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军旗热血铸成

李唐

八一，向英雄的父亲母亲致敬！ 八一铁流庆建军，红旗漫卷九天云。旗下英烈筑长城，中华含笑慰忠魂！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日子，也不知还有多少人会敬仰这个曾经浸透无数先烈、无数英雄、无数中华好儿女热血丹心的纪念日！时事造英雄，天地孕精华。父母親那个年代，那个热血洒疆场的大革命年代，造就了父亲母亲那一代为国牺牲慨而慷的热血青年。 我将存封在历史长河里的故事再一次展献于世，谨以此向远去的英雄父亲母亲致敬！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战士。母亲隶属于四明山根据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父亲则在苏北根据地苏中区新四军一师所属任职。 那年，1937，父親的十七岁。 那年，7.7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 那年，8.13淞沪会战，打响全民抗战，四万万国民正在觉醒。 一位刚出校门稚气未脱，却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勇气的“特殊”青年，向当时的抗日风云人物邹韬奋发信，要求加入抗日战线：“成为救亡阵线中的一员，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使我能为国家尽一分的责任”。 《要做救亡阵线中的一员》李斐（笔名） 韬奋先生： 当先生接到了这封信之前，也许不会知道写这信的主人是个“特殊”的人吧？其实我自己一些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因为别人硬生生地把这个名词加在我头上，所以我也只好称“特殊”了。至于究竟“特殊”什么？不过是我谈话和别人不同，不用耳来听，而是用眼来代耳，笔来代口，换一句话说，便是我两只耳朵听不见一些声音！ ……（从略） “八一三”的炮声一响，震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迷梦，起初当芦沟桥事件初起时，我还以为这又是一种暂时的动作，以后少不得重弹旧调，继《塘沽协定》之后，再来一套《华北协定》。所以当平津失陷时，我和朋友谈话之间，对当局便有些不满，直到现在，我方才知道政府已决心抗战，北方战场的失利纯由于一种政治的问题。我真意料不到中国人竟有这么团结的一天！ 8.13淞沪会战 　　……（从略） 去当兵？这一条路不大通，而且也不必要。那么去救护伤兵或加入战地服务团去前方服务，或是去加入任何救亡工作吧？但人们一看到我的耳朵上，便把头摇个不停，处处把救国大门紧紧地关闭着，为了这个缘故引起了我一些不平和一点感想。 “我”很有点弄不清，聋哑不是人吗？“我”的父母不是中国的良善公民吗？为什么“我”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而处处遭受到残忍的厌弃？为什么不让“我”得到一些工作来救自己？更为什么不让“我”救国家，而必定要把“我”赶出大门？“我”只是缺少了二只不甚重要的耳朵，但一样也有眼手，和能思想的脑及一颗真实的良心，并且又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编者按：上面的“我”所以加上括号，那便是明白显示给人，这个“我”不是我个人的“我”，而是全体中一部分的“我”，全国中一部分的“我"。） 我很有些担心，虽然我敢保证每个同病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但为了中国聋哑教育的落后，因而多半的人智识都非常的缺乏，尤其缺乏国家的认识，难免不会受敌人的利用，欺骗，临到末了，还不知自己已做了一件该死的事，先生，你想倘若有许多缺乏国家观念的“聋哑”人，真的上了敌人的当，该怎么办呢？ 这封信希望先生能在《抵抗》上发表，并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更盼望能允许我能成为救亡阵线中的一员，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使我能为国家尽一分的责任。