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的八一木工厂

南国甄

新疆石河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八一木工厂，承载着我儿时很多记忆的地方。

那里有我父亲彭湘赞为之奋斗一生的故事。就是这些来自湘籍的技工们，在祖国最艰苦时需要他们戍边、屯垦，作为第一批与拓荒者同时选定石河子地点的技术力量，1950年入疆。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发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拉开了新中国大西北边陲建设的序幕。他们不畏条件恶劣，不惧饮食水土不服，不远万里来到这石头遍野、荒凉无际、野狼土匪时常出没的广袤戈壁滩上，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后来因为到处都是石头，所以就因此得名，就叫石河子。

我生于1948年，童年在湖南浏阳永安镇度过，在武陵小学读了半年书，谁知一场病变让我双目失明，只得在家休学。黑暗中熬了一年多，1950年12月，父亲彭湘赞作为二十二兵团聘请的第一批湖南技师，已经西进新疆，投身石河子城建。

1956年，父亲回湖南探亲。那天，久别重逢的激动仿佛冲破了某种屏障，原本失明的我，竟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重新见到了父亲。不久，父亲带着我们举家西迁。那时，我最小的弟弟彭永超才半岁，是母亲抱着他，我们一起坐上了西行的列车。

走进八一木工厂的那一刻，印象最深的是门卫——背着枪站岗的战士。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里既是一座工厂，更像一座军营。我们在厂里安了家。放学归来，是我最忙碌也最充实的时光。我常跟着母亲去原木场剥树皮，那层层叠叠的榆树皮晒干后是极好的引火柴；再到二车间后的废料堆拾刨花，那卷曲的薄片带着松脂的香气；最后还要去锯末堆放场，用小麻袋装回满满一袋锯末。那时候，家里一日三餐的灶膛里，冬日取暖的火墙里，烧的全是这些“宝贝”。那锯末燃烧时特有的焦香，混合着刨花的清甜，就是我童年里“家”的味道。

父亲彭湘赞是厂里的老技师，他是看着八一木工厂从“老鸹窝”的木工训练班一步步壮大起来的。他常说，赵锡光将军为了支持工厂，把坐骑都给了首任厂长张德灿。那种官兵一心、白手起家的劲头，深深影响了我。

在八一木工厂的庇护下，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直到“文革”爆发，我投笔从戎，穿上军装。退役后，我回到了父亲的故乡——湖南长沙工作，直至退休。兜兜转转，中间的纽带，永远是八一木工厂。如今，工厂虽已不在，但我闭上眼，仍能闻到那股混合着锯末与刨花的清香。我是彭湘赞的儿子，也是八一木工厂养大的孩子。这座工厂给了我第二次“看见”世界的眼睛，那温暖的光明，我终身难忘。

1952年元旦，父亲在新疆石河子拍下了这张身着厚棉工装的留影，笔挺的军装衬着他晒得黝黑的面庞，眉宇间全是初到边疆建设的笃定劲儿，这张照片的底部还印着兵团八一摄影的落款，是他刚扎根石河子最鲜活的印记。

后来他胸前别上了亮闪闪的军功章，崭新的工装衬得他双目炯炯有神，多年的打磨让这位从湖南来的老木匠，成了边疆建设里最靠得住的技术骨干，胸前的徽章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他在工地上熬的无数个日夜。

这张在照相馆拍下的坐像，他穿着整洁的便装，手边放着常戴的帽子，神情从容又平和，那是他常年在车间打磨木料练出来的稳当气质，连指尖都带着常年握刨子磨出的薄茧。

1956年他当选为乌鲁木齐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份双语印着的代表当选证书，是组织和边疆群众对他多年勤恳付出的认可，纸页上的红章沉甸甸的，是他作为建设者的无上荣光。

那枚红绸子做的代表证，他一直仔细收在箱底，褶皱的红绸上还留着当年他去参会时揣在口袋里的温度，小小的“代表”两个字，是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边疆建设的证明。

另一枚印着双语的代表证，针脚细密的红绸边缘还留着当年的系带，那是他作为一线工人代表参加行业大会的凭证，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普通木匠，可这份荣誉比任何木料都珍贵。

他当年在长沙工人业余学校的学员胸章，边缘已经磨得发毛泛黄，那是他还没离开湖南的时候，抓紧工余时间学文化的证明，他总说没读过多少书，到了新疆更要多学本事，才能把活儿干得更像样。

当年陶峙岳司令员、赵锡光副司令员布置下招技工进疆的任务，父亲带着介绍信回长沙动员，组建起援疆工作队，一群身怀手艺的湘籍工人就这样告别湘江，踏上了西行的漫漫长路，成了石河子城建最扎实的技术底气。

那幅密密麻麻的大合影，是当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部队训练时和全体官兵的合照，父亲的身影就藏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和所有屯垦戍边的战友们站在一起，守着他们亲手建起来的边疆家园。

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旧版党章，是老战友黄天钧亲手题字送给父亲的纪念册，扉页上的钢笔字力道十足，那是他入疆之后一直揣在怀里的宝贝，每次遇到难处，翻开看看就又有了接着干的劲儿。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便笺纸写的便条，纸页已经磨得边缘发碎，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是当年工地上开证明、办手续时留下的手迹，每一道划痕里都藏着当年建设时的烟火气。

