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伟大的导师便没有新型的人民军队

陈东

伟人生前被全军指战员——上至元帅、下至士兵拜为导师，现在不少人质疑伟人的导师资质，这主要还是由于伟人缔造的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府机关没有历朝历代那种以高薪、高福利、高回报作为勤政为民基础的官员，只有与工农大众同甘共苦的机关工作人员，伟人缔造的新型军队也没有高于群众一等而享有特权的官兵，只有与人民群众地位保持一致的指战员，学校没有士大夫风范的老师，只有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并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员。伟人时代不仅军队及地方各级干部都有一部分来自工农，很多人民代表也来自工农，而且还把一些工农代表请进国务院担任要职，参与管理国家。因此，还谈什么资质啊。

那么，为什么人民解放军十大开国元帅及所有将校全都称伟人为导师，并且心甘情愿做伟人的学生呢？

实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摸着石头过河升华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选择，因为中国革命面对的不是风平浪静的江河，而是波澜壮阔的大海。

从1949年5月7日周恩来所作《学习毛泽东》可以看出，实际上伟人不仅是十大开国元帅及所有将校的导师，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导师，其涉及的不仅是军事方面战略战术问题，而且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等各个方面。因此，伟人成为导师，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伟大的导师，这更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中逐渐认识而达成的共识。

仅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中国革命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条件下，不仅以边远落后的农村经济保障了持续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而且还能保障推翻三座大山，这就完全超越了集体智慧的认知，而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大师们无法想象的。

因此，对于中国革命而言，称之为无产阶级政治家、无产阶级军事家，完全不能代表伟人的资质，只有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方能略表一二。因为伟人不仅打造出一支作风过硬的新型军队，而且打造出一支作风过硬如同汪洋大海的群众队伍，这支作风过硬的群众队伍在推翻三座大山和新中国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伟人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打响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开始，正是由于起义部队还没有被赋予灵魂——毛泽东思想，所以在集体智慧的领导下，起义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相继举行多次的武装起义，但起义部队仍然未从旧军队脱胎换骨，这样的军队完全不能适应中国革命战争需要，部队一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三没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官兵不能吃苦，更不能长期吃苦，所以当时的中共领导集体总是梦想毕其功于一役，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一条长期、艰苦而曲折的道路，战略战术上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集体智慧的狭隘军事经验主义和遵守军事条令的教条主义指挥下，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多次武装起义，但最终还是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旧中国三座大山代理人蒋介石的魔掌。

此时，由于起义部队基本是从旧军队争取过来的，而旧军队大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军队，旧军队的阶级本性决定了旧军人与统治阶级剥削制度利益休戚相关，他们存在着贪图享受的生活作风、军阀流氓习气、剥削阶级意识。

比如民国时期，以国民党军旧军队性质，一个普通团营级军官在部队混上几年的薪水便有能力让家庭购买地产成为地主阶级或投资产业而成为资产阶级。 起义部队如果不能彻底脱胎换骨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秋收起义失败后，在战略上伟人指出中国革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无疑指出了中国革命是一条长期、艰苦而曲折的道路。这就不仅需要一支作风过硬的军队，而且还需要一支作风过硬的群众队伍。

因此，伟人为新型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任务——既是一支为推翻剥削阶级而组成的战斗队，又是一支能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能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队和生产队。

1927年9月30日，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引下，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这一天不仅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辰，也是八一军魂诞生之日。

新型人民军队打破了古往今来任何一支军队以高薪、高福利、高回报作为忠君报国的建军基础，这支以艰苦奋斗为政治本色的军队肩负着三大任务，高举第一面人民军队的军旗，点燃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一方面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指挥枪，另一方面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确立了人民军队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

党指挥枪和三大民主政治制度，充分反映了新型军队的高度集中是建立在高度民主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连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章程规定：“士兵会在政治部及政治委员指导之下进行工作。” 章程指出：士兵会的宗旨是：提高士兵政治水平，加强阶级认识，确定革命观点，增进战斗力量；团结士兵革命精神，联合工农革命势力，达到革命的政治任务；代表士兵利益，改良士兵生活，提高士兵革命情绪；帮助军政机关，维护革命纪律，扩大工农革命军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其职权为：向军政机关提出对军事政治各种问题的意见；对管理上的不当之处向上级提出意见或申诉；审查军中经济，监督军队给养。