我深信中国正不知有多少的“我”，因为没地方来救国家救自己，而感到消极，苦闷！ 最后敬祝民族解放万岁！一个不幸的渴望为国出力的人李斐谨启十一•九 （编者按：这封信说到个人方面的较多，原来似乎没有公开的必要，但是我想了一下，仍把它公开出来，因为（一）李斐先生虽然不幸聋了他的两个耳朵，仍迫切地盼望能做“救亡阵线中的一员 ”，他的爱国热诚是很可敬佩的；（二）热烈地要参加救国工作，已是一般青年的一致的渴望，政府和救亡团体应怎样开展民众运动，俾得容纳这许多热血青年以增强救亡的力量，这是当前一个待决的重要问题，这问题的迫切，看了李先生的这封信，应该有更深刻的感觉；（三）李先生希望这封信能在本刊上登出来，我们鉴于他在艰苦中努力情形，不愿使他失望，所以便依他的愿望，把这封信刊布出来，藉以安慰他，并鼓励他再向前努力，不过我们很惭愧地不能给他一个“圆满答复”，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支配救亡工作。） 笔者注：原载I937年11月19日上海《抵抗》三日刊第28号，后收集于《韬奋全集》。 　　父親终究是按奈不住那一颗意欲报国的赤胆忠心，悄然离家，与二、三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碾转逃离沦陷区，突破封锁线，来到冀中苏区，参加新四军，从此踏上抗日征途。 　　父亲在新四军军部《苏中报》担任工作，一直以笔代戈碾战冀中苏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议，内战烽火四起，“三大战役”后，大军挥师南下战上海，此役胜利后跟随陈毅将军接管上海文化出版糸统，成为军管委四人小组成员之一。至此一生与书作伴，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奠基、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我的母親：“宁可牺牲自己，绝不能泄露党的机密；宁可牺牲自己，不能出卖同志和损害群众的利益。” 　　那年，1942，母亲的15岁。 那年，1942，新四军组织妇女会，母親担任妇女会小组长。 那年，1943，母親加入中国共产党。 瞻仰抗日根据地 《我青少年时代的一些回忆》余柏静（母親的回忆） “宁可牺牲自己，绝不能泄露党的机密；宁可牺牲自己，不能出卖同志和损害群众的利益。” 我出生在浙江慈溪县的一个小村庄。6岁那年，祖父带领全家到慈溪县一个叫“太平匣”的地方垦荒。刚去时那里很荒凉，只有两三户人家，陆陆续续其他地方的一些破产农民也先后搬来开荒，渐渐人口多了起来。我们家耕种的土地多了，就雇了长工。我的母亲很善良，常从家里拿米、柴接济穷人。母亲在我16岁时去世，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我幼小的心里同情那些没吃没穿的人。 　　1941年的一个夜晚，村里来了一支部队。我和祖母听到敲门声时，都很害怕。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了，不敢去开门。后来祖母壮着胆开了门，见外面的那支队伍穿的军服是灰色的，不是黄色的。他们很和气地叫了一声“大娘”。进了屋，祖母习惯地为他们倒茶、准备洗脚水。但他们都很客气，不让祖母动手，也不要我们的被子，只是要了点稻草铺在地上，盖上军毯。我看到一个领队，先为睡着的同志盖好被子，才去休息。第二天一早起来，他们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的水缸挑满了水，又自己动手煮饭。凡事要村民供应的米、菜、柴都照市价付钱。我们一家人都很诧异，哪来这么好的一支队伍？他们说是抗日的。 过去我家常有国民党部队来住，他们嘴上也说是抗日的，可是对我们老百姓穷凶极恶、横行霸道。之前住我家时，曾押着我祖父挨家挨户去借被子。当年跑到姚家荣的家借被子时，因他家实在拿不出被子来，他们就把他抓起来，打得遍体鳞伤，没多久死了。还有一次，国民党部队一个姓金的排长向我家婶婶要火柴，我婶婶由于听不懂他的话，没有把火柴给他，他竟然把我叔叔抓起来，说我叔叔是通日本人的。恰好我家第二天船上装了棉花要出去卖，姓金的排长借口要搜查，把我家的棉花全部倒翻在泥地里，还说要枪毙我叔叔。