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近长安远

月光如雪

七月的奥克兰，窗外冬雨连绵，雨落蕉叶，泠泠入耳。这一片清响恍惚间，竟让我听成了故乡的蝉鸣。我不缺少盛夏，都在记忆里。

那时我十几岁，心思远比现在单纯。夏天等同于悠长暑假，暑假等同于暑热。暑热里，蝉鸣不绝，白昼迟迟不肯落幕，一日的晚饭，总要摆到院中享用。

我家院子有棵槐树，树冠能把半个院子罩住。七十年代，东西不多，但够吃。晚饭时间，我搬小方桌和两个小板凳，及一把带靠背的竹椅，母亲端出凉面、蒜泥黄瓜、一碟子酸黄菜，偶尔还有半个西瓜。父亲拿着他的旱烟袋最后登场。

晚饭前后的时光，基本上就是我和父亲两人。那时候户县有一种画，叫农民画。大红大绿的，画里的麦子比人还高，画里的鱼能从池塘跳上桌面，画里的牛是紫色的，鸡是红色的，天空有时候是蓝的，有时候是黄的，全看画家心情。他们不讲规矩，不讲什么近大远小、近实远虚。远处的秦岭和家门口的碾盘一样大，山背后的村庄也要画出来，隔着墙的树也要透出来。一个画面里，能装下好几里地的光景。那时候我觉得那画非常好看，就在小小的饭桌上，由父亲指导着照着别人的画描摹。先勾画出轮廓，然后涂色。如今回想，那些画纸只能框定轮廓，色彩却任由心意落笔，自在随心，不受俗世规矩束缚。

有天不知道怎么就说到太阳。父亲指着西边还挂着的那轮落日，又回头指指东边——其实什么也指不着，长安在更东的地方，隔着一百多里地呢。他问我：“你说，太阳和长安，哪个离我们近？”

我嘴里塞着面条，含含糊糊说：“长安近吧，太阳那么远。”

父亲笑了。他讲了晋明帝的故事。说东晋那个小皇帝，几岁的时候，他爸爸问他同样的问题。头一回说太阳远，第二回又改口说太阳近。问他为什么，孩子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能看见的，就以为是近的；看不见的，就以为是远的。”父亲拿着旱烟杆，没有吸，看了半天说，“人这一辈子，也是这样。”

我当时不懂。只是觉得“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八个字好听，念在嘴里和着碗里的蒜泥拌面一起咽了下去。抬头看了一眼天，大半个太阳还在，橙红橙红的，像谁在天的西边点了一盏大灯笼。长安我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在东边，在渭河边上，在那些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在吧嗒吧嗒抽烟。蝉在头顶叫，一树的声音。母亲从屋里出来，手里端两碗面汤，槐树的影子被风吹动，落在汤碗里，碎碎的，跟着汤水晃。对了，那天晚上，有一只蝉蛹，爬上了父亲的裤腿，惹得父亲大笑，说是一只笨蝉蛹，错把裤子当树干了。

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他离世之时，我远隔重洋，没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往后多年，我时常思忖，当年他抛出那一问，心中是否早已有答案？如今隔着半个地球回望往事，我好像忽然明白了几分。

父亲讲典故，用的是嘴。他讲“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语气里藏着一层淡淡的怅然。看见了就是近，看不见就是远，这是没办法的事。可是户县的农民画家不认这个理。他们没有受过学院派透视法训练，画画也像孩子一样，不管“近大远小”，只管“重要的就画大，喜欢的就涂红”。拿起笔，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全画出来——画里有麦田，有碾盘，有村口的老井，有墙根底下卧着的狗。他们用一整张画布告诉你：我看见了，都在呢，一样都没丢。

我甚至觉得，父亲当年在槐树底下讲那个故事，他的心情也许和那些画家是一样的。他指给我看太阳，又指给我看不见的长安，他不是在考我地理，他是在跟我说：孩子，有些东西你以后会走得很远看不见，但它们一直在。

他现在不在了，我也看不见他了。可我抬起头，有时候还能想起那个夏夜，那棵槐树，那一碗凉面，想起他抬首望向落日的模样。日近长安远吗？

诚邀美友炎炎夏日聊聊过往的夏天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