政治上，伟人制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

三大民主正是官兵一致的体现之一，官兵政治诉求一致，政治地位一致、经济利益一致。而三大任务也是军民一致的体现之一，新型军队不仅是一支推翻剥削阶级的战斗队，而且还是一支与工农大众同工作、同劳动、同生产的工作队和生产队，军队与工农大众政治诉求一致，社会地位一致，经济利益一致。

同时，伟人还制定了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支部建在连上和连队士兵委员会的建立，确保了新型人民军队党指挥枪和三大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军队从此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新型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以及三大任务的执行。

毛泽东建军思想，使新型的人民军队具有古往今来任何一支军队所没有的作风——三八作风，这就是伟人的三句话和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八作风正是使红军在井岗山及中央苏区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部及政治委员指导下进行工作的连队士兵委员会，职权很大，比如政治民主，使其具有行使监督连队长官的权力，经济民主，使其具有监督和管理连队经济开支的权力，军事民主，使其具有参与决定连队作战行动及干部任免的权力。

士兵委员会的宗旨确保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策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

士兵会的建立，使连队就如同一个大熔炉，许多俘虏兵一进连队，马上就被熔化了，很快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所以当年俘虏到了连队并不称收编，而称熔编。熔编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在政治思想上瓦解敌军的政策。

正是在瓦解敌军中，许多为了薪水当兵的贫困青年明白了维护万恶剥削制度的国民党政权才是造成自己和家庭苦难的总根源，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没有任何薪水的新型人民军队，投入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

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伟人不仅为红军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大批军事论述，还为红军制定了机动灵活战略战术。

但是，伟人深邃的战略眼光，使之很难为同志们理解，在多次党内路线斗争中，伟人思想在党内通常是孤独的少数派。

无论是1928年1月在遂川县城召开的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伟人首先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还是随即伟人又加入了“敌疲我打”而成为指导游击战的十六字诀，甚至在中央苏区发展为主力红军在地方武装游击战的配合下进行运动战后伟人提出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里面全都包含有“退”，而且还从“退”发展成“大步进退”。当时，面对敌人进攻说一个“退”，那就是错误，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路线错误，更别说“大步进退”了。

所以，中共领导集体一度对伟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极为严厉地批判，甚至剥夺了伟人对红军的领导权。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执行了一条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路线，抛弃了伟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主力被迫长征，失去伟人领导的红军陷进绝境。

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之秋，伟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多次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并创造了运动战经典——四渡赤水，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伟人相继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大批军事著作，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了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之方针。

但是，毛泽东思想仍未被中共领导集体和军队高层充分认识，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都或多或少表达了对于打运动战的强调。

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就提出了“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的不同说法。一些同志更多地强调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多打大仗。

伟人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性的同时，针对绝大多数同志强调打运动战的意见也不失灵活性，据彭德怀回忆，在洛川会议上，他就作战等问题同毛泽东进行了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他建议在“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后面加上“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正是由于洛川会议上加上的这一句“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让伟人非常担忧。

聂荣臻对此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

伟人之所忧，正是因为各部队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深浅各异，政治工作意识强而有力的部队，作风过硬，适时进行运动战无疑是可行的，比如115师的平型关战斗就创造了抗战中八路军运动歼敌之范例。但是，这对于政治工作意识薄弱的部队则具有相当的冒险性，比如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斗。

关家垴战斗，始于1940年10月27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全歼冈崎支队的命令后，129师在运动中先后集中了385旅两个团、386旅两个团、决1纵队两个团、新10旅1个团，总部特务团以及炮兵团两个山炮连和1个迫击炮连等部共计1.5万余人对日军冈崎支队500余人展开的一次伏击战。

冈崎支队共计步兵3个中队约300人，山炮兵1个中队约100人，辎重兵约100人，另有本部约6人、携带3号和5号无线电机的两个无线通信分队约9人、1个工兵分队约9人、1个战场救护班11人。全支队共有山炮3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12挺、掷弹筒18个、步枪近200支。

注1: 冈崎支队的编制及装备可参见笔者所写《关家垴战斗真相揭秘》。

10月29日黎明129师首先将从寨坪出发并经洪水镇西进的冈崎支队挡在了洪水镇西侧的郭家庄山谷下，使冈崎被迫掉头返回洪水镇。冈崎支队在129师主力的三面攻击压迫下，只能沿山沟南行前往蟠龙镇。上午10时许，冈崎支队全部掉进了129师伏击圈——在山沟里的中村一带时，129师主力遂发起攻击。

