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步山1号

晨玫

1960年我家移居云步山，墙外古榕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独领风骚。清晨，屋顶一片喧闹。睁开惺忪的睡眼，聆听鸟类聚会的鸣唱。或互道寒喧，或高谈阔论，或争论不休，或喁喁私语。榕树籽儿不甘寂寞，蹦蹦跳跳地落进天井，与我追逐嬉戏。抬头仰望，那一根根向下垂落的气根，又藏着多少神密的故事？

——摘自《乡恋》



座北朝南有前后小天井的云歩山1号，和福州城隍庙一墙之隔。四户人家都将饭桌摆在共用的堂屋，吃饭的时候若是遇到刮风，房顶的灰尘透过瓦片的缝隙纷纷落下，饭菜瞬间被撒了“胡椒粉”，人们手忙脚乱已然晩矣。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六十年代了，晚上还用煤油灯照明。巷子里不是有路灯吗？怎么就不能拉根电线进屋呢？

姥姥天刚黑就上床歇息。虽说我的作业放学后就赶完了，可得念书啊！班主任陈淑英老师对毕业班抓得很紧，语文的每一篇课文都要求背诵。我立志要考上福州一中，老师刚布置预习新课文，当天晚上我就要将它背下来。其实用不了多少时间，认真朗读两遍基本上就能对付了。有两个晚上睡得迟，那是因为即将升学考试，同班同学李敏华要来我家做作业，煤油灯下共诵读倒也有趣。

姥姥用布缝的腰带里藏了好几个金戒指，说是以后留给我和哥哥，还让我用手摸了个遍。又有谁能料到，1959——1961连续三年国内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物资极度匮乏，老百姓普遍捉襟见肘。母亲时常变卖首饰，或是用“包袱皮”裹着衣物上当铺典当，换钱买高价米填饱老少爷们的肚子。不久，山穷水尽……

吃糠咽菜的日子是从搬到这儿开始的。母亲常在面粉中掺和米糠做成饼，尽管难吃没人抱怨。母亲吃的最多常常便血。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在房前屋后挖地种菜。我家动作慢，大门口墙边那一小块地，种啥啥不长，抽水烟的姥爷只得改种烟叶倒有些收获。住在厢房的李嫂胆子大啥都敢吃，常逮耗子。

凭票证供应，未必保证供应。我一大早就被姥姥叫醒了，摸黑提着篮子去排队买菜。巷子里的路灯还亮着，前面已排了好几个人，还有用砖头代替排队的。等到卖菜的来了卸下“菜摊”的门板，不知从哪儿又钻出一些人，将砖头扔了插队。装在大筐里的蔬菜是不让人挑的，称啥吃啥，好坏全凭运气。提着菜回家，见姥姥揭开锅盛饭，忙用筷子从盐罐子里夹点盐拌着粥吃了上学。姥姥经常醃白萝卜皮，有点辣，我不吃。记忆中一年能吃上两回蛋，生日吃的那碗线面里卧着的鸭蛋叫“太平”，过年能吃到切开装在盘子里的卤蛋。

每月每人一斤的饼票，我有支配权。中午放学经过井楼门国营食杂店，橱窗里的糕饼吸引了我的目光。糕饼分等级，通常买最便宜也最抢手的“5分饼”，有馅的、看起来油渍渍挺诱人的高级饼，购买者寥寥无几。

到粮店买米的时候，常搭配干番薯丝、番薯片。说实话这两样东西都不好吃。小孩嘴馋，经常揣在兜里带到学校。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粮店供应番薯，一斤粮票可购买六七斤，蛮合算的。煮熟的番薯好吃，生的番薯也好吃，吃生番薯简直就是享受，我有时也将它带到学校细嚼慢咽。

六十多岁的姥爷哭过三回。头两回都是因为姥爷的疝气犯了。我去过通湖路口姥爷上班的那家饮食店，寒冬腊月，姥爷是坐三轮车一路哭着到家的。姥姥赶紧披上棉袄起床开门，扶着姥爷躺下。尔后到厨房烧柴火煮紅糖糯米稀饭，往盆子里倒开水烫手巾（毛巾）递给姥爷。从睡梦中惊醒的我心疼姥爷，想起床到隔壁的屋里瞅瞅。“丫头，甭起来！”姥姥说。我蒙着被子偷偷地边哭边喃喃自语：“姥爷别疼了，姥爷别疼了。”姥爷吃过糖稀饭没多久就睡着了。第二天，“雨过天晴”。

姥爷第三回哭是因为姥姥去世。熬过了三年的困难时期，家贫如洗。病榻上并非不治之症的姥姥痛苦的呻吟声撕裂着亲人们的心。姥爷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必是先到姥姥床前撩开蚊帐问道：“今儿人怎么样？”姥姥有气无力地回答：“好‘吃亏’（难受）。”“是呵，是呵。”姥爷点点头，从拎回来的竹筒里倒出尚有些温热的馍馍，用手掰了些递给姥姥，深深地叹了口气。是的，从姥姥生病至今，没找过医生。母亲去了趟于山，求庙里的菩萨保佑。姥姥的痔疮犯了，止不住的淌血，只好用卫生带垫上草纸……

贫困夺去了63岁的姥姥本不该结束的生命，那是196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