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魅、鬼影与历史的双重叙事——论《故园》的“鬼之魅”叙事与时代记忆

听松

狐魅、鬼影与历史的双重叙事——论《故园》的“鬼之魅”叙事与时代记忆

摘要

《故园》（含《狐之惑》《鬼之魅》上下卷）是一部以关中平原孟家集为叙事空间、横跨数十年历史的长篇小说。本文认为，该作品以“狐”与“鬼”的隐喻体系为核心，构建了一种独特的“鬼魅叙事”策略，通过对民间信仰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完成了对沉重历史的文学承载。“狐之惑”以狐魅叙事映照个体命运的隐秘与复杂，“鬼之魅”则以历史幽灵的回访，揭示集体记忆中被压抑的创伤。小说通过“鬼魅”这一中介，将民间神秘主义、地方性知识与历史反思相融合，既延续了中国文学中的“故园”书写传统，又以“鬼魅”视角提供了重新审视“文革”等历史创伤的另类路径，展现了一种在“人妖颠倒”的时代中守护人性底线的文学努力。

关键词：故园；鬼魅叙事；狐仙；历史记忆；民间信仰

一、引言：故园、鬼魅与历史的文学回访
《故园》是一部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其叙事以孟家集这一关中平原上的普通村落为中心，时间跨度从民国时期的年馑、匪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合作化、大饥荒、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作品分为《狐之惑》与《鬼之魅》两部，前者以银杏与“狐”的命运纠葛为主线，后者则将笔触深入“文革”时期的家族恩怨、派系斗争、人性沉沦与个体悲剧。

“故园”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从鲁迅的《故乡》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故园既是作家情感的寄托之所，也是审视现代性变迁的精神原乡。而《故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狐”与“鬼”这两种在中国民间信仰与文学传统中具有深厚积淀的神秘意象，作为进入历史的核心叙事策略。

“狐之惑”一章中，银杏与狐仙的相遇开启了贯穿全书的灵异线索；“鬼之魅”中，樊明的狐梦、孟志杰被“骟”的离奇遭遇、苏文秀的冤魂等“鬼魅”意象，则构成了对历史暴力的隐喻性书写。这一叙事策略既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志怪”传统的继承，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中“神秘性叙事”的延续与发展。在“人妖颠倒”的时代背景下，“狐”与“鬼”不仅是民间信仰的残余，更成为讲述那些“不可讲述”的历史经验的文学装置。

本文将从“狐魅叙事与民间知识体系”“鬼影、创伤与历史的暗面”“鬼魅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三个层面，分析《故园》如何通过“鬼之魅”构建一种双重历史叙事——一方面是官方话语下的宏大历史，另一方面是以鬼魅为载体的、被压抑的民间记忆与个体经验。

二、狐魅叙事与民间知识体系
2.1 狐仙：欲望与命运的隐喻
《狐之惑》以银杏为核心人物，她的命运与“狐”密不可分。小说开篇即通过银杏的口述，将“狐”这一意象引入叙事核心。在百岁奶奶的解释中，狐是“大地的精灵”，是“采日月之精华、受天地之灵气”的修炼者，而银杏与狐的相遇，则被赋予了一种“缘分”的宿命色彩：

“百年修得同船渡，这也是缘分啊！”

然而，“狐”在此处的意义远不止于民间信仰中的精怪形象。在小说中，狐的意象具有多重指涉。首先，它是个体欲望与情感的投射。银杏作为年轻守寡的美丽妇人，身上既有特殊的体香，又是村中男人暗恋的对象。她与“小胡”（狐的拟人化形象）的关系，既是对孤独寡居生活的慰藉，也承载了她对情感与陪伴的隐秘渴望。邓医生从精神病学角度将“小胡”解释为银杏“妄想型精神病”的产物，但这一理性解释并未消解狐的神秘色彩，反而形成了理性与神秘之间的叙事张力。

其次，“狐”在小说中也是“谣言”与“污名”的载体。当村中发生饥荒、瘟疫、死亡等不幸时，银杏被指认为“狐狸精”，成为集体焦虑的投射对象。樊明老汉等人组织的“灭狐”行动，表面上是驱邪，实则是将社会危机转嫁到被视为“异类”的个体身上。这一情节揭示了民间社会在面对不可控的灾难时，如何通过“寻找替罪羊”来维系群体的心理秩序。

2.2 民间知识体系与乡村伦理
《故园》对关中乡村民间知识体系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百岁奶奶作为“通灵者”，掌握着驱邪、辨狐的古老知识；凌霄道长的法事、符咒、木剑除妖，则是道教民间化的体现；而樊明老汉等人的“灭狐”行动，则展现了乡民在面对“邪祟”时的集体行动逻辑。

这些民间知识并非简单的“封建迷信”，而是乡村社会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应对不确定性的文化机制。小说对此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以理性视角揭示了民间信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利用为迫害工具（如银杏被污名化为“狐狸精”）；另一方面，它又对民间知识中蕴含的“智慧”与“伦理”保持着尊重。百岁奶奶临死前的梦兆、樊明临终前梦见“妖狐乱窜”的预言，都在叙事中获得了某种“应验”的力量，这使得小说在理性与神秘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这种叙事策略与当代小说中的“神秘性叙事”传统相呼应。在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作家们常借助民间传说、巫术、仪式等神秘元素，连接历史与文学传统，书写民族的生命力。《故园》延续了这一路径，但将“神秘性”从文化寻根转向了历史反思——狐魅不仅是民间文化的遗存，更是讲述历史创伤的隐喻系统。

三、鬼影、创伤与历史的暗面
3.1 “鬼”作为历史幽灵的显形
如果说《狐之惑》中的“狐”还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那么《鬼之魅》中的“鬼”则更具历史创伤的意味。小说中“鬼”的出现，往往与历史中被压抑、被遗忘的暴力事件相关联。