但是，正是由于129师政治思想工作意识薄弱，部队作风不硬，步兵顽强性差，以致已被包围在山沟下的冈崎支队冲上山沟东侧，11时许占据关家垴。随后，冈崎决定取道石门村，经温庄向蟠龙镇转进，遂从关家垴冲下来，经沙坡村爬上南面的峰垴顶，然后翻越峰垴而下，13时许占领了石门村西侧的台地。

此时，冈崎支队仍未能冲出包围圈，129师各旅仍将冈崎围得如铁桶一般，冈崎通向温庄之路已被彻底堵死。

29日13时许，在黎城的八路军总部命令129师，一定要下决心坚决全歼在石门村西侧高地上的冈崎支队。

石门村西侧的这块高地是一条东南走向的山岭，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山岭高度仅约80米，山岭南北皆有梯田，坡度很缓，山顶有两处相距六七十米的高地，两个高地上均有大小约四亩的平地。

当日13时40分至16时40分，129师各部奉令对石门村西侧山岭上的冈崎支队发起多次猛攻。但是，日军出动了两三架飞机来援，由于部队作风不硬，各部纷纷奔向山岭各处沟壑躲避，在日军扫射和轰炸下伤亡甚重，攻击未果，士气低落。

18时30分天黑时，129师再次发起猛攻，在石门村西侧高地的冈崎支队突然实施反冲击，击退129师进攻后冲上峰垴顶，然后从蜂垴顶冲下，并在20时30分全部窜回关家垴上，随即开始构筑野战工事，驻守待援。

至此，129师在中村一带的伏击战、石门村西侧的围歼战中均相继错失良机。而在石门村西侧高地的攻坚战中，仅陈赓所部386旅772团1营就从500余人锐减至仅200余人。

此时，关家垴日军防御阵地，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近1公里。

当晚23时许，冈崎分兵200余人从关家垴下山，趁夜摸出129师包围圈，在30日凌晨2时许向关家垴沟对面的25团阵地——柳树垴村摸去，阵地上25团驻防连队看见一群人影摸过来，认为是来接防的38团，竟然不问口令便自动撤出柳树垴阵地，向峰垴顶而去，以加强峰垴顶一线阵地。日军遂尾随其后而上，沿着这条山岭发起攻击，袭取了关家垴正南面的高地——峰垴顶。

峰垴的地形与关家垴极其类似，山顶平地与关家垴上的大小相近，北面山体上有许多深沟，只有从峰垴的东南山梁顺时针到西北山梁的南部区域比较平缓，适合攻击。但峰垴西北山梁上的柳树垴村此时已被日军占领。

至此，在关家垴以及山沟对面山梁上的峰垴顶、柳树垴，各有日军两三百人，柳树垴、峰垴顶上的日军火力，基本可以完全覆盖关家垴南面山岭。

若以沙坡村旁的沟底为基准，关家垴高度约200米，在沟对面的山岭上，正南面的峰垴顶和西南的柳树垴高度分别约为220米和80米，三个高地两两相距均约一千五百米，但三处前沿阵地仅约千米，互为犄角。

正是129师没有办法拿下在关家垴上的冈崎支队，致使彭德怀不得不在下午亲率八路军总部从黎城宋家庄经10余小时崎岖山路赶过来。

当晚从黎城赶到的彭德怀立即在石门村召集129师旅以上干部会议，亲自下达总部作战命令：决定以385旅两个团、386旅两个团、决1纵队两个团、新10旅两个团、总部特务团及炮兵团1个营（两个山炮连和1个迫击炮连）于30日凌晨4时开始攻击。

30日凌晨4时许，129师主力约1.5万人对包围在关家垴及其两翼山梁上以及沟对面的峰垴顶至柳树垴村山梁上的冈崎支队连续发起猛攻，均未得手，伤亡甚重。

此时，正是由于129师政治工作意识不足，部队完全没有作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作风不硬，各级指挥员几乎丧失了对攻坚的信心。

