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鸣/《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之一）

吴晓鸣

吴晓鸣/《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之一） 四川的南边有座高耸入云、雄奇壮阔、五彩斑斓的山~螺髻山，很多人不知道它。螺髻山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风光原始幽深、奇特壮美，主峰海拔4359米，比峨眉山金顶还高1260米。因山形像少女头上青螺状发髻，与似“女人蚕蛾之眉”的峨眉山并称姊妹山，故得名“螺髻山”。 螺髻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邛海~螺髻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重要组成部分，存有完整第四纪古冰川遗迹，有多种冰川地貌，还有大小50余个高山湖泊，这些高山湖泊彝族人称为“海子”。除原始森林里大大小小的海子，螺髻山还有世界上最大温泉瀑布群，号称九十九里瀑布温泉，绝对世上自然奇观，那从半山悬崖飞奔而下的泉水，水温常年在35度至42度之间，温暖宜人。 螺髻山的原始森林保存完好，每年5月和煦春风吹来，漫山遍野开满红的、粉的、白的、紫的和黄色的野生高山杜鹃花，那是会让人美晕的风景。杜鹃花在彝语里面称作“索玛花”，这五颜六色的杜鹃花形成连绵起伏壮丽花海，一人高的花浪随风起伏摇摆，仿佛进入童话世界，景色绝美。我一位凉山州朋友是摄影爱好者，他给我发来索玛花与彝族姑娘的照片，姑娘穿着辨识度极高的彝族百褶裙，手撑一把代表彝族人光明和希望的亮丽黄油布伞，身后是高大野生杜鹃花树，湛蓝透明天空和银光闪烁雪山为背景，随手一拍就是一幅高品质绝美油画。 说到索玛花，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应记得上世纪60年代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有首歌《情深意长》，歌中唱到“索玛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红军走的是革命的路，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窝”，歌里的索玛花就是螺髻山漫山遍野的高山野杜鹃花，红军走过的“咱家乡”就是四川的大凉山。 那年我随成都西昌知青联谊会第一次去到螺髻山，一上山就被螺髻山震撼到了。我被震撼有两个原因，一是无比壮美独特的风景，一是这里曾经生活了一群知青，一群1966年从成都和南充来“参加三线建设”筹建“大型现代化国营农场”的知青，成都知青111人，南充知青58人。这个农场在他们口里是“五道箐农场”，他们表明身份时会反复强调“我们是普格县五道箐农场的！”看见高海拔的螺髻山上那些原始落后蛮荒贫穷的村庄，我的直觉：这里当知青比我苦太多！ 后来，我渐渐认识了熟悉了这群凉山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知青，跟他们在一起时总听见他们回忆知青岁月，大事小情、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饥饿劳累，尤其说到五道箐农场当年搞“极左”路线，在知青中挑起群众斗群众，不少知青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轻则关进农场“土监狱”，重则扔进普格县公安局监狱里，被判刑吃牢饭，知青们有这样的惨痛经历，令我非常震惊！ 我在我的后知青时代认识了不少知青群体，包括1963年至1966年下乡的“老知青”，1968年“12.21”最高指示后齐噗噗赶下乡的“老三届”，1972年“李庆霖事件”后下乡的“小知青”，但我听到的五道箐农场知青的故事，最是血淋淋！ 微观的个人史背后折射出宏观的国家史、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个人微观史往往聚焦于个体或者一个小群体的生活经历、日常劳作、油盐柴米，这些琐碎细节最是生动直观地展现了普通人在大的历史进程中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个人遭遇，往往“以小见大”，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政治运动、经济形态、文化变迁和历史趋势。这些丰富具体的历史细节和实证案例，生动、真实，非常值得写下来、留下来。 而五道箐农场知青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劳动状态与插队落户的知青有很大区别，又与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那些成建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不同。