙给张二叔借了身的确良布料的新衣裳，张二叔本来长得就英俊潇洒，穿上新衣服更是精神焕发。可最让人犯愁的是家里面没有粮食，邻居们谁家的粮食也是少得可怜，思来想去，最后为了让粮食瓮中显得有粮食，家里人就从生产队的打麦场中扒拉些麦糠倒土瓮里面，然后上面再倒上些地瓜干或高粱、玉米粒来遮掩了一下，常言道：家中有粮心不慌。当年很多姑娘找婆家就怕嫁过去挨饿，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来看看男方家里的存粮多少，因为，民以食为天，能解决吃的问题才是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古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料这姑娘的嫂子也不是个简单人，看粮食瓮时时，她伸手往粮食深处一抄，却感觉下面不对劲，用手扒拉开深处一看，结果就露了馅了。任凭媒婆一张嘴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了。这门亲事就黄了，这一耽搁就是好几年，张二叔直到三十多岁时，在他母亲劝说下，他妹妹二英才答应给他换了门亲事，可自从换亲后，他妹妹就很少回娘家的门了。后来听人们说二英的男人比二英大十五六岁，还是个头上无毛，脸上有坑的秃子麻子。二英可谓是一朵鲜花插在臭牛粪上了，一个丑男人娶了个俊媳妇本来该敬着供着，可他并不珍惜，并且酗酒后经常恶狠狠地打二英，只要是二发现二英与村里的男人拉呱，回家就是莫名其妙地挨打，二英身上时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她有苦难言，为了给娘家延续香火，只有忍气吞声地委屈自己了。她有时也想挣脱命运的枷锁，有一次挨打后她离家出走了，可她出走的第二天，她娘家嫂子便抱着孩子回到了娘家，与她哥哥闹起了离婚，在她母亲的劝说和她哥哥的哀求下，她知道自己是命不由己了，只好又委屈着回到了婆家，继续维持着生活下去。

　　说实话，在我儿时的那个年代，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城市，要别说是走南闯北，游山玩水了，他们的脚下的路就是一天到晚都围绕着村里的土地打转，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到过县城，更别说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繁华大都市了。有一次生产队的韩二爷就问过从城市里下来的工作组的王组长，说：“王领导，听说你们城里人都住几十米高的大楼，坐几十米长的火车，天天都吃大米白面，那楼这么高，人怎么上去啊？车这么长，要用多少牲口拉呀？天天吃那大米白面那得花多少钱啊？我们天天吃杂粮煎饼都吃不起。”其实当年即便是生活在城里面的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的口粮也都是按量供应，想无限制地用购粮本去购买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那个年代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生活中要想过得如现在一样吃得酒足饭饱，肉满膘肥还真不是个容易的事。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听了这样幼稚的问题是不是感觉有些可笑，可当年我们的认知范围就是这么狭隘，甚至很多人扁担倒了都不知道是个“一”字，人们把憨厚老实，善良淳朴，任劳任怨都写在生活中，诠释在行动里。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我们迈过峥嵘坎坷，度过荏苒蹉跎，而今时光静好，岁月悠长，可往事无法抹去，历史也不可重来，我们只有把熬过的艰难困苦，一步一个脚印地镌刻在曾经的过往里，把一个又一个历史的碎片拼接成一面熠熠生辉的镜子，来折射出历史的真面目，来照亮人们脚下前行的路。我们今天提起笔来用真实的写照来客观地反映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并不是去否定历史，也不是亵渎历史，而是对历史的敬畏，对社会发展历程的敬畏，让后人更加了解和认识历史。我们只有回望走过的历程，方知征途的艰辛，才能更加明白当下拥有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才懂得要好好去珍惜，才能为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砥砺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