白天攻击，在战壕内的日军便以严密的交叉火力压制梯田下的八路军进攻，而且频繁出动两三架飞机来援，造成无心恋战的攻击部队无组织地纷纷跑下山沟躲避，在日军扫射和轰炸下，伤亡甚重。1940 年 12 月 31 日八路军 129 师 385 旅《太北三次反“扫荡”总结报告》对此记载道：“由于日军出动了3架飞机，冈崎支队在飞机的支援下，陆空配合守备，给我造成重大损失。”

而夜间攻击，关家垴以及深沟对面的柳树垴、峰垴顶上的日军在天黑后，便全部从战壕出来进入前沿阵地，虽然129师彻夜攻击，但冈崎各部仅用白刃战就将129师彻夜攻击一一击退。实际峰垴顶失守，也是冈崎一部用白刃拿下。

关家垴战斗持续至10月31日16时许，由于日军增援部队——铃木支队700余人经左会而来，我虽以两个团阻援，但关家垴、峰垴顶、柳树垴的日军阵地工事越打越完善，不得不撤围转移。

11月1日13时许，日军铃木支队700余人到达关家垴。当日15时，冈崎支队全部从关家垴撤走。

根据日军1940年11月《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2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第16号》，冈崎支队共阵亡61人，受伤123人，生死不明者2人，除了23日在温庄一线战死4人、伤1人以及26日在关张山西南的黄崖洞北口高地上战死5人外，冈崎支队在关家垴战斗中只阵亡52人，受伤122人，生死不明者2人。

另据1941年3月八路军政治部编印的《八路军百团大战特辑》第240号战报上的对关家垴战斗记载：“敌遗尸280余具，另以火药焚烧人灰3堆，约50余人。据挖出死尸得知，内有大尉军官2人，中尉军官4人，少尉军官1人，另俘日伤兵2人。”

敌遗尸280余具，据参战部队前辈的回忆是被劫持的民夫尸体。此次“扫荡”，冈崎支队沿途实施“三光”，抢夺物资颇丰，遂挟持村民约300人余为其搬运物资，当冈崎决定在关家垴固守待援时，强迫这些村民为其构筑防御工事，为防止防御体系泄密，在30日凌晨攻坚战打响之时，除少部分在29日白天冈崎率部作战中乘机逃脱外，大部分参加构筑工事的民夫被冈崎按计划全部屠杀。

关于关家垴战斗八路军之伤亡，现在提及较多的是陈赓回忆我军伤亡达2000人，但陈赓之子——曾长期担任八路军研究会会长的陈知建转述其父回忆，关家垴战斗八路军阵亡达2000人，而不是伤亡2000人。另外，据八路军太行抗战纪念馆研究部主任郝雪廷介绍，在关家垴和峰垴各有一个烈士墓，当初收埋烈士遗体的百姓们说，每个烈士墓埋有1000多烈士的遗骸，而且战后还有部分重伤员因伤重不治牺牲。

《陆军第四十师斗争简史》记载，在关家垴战斗中仅仅决1纵队的25团、38团两团共计受伤1570多人，阵亡589人，可以看出，仅决1纵队两个团伤亡就达2159人。《山西新军决一纵队》对此记载： 决1纵队25团、38团从太岳区出发到太行区保卫八路军总部时各有二千二三百余人， 关家垴战斗前虽伤亡五六百人， 但因及时补充兵员三百人以及轻伤员返队，建制仍然健全。在关家垴战斗中，两个团伤亡极大，战斗结束后， 两团各整编成1个战斗营（仅200余人）和1个干部队、1个后勤队、1个特务连、1个机枪连， 且均不够编制人数。决1纵队最终不得不将42团撤销，兵员全部补入了这两个团。

另外，386旅的772团1营500余仅在石门村攻击中就伤亡过半，第2天在关家垴攻击中，全团打得已无兵可用，据《13军简史》记载，772团在各连队战斗兵大量减员的情况下，曾两次集合排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参加冲锋。

总部特务团经关家垴战斗，也从3000余人锐减至1000余人，据团长欧致富回忆文章记载，该团在百团大战中没有经历过大战斗，只有团直和2营、3营参加了广志山战斗，此战伤亡仅40余人。而《第三十一师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记载，特务团2、3营和团直在关家垴战斗中付出很大的代价。战后该团从1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缩编为9个连。据1941年1月下旬接任特务团政委的郭林祥回忆文章记载，此时特务团仅有1300余人。