他们有着这个群体独有的共同记忆，虽然时代变了，但几十年过去后沉淀下来的那些共享共情共鸣的关于五道箐农场的集体记忆，始终未曾泯灭，一有机会和场合，就如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的：“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五道箐农场知青也忍不住要说出他们心中的郁结与块垒，抒发他们内心的愤懑。 2024年底，受五道箐农场知青委托，我拟写了“五道箐农场知青回忆录”征稿通知，陆陆续续，一篇篇或长或短的文章通过微信发给我，加上2008年汶川地震前组织到的一批交到我手里的文章，一共49篇五道箐知青写的回忆录，今天，在我手里汇编成一本厚厚书稿，15万字，这15万字不包括还没有写的前言和后记。 还收到数量不多的黑白老照片，老照片灰蒙蒙，是斑驳的，但透过模糊的影像依然看得见那段历史的具体场景。这些没有激昂宏大句式、没有华丽修饰辞藻、纯粹白描的文字，字里行间有这群“五道箐农场知青”短暂的革命激情、青春欢乐、看见高山喷薄日出的兴奋，然而他们整个生命在这一阶段的底色却是无奈、艰辛、饥饿、苦难、委屈和冤枉，那些一饭一蔬、一草一木的细碎，那些如怨如泣的遭遇，那些血泪交融的揭发与控诉，才是这群知青生活本真的模样。 荒诞的是，千百万人的惨痛经历往往不过是史书里“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概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他们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被五花大绑、被农场工人贫下中农基干民兵打得血淋淋、被无证据成为“杀人犯”扔进监狱...... 虽然后来予以“平反”，但一切都发生了，刻在他们的生命中，那个荒诞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性，官方文件有明确且权威表述。根据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作出了科学总结。文件说“文化大革命”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过程中的错误。” 一个“探索”，却是那些具体的人的惨痛经历，一生一世，刻骨铭心！ 这世上有风声雨声，鸟鸣声花开声，江河湖海声，高天流云声……有人世间的笑声哭声，歌声呐喊声，还有微弱的嗫嚅声、质问声、控诉声…… 请跟我一起去听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把一个真实的残酷的世界搬到你面前，包括人性的卑劣与残忍，他们这个世界也许你从未听说过，但却伴随了他们一辈子，他们一直在说，一直在说，自言自语地说，小范围地说......那声音终将远去，他们最年长的已84岁！ 他们的背影，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苦难，他们用血泪镌刻的回忆，其价值不仅真实记录了“文革”时期荒谬的历史肌理，更真实构建了一面社会镜子，供我们看见和分析那些社会脚步的趔趄，看见小人物的命运如何在历史洪流中沉浮。 我将他们的声音变成文字，这些朴素真实的文字，这些发自心底的声音，记录整理出来，变成书籍，印刷出版。 这本《螺髻山下的声音~凉山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知青回忆录》将于今年底完稿成书，它的信息将录入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2026年底编辑出版的《中国知青图书要目.续集》，《中国知青图书要目.续集》将进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是专门收藏与东亚相关文献的地方，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东亚图书馆。 《筹建农场》——北京来的农场筹备组干部徐锦坤 20世纪3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金沙江畔发现了一处庞大的矿脉，是一个含铁量很高的矿床，蕴藏量空前，并且有多种矿产伴生。进入60年代，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为了备战备荒，党中央一声号令，千军万马汇集到祖国的大西南。铁道兵团调集了精兵强将，加紧修筑铁路，建筑大军大兴土木，矿山开采争分夺秒。就在这会战大军中，有一支不太起眼的队伍~农垦建设者。 1965年6月下旬，农垦部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全国组织5个农场班子支援三线建设准备在四川南边金沙江边的大型钢铁基地周围建设5个农场，以保证会战人员的食品供应。