1958年发给他的先进生产者证明，红章上的五角星鲜亮醒目，上面的字迹一笔一划写着他完成任务成绩达到先进水平的评语，这是他一整年泡在车间里，领着大家啃下硬骨头工程换来的荣誉。

二十二兵团工程处当年发的木工分级标准，泛黄的毛边纸上写着木工各等级的考核要求，父亲总把这份标准揣在工作服口袋里，一有空就拿出来对照着练手艺，半点不肯糊弄。

1960年填发的工作证，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是二四团木工厂的检查员，籍贯湖南浏阳，住址新疆石河子，这薄薄的小本子，正式把他这个湖南木匠的根，稳稳落在了新疆的土地上。

那本红布面烫印的工作证封面，布面纹理都被岁月磨得发柔，边角磨得微微起毛，是他常年揣在工装内层口袋里，跟着他跑遍车间每一处角落磨出来的痕迹。

那本紫色封皮的安全技术规程，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印的，他在车间里带徒弟的时候总把这本小册子拿出来，一条一条给年轻工人讲安全操作的规矩，半分差错都不许出。

1951年的工会会员证，纸页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里面印着全中国工人团结起来的标语，鲜红的大印盖在纸上，那是他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身份证明。

那本裂了大口子的旧版党章，紫红色的封面磨得发白发亮，是他在边疆这么多年，一直带在身边的“老伙伴”，书页的裂纹里藏着几十年的岁月痕迹，却从来没被他丢过。

工会会员证的内页印着清晰的会员权利和义务，红油墨印的字依旧醒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字，当年他不知对着读过多少遍，心里的劲儿从来没散过。

会员证里夹着的会费收据，一行行用蓝墨水写的金额整整齐齐，每一个红印章都盖得端端正正，从1952年到1954年的每一笔会费都清清楚楚，是他这么多年守着规矩的证明。

1955年的会费收据上还印着双语标注，一边是汉文一边是民族文字，是当年新疆本地工会特有的样式，一笔一笔的账目里，藏着他和边疆各族工友们拧成一股绳的日子。

1950年填写的工会会员入会登记表，他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下自己的生平，从六岁上学到跟着父亲学木工，再到参加抗日工作，字里行间全是他大半辈子走过来的踏实脚印。

1957年兵团四团开的公函，用兵团专用的红条便笺纸书写，是当年单位给他开的工作证明，字迹洒脱有力，末尾的红五角星大印稳稳盖在落款处，是他在新疆工作多年的印记。

当年长沙泥木工会开的介绍信，纸页已经碎成了好几片，边缘全是破洞，可鲜红的工会大印依旧清晰，正是这张薄薄的纸片，把他从湘江边，一路领到了千里之外的戈壁石河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颁发的先进生产者证，红布面的封皮磨得发暗，烫金的字迹已经淡了不少，可这是他这辈子最珍视的东西，他总说这不是给他一个人的荣誉，是所有一起进疆的湘籍技工们共同的功劳。

1950年填写的工会入会志愿书，毛笔字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一划写着他志愿加入工会，愿意为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誓言，纸页上的两个鲜红印章，是他当年郑重按下的承诺。

另一本先进生产者证明，和之前那本一样，字迹遒劲有力，红五角星大印鲜亮，是组织对他又一年勤恳工作的肯定，他把两本证书并排放在柜子最上层，每次看到都觉得浑身又有了力气。

1951年新疆军区后勤运输部发的乘车证，用红油墨印着工整的表格，他当年靠着这张证明，往来在各个工地之间跑运输、运木料，纸页上的每一个格子里，都藏着当年奔波的辛劳。

泛黄的旧单据上印着双语标注，手写的字迹已经有些发淡，却依旧能看清当年记录的木料出入明细，是他在木工厂当检查员时亲手核对过的台账，半分差错都没有。

后来他回长沙探亲时拍下的彩照，穿着厚实的黑棉袄，戴着绒棉帽站在照相馆布景前，身后是熟悉的江南亭台湖景，阔别多年回到家乡，他身上已经沾了满襟的戈壁风沙，眼神里却依旧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的模样。

长沙市建系工会泥木分会第一期工人学习班的胸章，左右两边印着鲜红的五角星，是他在湖南参加工人学习时的纪念，那时候他就憋着一股劲儿学本事，就盼着能把手艺练得更精。

长沙市职工业余学校第十七校的学员胸章，边缘的针脚已经磨得脱线泛黄，是他当年抓紧工余时间扫盲学文化的凭证，他就是靠着这样挤出来的时间，一点点把自己的文化水平提了上来。

他亲笔写下的自传，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从1917年他出生在浏阳的贫苦农家开始写起，祖父劳作病逝，跟着父亲学木工，遇上水灾逃难，经历战乱，一路走到解放，每一个字都是他亲身走过的坎坷岁月。

自传的后半部分一直写到他进疆之后的生活，写着他现在在八一木工厂担任生产技术股副股长，往后要全心全意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里，为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到底，字里行间全是他掏心窝子的热忱。

工会会员证的内页登记页，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姓名、籍贯、服务部门，写着他是二十二兵团工程处的木工，服务地址就在新疆石河子，这张纸页，完完整整记录了他和新疆这片土地紧紧绑在一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