最后我父亲求乡长出面，给了国民党军队不少钱，才免我叔叔一死…… 　　而这次来的部队此后又经常来我们村，宣传抗日的道理，教我们青少年唱抗日歌曲。我渐渐知道他们是新四军的三五支队。 1942年，中共浙江镇海区委委员陆子奇同志以农会辅导队的名义来我们村做民运工作。她住在我家里，与我交流思想，还到村里宣传抗日，组织农会，发展佃农减租减息。我十分钦佩他们，当新四军在村里组织妇女会时，我报名参加了，并担任妇女会小组长。我们组织妇女宣传抗日，配合农会减租减息，还给新四军三五支队送情报及做衣服、鞋子等。那时我起早摸黑，比别人做得快、做得好，各方面进步很快。后来在沈宏康同志的介绍下，1943年6月我光荣的入党了。 1944年，我祖母作主，由上海的姨母介绍，把我许配给一个上海人，当年冬天就要完婚。那是我不愿意，心想：如果结婚了，我到哪里再去找党啊？我决定不去上海结婚。我知道不去上海祖母不会放过我，于是我心急如焚地找到李偀民老师，告诉他我祖母逼我嫁人，我要离开这个家，请求帮我联系到外面去参加革命工作。 后来，在李偀民同志的帮助下，我偷偷地离家出走，来到四明山陈家岩。那里有个会计培训班，我学习了一个月，被分配到四明专员公署财经科任出纳（专管钱和粮票）。 　　在部队里，我受到了正规的学习教育。每星期六组织生活一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教导我们每个党员要处处起模范作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经得起恶劣环境的考验；要把党的利益看成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爱护同志比爱护自己为重等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启示，很受教育。 在组织生活会上，还经常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号召发扬光大。至今我记忆犹新，那年冬天，我们几个女同志在溪坑里洗衣服，当时天气很冷，一位女同志一不小心，洗的衣服被急流冲走了。我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衣服冲走了可就没有替换的了。正在这万分焦急的时候，宣亚静同志毫不犹豫地跳到河里，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把衣服给抢了回来。我当时看着这情景，深深地敬佩她关心同志比关心自己更重的精神。 1945年日本投降了，可没几天，国民党就发起了全面内战，抢夺胜利果实。部队要北撤，动员我和一些体弱的同志回家乡打埋伏。当时我感到很痛苦，离开组织好比失去了父母。在家乡我一直期盼部队回来，可一直杳无音信。直到1946年，我打听到我的入党介绍人沈宏康同志没有北撤。在和沈宏康同志取得联系后，得到了他的信任，安排我在村里工作。他要我组织、发展新党员。此后我发展了三名女党员，并担任了支部书记。 　　有一天沈宏康同志在路上碰到敌人，敌人没抓住他，却搜到了他穿的衣服，衣服口袋里藏着新同志的入党志愿书，上面还有我这个介绍人的名字。沈宏康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通知我们撤退。我让父亲找条船，急忙撤退到招宝庵。此后回到慈镇县联络站，担任站长工作。 当时联络站的站点离敌人的据点只有三四里路。我们便经常更换站点，用各种方法隐藏自己，不让敌人发现。敌人到处搜查，白天我们在村里做地下工作，晚上乘小船躲在芦苇里过夜。有的船因老化，船底渗水，到了半夜水漫上了舱板，浸湿了我们的背，我们只能爬起来把水舀干了再继续睡。 我们能在联络站生存并开展工作，全靠当地老百姓的掩护和帮助。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必须把一些机密文件送出去，便装扮成到亲戚家去做客的样子，提着篮子出了门。刚走到村口，对面有一队敌军走了过来。正当我进退两难时，冯大伯冒着生命危险向我喊：“阿英，今朝太晚了，外婆家里明天再去。你回来！”我立即答：“噢！”就这样化险为夷了。 　　1948年，有一天我和通信员、交通员等6位同志正在联络站内吃午饭，忽然听到不远处有枪声，感觉情况不妙，我马上让另外4位同志先离开，我和竺冠玉同志留下来处理站内的信件及餐具物品。因为住在联络站的只有大娘和他儿子两个人，为了确保娘俩的安全，我们不能让敌人看出联络站里有一点点痕迹。 