另据769团1营长李德生回忆，1营在通过小路进攻时伤亡很大，以至于自己的战斗决心产生动摇。而陈赓对继任团参谋长何正文说道：“769团打得很艰苦，损失较大，元气在短时间不易恢复。”

此战，在29日参加围歼冈崎支队的共10个团共1.5万人，除其中两个团在31日晨撤出打援而损失没有过半外，其他8个团均伤亡过半，以至129师各级指挥员对战斗均产生了动摇，而此次造成重大伤亡，正是由于129师政治工作薄弱，部队作风不硬，将军事上部署完美周全的一场伏击战最终打成了攻坚战，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总部鉴于即便是在有利条件下实施运动歼敌，这对于政治工作意识淡漠的部队仍具有相当的冒险性，最终不得不放弃洛川会议制定的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遵照伟人指示，充分发挥新型人民军队是一支工作队的作用，在敌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始了更为广泛的群众性敌后游击战争。

正是伟人缔造的人民军队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和生产队，使之能在长期艰苦的敌后战场上不仅能作为一支工作队可以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形成如同汪洋大海的人民战争，而且还能作为一支生产队在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破了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惨无人道的全面封锁。

日寇《经济封锁实施纲要》规定： 粮食、食品、必需品、消耗品、原材料、医药、机械等均为禁运重要物资，这些禁运的重要物资甚至包括麻袋、麻绳、纸及野菜， 不准自由买卖。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正是新型军队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之一，新型军队这种保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也是古往今来任何一支旧军队无法做到的，因为旧军队只会与地主资本家共享剥削之利，他们与地主资本家荣辱相连，命运与共，这种阶级局限性决定了旧军队必然以高薪、高福利、高回报作为军官报效党国的条件，他们绝对不会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对此，伟人指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旧中国各军阀的旧军队虽无法承受作为生产队之苦，但是却可以经商，各路军阀与财阀沆瀣一气，他们通过买空卖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窃取巨额财富，官僚资本盛极一时，对工农危害极大。

而新型的人民军队作为生产队，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部队经商被严格管制。

1940年2 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明确：“但部队经营商业必须取谨慎态度，要有统一的组织与管理，规定营业范围，红利支配，严密监督，不可放任。否则可能促成政治上的蜕变，干部的腐化，资本主义生长的影响，危险性很大。”

三大任务不仅使新型人民军队产生了无数如董存瑞、黄继光一样优秀的战斗队队员，而且还产生了无数如张思德、雷锋一样优秀的工作队队员和生产队队员。

伟人缔造的新型人民军队在长期、艰苦而曲折的中国革命中之所以走向胜利，正是依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场成为主战场，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开始，在主战场上的人民军队抗击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抗战中侵华日军伤亡一百余万人，这其中52%以上的伤亡是在敌后游击战场的人民军队创造的。实际上真正打服日本人的并非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而是敌后游击战场的人民军队，战后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对伟人缔造的人民军队给以极高评价。

抗日战争的胜利，真实展现了伟人《论持久战》作出的精准判断，真实验证了伟人为人民军队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坚实基础。

抗战结束后，1946年6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开始实施全面进攻。

当时国民党军430万人，训练有素，国军军官大都又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文化知识，许多军官留学德、日、英、美军校，威武而不失文雅，比如现在还有个别青年仍仰慕国民党军旧军官张灵甫等。

再看人民军队，仅127万人，不但训练不足，而且许多军事指挥员是工农出身，没有文化，绝大多数是大字不识的泥腿子，他们衣着简陋，身无军衔、勋章，说话粗鲁。基层指挥员步兵战术极差，通常只会用一句：“同志们，冲啊！”这样的羊群战术指挥战斗，这与有着文化知识而穿着美式军服，肩披军衔、胸挂勋章、训练有素、步炮协同作战娴熟的国民党军基层军官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正是由于伟人缔造的新型人民军队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全体指战员们怀着对地主资本家和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之无比仇恨以及对维护工农大众利益的解放区人民政府的无限热爱，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大批翻身的工农群众更是踊跃报名参军，不知有多少母亲亲自将儿子、妻子亲自将丈夫送上了前线。人民军队的战士，大多是担负亲人——父母、妻子、儿女及乡亲们嘱托参军的，不彻底消灭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谁都无脸再见江东父老，指战员们全都有一股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绝不回家的决心。