樊明临终前的狐梦是全书的关键转折点。他梦见“满地的妖狐乱窜”，并预言“这天下又不得安宁了，可能还要比‘四清’来得更猛”。这一梦境不是简单的灵异事件，而是历史暴力的征兆性显现。随后发生的“文革”确实如他所预言的那样，以更猛烈的形式席卷孟家集。在此，“狐”与“鬼”成为历史灾难的“前兆”与“记忆载体”，它们承载着那些无法被官方历史叙事所容纳的民间经验。

苏文秀的悲剧则是“鬼魅叙事”的又一典型。作为给中央写信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她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遭枪决。死后其尸体被侮辱，朱大宝与银杏为其收尸安葬。这一情节具有强烈的“鬼魅”色彩——苏文秀的冤魂虽未以超自然形态出现，但她的遭遇本身就像一桩“鬼案”：一个被体制吞噬的灵魂，在死后仍不得安宁，成为萦绕在孟家集上空的历史幽灵。她在临终前终于得知丈夫张本用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被“自己人”活埋，这一发现将“鬼魅”的意涵从个人悲剧扩展到体制性暴力的历史脉络。

3.2 “鬼魅叙事”与历史的多重声音
《鬼之魅》中“鬼”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打破单一的历史叙事，引入被压抑的“他者”声音。孟子文作为志愿军战俘的经历尤为典型。在主流叙事中，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战俘则处于历史的灰色地带——他们既不是英雄，也未必是叛徒，但被主流叙事所遗忘。孟子文在战俘营中因懂英语而得以生存，回国后却因此被怀疑为“投敌”，沦为“管制分子”。他的故事是“鬼魅”式的——他像幽灵一样存在于乡村社会的边缘，有“人”的躯体，却无“人”的尊严。

小说通过孟子文与清风的交往，实现了某种历史“鬼魅”的代际传递。清风本是红卫兵打手，曾在批斗会上殴打继父朱大宝和叔父孟根子，但在孟子文的教诲下逐渐“觉醒”。这一情节暗含了“历史幽灵”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需要被克服的创伤；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成为教育后来者、避免重蹈覆辙的资源。孟子文对清风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试图以人文主义精神“超度”历史的“鬼魅”。

四、鬼魅叙事的形式与功能
4.1 叙事结构中的“鬼魅”张力
《故园》采用了嵌套式的叙事结构。小说以“我”（一个六岁孩童）听银杏婶讲述往事的场景开篇，这一“讲故事”的框架本身就带有鬼魅色彩——银杏婶的讲述如同从过去“召回”幽灵，让死去的人物、消逝的事件在叙述中重新“显形”。而“我”作为叙述者，既是故事的接收者，也是故事的传递者，这一结构使小说获得了“鬼魅”般的代际传递功能。

在具体叙事中，小说经常在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切换。银杏的梦境、樊明的预言、孟志杰被“骟”的离奇遭遇等情节，既可以用现实主义逻辑解释（如邓医生对银杏“妄想症”的诊断），也可以被理解为超自然力量的介入。这种叙事策略类似于“魔幻现实主义”，但更具中国民间叙事的特征——它不刻意制造“魔幻”效果，而是让“神秘”自然嵌入日常生活，使读者在“信”与“疑”之间游移。

4.2 “鬼之魅”与当代小说的鬼魅叙事传统
《故园》的“鬼魅叙事”可以放置在当代文学中的“鬼魅书写”传统中加以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许多中国作家借助鬼魅、神秘元素，探索历史与记忆的复杂面向。在台湾作家郭强生那里，“鬼魅书写”被用来表现性少数群体的生存境况与历史记忆；在华裔美国女性作家的创作中，“鬼魅”常与“离散”经验、母系记忆相关联。

《故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鬼魅叙事”与“故园叙事”相结合。“故园”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本就是一种“幽灵学”的对象——鲁迅的《故乡》中，“我”回到故乡，却发现记忆中的“故乡”已经死去，只剩下“萧索的荒村”和“隔膜”的故人。《故园》中的孟家集经历了土改、合作化、“文革”等多次“死亡”与“复活”，而“狐”与“鬼”的反复出现，正是这一“不死”的故乡在历史暴力中挣扎的隐喻。

五、结语：鬼魅之后，历史何往
《故园》以“鬼之魅”为名，实则探讨的是历史如何“作祟”、记忆如何“显形”的问题。在“人妖颠倒”的时代，正常的人伦、理性、正义都被颠倒，“狐”与“鬼”反而成为讲述真相的合法载体。小说通过“鬼魅叙事”，让那些被历史碾压的小人物——银杏、苏文秀、孟子文、孟宪峰——在文学中获得“复生”，他们的苦难、挣扎与尊严，通过“狐”与“鬼”的隐喻得以保存和传递。

然而，“鬼魅叙事”终究是一种“间接”的言说方式。它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直接言说历史的创伤面临重重困难。小说结尾，清风重返校园、谷雨进入文化馆、孟家集通电，似乎暗示着“光明的未来”，但苏文秀的冤魂、孟子文的落拓、孟宪峰的惨死，仍在叙事的暗处“作祟”。历史可以被“翻篇”，但被历史碾压的灵魂是否能够安息？

《故园》的“鬼魅叙事”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对“发生了什么”的记载，更是对那些被遗忘、被压抑的“鬼魅”的倾听与回应。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或许就是一种“超度”——让历史的鬼魂经由叙述获得安息，让生者在与亡者的对话中，避免再次走上“人妖颠倒”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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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冯品佳.漂泊离散：论当代华裔美国女性作家[R].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座,2018. 长篇小说《故园 第一部和第二部》可分别在淘宝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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