这5个班子是：北京、辽宁、河北、广东、新疆建设兵团。北京农场管理局组织一个勘察规划班子、一个建场班子到了四川西昌。 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尤为重要，四川的钢铁基地建成以后，规模比鞍钢还要大，西昌还是正在建设中的卫星发射基地，为了备战，必须加快建设速度。1965年8月，北京的一行人带着人事关系介绍信、工资关系转移证、粮食关系转移证到达成都，先去四川省农业厅报到，那时设想的是准备在西昌开垦数万亩荒地，再建立起现代化的奶牛场、养猪场、养鸡场、养鸭场…… 北京筹备组走遍了规划图上所标明的荒地，结果发现实际情况与计划书所说的情况大相径庭，所谓荒地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山梁，算起来根本没有三万亩地，充其量也只是几千亩地。这些高山丘陵地是无法实现机械化耕作的。筹备组将调查了解情况向西昌地区农业局、四川省农业厅作了书面报告。 后来传来一些消息：炼钢厂的选址有了变动，原设想在西昌建厂，勘探结果却因地质原因不允许在这里建设大规模的炼钢厂, 改到一个叫“渡口”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攀枝花；另外，在农场选址问题上，西南局负责人与农垦部负责人的看法不一致，西南局负责人主张开垦山梁子办农场，农垦部负责人主张农场必须以平原土地为主。 客观地讲，农垦部的主张是对的，办农场必须具备实现机械化的基本条件，不然的话，国家的投资将是一个无底洞。很快广东省的筹建处，辽宁省的筹建处，已前后批准撤出，原因都是不具备建场条件的。 不久，河北省负责筹建的新华农场，也向四川省农业厅和农垦部写了报告，因不具备建场要求撤回，最后也得到了批准。 到了1966年3月，接到西昌地区农业局转来四川省农业厅的通知：北京农场筹建组改往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拖木沟区五道箐乡，定为建设五道箐农场。 北京来的筹备组很快投入了工作，发现规划的五道箐农场原是辽宁省筹建组放弃的方案。所谓荒地实际上是彝族生产队休耕地。水源是高山融化的雪水，水温很低。荒地里大大小小的石头混在土层里，土质贫瘠。彝族种地极少施用牲畜粪，采用熏土的办法。 几天后，接四川省农业厅通知，到南充市去招收第一批农场工人。到了南充，在市劳动局和街道的支持下，向待业青年宣传介绍五道箐农场的基本情况和远景规划，号召他们应招。最后确定了58名，造了花名册，与市劳动局办了移交手续。筹备组一面工作，一面向凉山州、四川省农业厅和国家农垦部报告在五道箐不宜建场的意见。北京方面又陆续分三次派来9人，前后一共17人，多数是专业技术人员，有农业经济、农业机械、林业、蔬菜等专家，还添置了一辆解放牌货运汽车。 这时，四川省农业厅将郫县机械化农场的111名成都知青和十多名轮换工集体调来五道菁农场，安排住在距离乡政府7公里远的一个林场。 成都这111名知青的文化层次略高一些，安排他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时，都比较专心，还能组织起来讨论。当然，在紧跟极左思潮的形势下，那些讨论也演变成了对个人的斗争。 北京筹建组对五道箐农场如何建设，存在着许多疑问，向各级领导不断反映着意见。 在无可非议的五道箐恶劣气候、自然条件下，还在不断进人，工作如何干！ 大约是9月份的一天，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伍精华同志带着州农业局的一班人马开到五道箐，和我们商谈有关建场的具体问题。北京筹备组如实汇报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现实问题，明确指出了在五道箐根本无法建起机械化农场，无法实现钢铁基地副食品供应的保证。 凉山州领导这次到五道箐，虽然没有当场作出什么结论，还是认真地倾听了筹建组的意见。十月份，农垦部批准北京筹建组从四川撤回北京，明确指示由四川省农业厅工作组接管善后安置。 后来才知道，农垦部关于北京筹建组撤回北京的通知早在8月份就已下发，也就是说在凉山州领导接见我们之前他们已接到这个通知，也说明了凉山州有挽留我们的动机。 接到通知后，我们立即与北京农场管理局电话联系，答复是：“按农垦部批示办。” 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越刮越烈，刮得看不清方向，不清楚上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干什么事都不能迟疑，我们立即向四川省农业厅工作组作了移交，到普格县办了户口、粮食关系转移手续，以尽快的速度赶到成都，向省农业厅领导辞行。 【徐锦昆：五道箐农场筹建组成员，北京干部，时年30多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