面对400多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伟人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率领100多万训练不足、装备落后的人民军队投入人民解放战争。

正是因为人民军队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和生产队，所以能够在战争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造成如同汪洋大海的人民战争。在人民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更是按照伟人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以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依靠的是先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我依靠的是高度觉悟的人民群众，在大踏步机动中运动作战，至1947年5月，相继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此时，由于国民党政权占据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大中城市，拥有绝大多数国土面积和人口资源以及一定规模的近代兵工产业，国际上苏美两大阵营中，国民党政权庞大的官僚资本及官僚买办集团更是为了自己一己之私，不断出买人民利益，获得了美帝国主义的青睐和支持，而在出买蒙古及中东铁路、旅顺港等后，国民党政权还获得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认可和拉拢。大多处在穷乡僻壤的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若不能迅速夺取战略主动权，解放战争一旦拖延，即使不考虑国际上出现动荡及美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国民党政权在喘息之机，蒋介石集团也将势必利用其在工业、农业及人口资源的优势重整军备，不断形成对人民解放军的绝对优势，人民解放战争必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伟人决以从东北、华北、西北、中原的国民党军四大战略集团中选择一个，在这一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在全国战场上首先击破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从而迅速确立人民解放战争之胜势，在两三年内打倒蒋介石集团。

1947年5月4日，伟人做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随即当月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

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之战略目标乃伟人十大军事原则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同时伟人在1947年5月4日的辰支电中明确规定，刘邓、陈粟两军协力击破中原国民党军战略集团——顾祝同系统时，陈粟军归中原局刘邓指挥。中原局如果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统一指挥中原及华东两大野战军，在全国战场上首先击破中原国民党军战略集团——顾祝同系统，便可迅速达成人民解放战争之胜势。

注2: 伟人1947年5月4日发出的辰支电，可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

为了最大限度在中原集中优势兵力，以确立中原局统一指挥中原及华东野战军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首先在全国战场上解决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伟人将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卫戍部队——即将赴陕北接受彭习指挥保卫党中央的近卫军——陈赓兵团交中原局指挥。1947年8月22日，陈谢兵团渡过黄河，南下中原。

此时，伟人把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并即将赴陕北保持党中央的陈谢兵团调归中原刘邓指挥，致使伟人率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在陕北担负起吸引西北国民党军战略集团的任务。

为争取战场主动权，伟人以纵横纹枰弃子争先之着，亲率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涉弃子之险，不仅为各解放区部队歼敌争取了先决条件，更为中原局及刘邓大军联合陈粟、陈谢野战军首先在中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创造了极为有利局面。

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共计28万人，除8纵24旅及9纵27旅由地方团队编成外，其他各旅均是老牌野战军及各军区独立旅等主力部队编成。除以8纵23旅、24旅共1万人作为大军区留守部队外，27万野战军均在刘邓指挥下，相继越过陇海线，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而为实施伟人在全国战场上首先解决中原顾祝同系统之战略，刘邓大军进入中原地区后，晋冀鲁豫军区在1947年夏秋两季即补充中原刘邓大军新兵6万人；1947年11月间一次动员7.3万余新兵，经训练后于1948年2月10日南下中原，补充刘邓、陈粟等外线部队；1948年2月底再次扩招新兵，经训练后向刘邓、陈粟输送；在源源不断向中原输送兵源的同时，1948年8月4日伟人致电徐向前等，指示从10万解放战士中拔出一部支援中原野战军。

在后勤保障方面，1947年秋，晋冀鲁豫解放区建立了由长治经邯郸、阳谷直至山东定陶的供应线，冀鲁豫行署为确保运输线畅通，1947年6月16日下达《整修军运道路及协助军运》的训令，要求整修安阳、邯郸地区通往濮县、范县、寿张地区的数十条大路，专门负责刘邓大军南下途中的运输和供应；在晋南方向，组织了一条流动供应线，由太岳行署负责对陈谢兵团的供应。仅这两条贯穿黄河的兵站线上，晋冀鲁豫解放区组织常备民工就达一百多万人，而这还不包含大量随时动员出勤的弹药及担架民工。这两条兵站线的开通及附近道路的整修，不仅保证了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南下开辟中原战场的运输通畅和各种物资的供应，而且在尔后进行的各次战役，直到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出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是以解决中原国民党军战略集团为主要目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对中原野战军无论在物资前送和伤员后运方面，优先提供了极其充分的后勤保障。如郑洛战役中，陈谢兵团仅向晋冀鲁豫军区催要弹药的电文就达36份。