处理好一切后，我和竺冠玉赶快离开联络站，向田边跑去，突然被一群敌人包围了。我看到阿六，原是东区武工队的通讯员，曾到我们联络站送过信，正是他带着这群敌人来的。他认出了我，当场就出卖了我，对敌人说： “这人叫阿英，是联络站的站长。”敌人立即把我和竺冠玉抓起来，狠狠地毒打了一顿，要我交出信件和钞票。我咬着牙什么都不说。阿六又带他们到联络站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我在联络站工作时，早有被捕和牺牲的思想准备。记得慈镇县工委委员林之山同志对我说过：“宁可牺牲自己，绝不能泄露党的机密；宁可牺牲自己，不能出卖同志和损害群众的利益。” 林之山同志的话句句在耳边响起，党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我一定要做硬骨头。我又联想到竺冠玉同志和我一起被捕，叛徒并不认识她，不知道她的情况，我又如何能使她脱险呢？想来想去我还是自己先死了好，她可以任意编造谎言，蒙蔽敌人。在路上，我悄悄地对竺冠玉同志说：“走到洪魏大河时我跳河，你帮我松开一点绳子。” 竺说：“好。”到了河边，我挣脱绳子，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洪魏大河。原以为敌人会开枪打死我，没想到敌队长胡觉民很想从我身上得到情报，马上命一个士兵下河抓我。我在河里与敌人拼搏，想与敌人同归于尽。敌队长眼看一个人不行，又命两个士兵来抓我。我抵挡不过，被他们抓上了岸。 　　上岸后，敌队长气急败坏，狂怒地用枪头敲我的头，我的头部当场被敲了三个洞，血流满面。之后敌人又把我和竺捆绑住，押送到伪乡公所吊起来，审问了一夜。我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敌人把我和竺分开关押，又逼问我，要我供出住过的联络站点，承认是联络站站长，是共产党员等。敌人还耍花招说竺已经招供了。我想提醒竺，于是大喊大叫：“我不认识她，她怎么会认识我，你让她来对证！”反复逼问无结果后，敌人就用各种刑具来恐吓我，但我始终不屈服，同时装傻充愣，迷惑敌人。 就这样，敌人审问了一个星期后，将我押解到警察局拘留所里。我惦念竺冠玉同志的安危，托人打听，后得到竺的回条，说将出狱，这才放心。两个月后，我又被押解到杭州的浙江省第一监狱。 　　在杭州监狱里，我遇到了之前被捕关在那里的陆子奇同志，她对看守说我是她侄女，要求将我和她关在一起。在牢中，陆子奇同志对我说：“我们不能白白坐牢，要把牢房当学校，学文化，出去就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牢房里有10个人，我们一起学知识、学文化。在牢里，我们互帮互助，团结一致。有一次我因天寒地冻受凉，可没有东西取暖，陆子奇同志就用自己的身体伏在我身上，给我取暖。 1949年初，解放军大军南下，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他们假和平、假谈判，我党中央要求立即释放被关的所有政治犯。就此，我于1949年2月被释放，后回到慈北，继续担任慈镇县中区联络站站长，直到全国解放。 笔者：《我青少年时代的一些回忆》是我母親手写、由我整理编辑后，刊登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岁月见证》一书。母親一生忠于党，自始至终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人，是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处处以国家利益、人民群众为重，艰苦朴素，高风亮节，她的战友、她所在单位的员工同志、街道居民邻居给予她极崇高的赞誉。 　　母亲的家乡——浙江慈溪流传着她的许多英雄故事。她的事迹荣登在三北革命历史《红色印记走廊》里。家乡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位为国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好女儿！ 热血丹心铸军魂，英雄浩气贯长虹；家国恩仇永不忘，中华代代志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