实际上，伟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之战略，以刘邓、陈粟、陈谢三支野战军在中原形成“品”字阵型实施战略展开，就是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9月11日，伟人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时加上了两段话，明确指出：“再打一年两年，蒋介石匪帮就离全军覆灭不远了。”

中原局如能按照伟人之战略部署，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敢于在中原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首先在中原解决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那么打垮国民党统治集团，无疑将按伟人计划在两三年左右完成。

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由于中原局始终未能达成伟人十大军事原则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始终未能统一指挥在中原以“品”字阵型展开刘邓、陈粟、陈谢野战军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以在全国战场上首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更由于政治工作意识较弱，没有充分发挥新型人民军队既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而组成的一支战斗队，又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而组成的一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优良传统，过度依赖其他解放区，部队作风不硬，每天讲究吃喝，生活颇为奢侈。

1948年4月13日《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道：“南边部队生活很好，一天不吃肉都会提意见改善生活。每个连队两辆小车拉粮食和拉猪，吃不了的便开仓济贫。”

此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因为长期全力支援刘邓大军，致使全区民力枯竭。

1948年4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报告的批语》对晋冀鲁豫解放区支援刘邓大军而造成民力枯竭作出批示：“许多地方尽了超过其可能性的努力。”　

1948年5月，鉴于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了创造在全国战场上首先解决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全力支援刘邓大军而致全区民力枯竭，伟人决定将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指示新成立的华北局、华北军区继续全力支援刘邓大军。

同时，为加强中原局及中原野战军的军政实力，伟人亲调陈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兼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

为确立各大解放区中央局及其野战军敢于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之决心以及解放区民众支援前线之信心，当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伟人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提出号召：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此时，由于中原局始终未能以在中原展开的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首先解决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以迅速达成战争胜势，致使伟人不得不按照前线指挥员意见调整战略，并具体规定了各野战军之歼敌数量。这一调整，使原计划两三年左左打倒国民党统治集团战略，不得不拖延至五年左右时间。

但是，伟人始终没放弃首先在某一地区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以在两三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统治集团之战略方向，并决定将这一战略从中原局转交给东北局。

林彪自任东北局书记后，东北局政治工作意识较强，部队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使东北解放军充分发挥了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政治优势，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方面，硕果累累，解放区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林罗部队出关时仅13万人，但由于东北局政治工作充分确实，造就了东北解放军作风过硬，战争中不仅在东北最终站稳了脚，而且现在攻势连连。东北局在没有依赖其他解放区的情况下，兵力已发展到相当于中野、华野之和。

但是，东北、华北之国民党军联系甚紧，好似铁板一块，必须在华北发起强有力的攻势作战以牵制华北之敌，以为东北局及东北野战军首先在东北展开战略决战创造条件。

1948年5月，华北军区以老牌主力旅——23旅及从华东归建37旅（皮旅）为基干，结合地方武装组成华北第1兵团，准备继续支援刘邓大军，实际上华北第1兵团3个纵队的番号就是按刘邓大军序列排列的。

但是，由于中原局一年来始终未能达成集中两大野战军击破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的重任，使原拟两三年完成解放战争的计划不得不拖一拖延至五年左右。

因此，伟人不仅没同意让华北第1兵团南下归建刘邓大军，而且也不同意西北彭张提出让其西调作战的意见，甚至华北第2兵团要求其能协助打傅作义也被伟人否决，因为我集中敌亦集中，不一定能打好仗。

正是因为不宜在华北集中兵力展开战略决战，而宜分兵牵制之，以为东北局及东北野战军在全国战场上首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创造条件，伟人明确指示：向前兵团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

华北1兵团组建后遂未南下归还中野建制，直至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已改称第18兵团的华北第1兵团，方才归建。

同时，伟人对华北局、华北军区作出批示：以华北1兵团之主力发起晋中战役，牵制阎锡山部，并寻机歼敌一至两个师，另以兵团之14纵队作为华北军区战略预备队。华北1兵团所欠一个纵队，可在晋中作战之后，以太岳军区各军分区地方团队组成一个纵队编入。

实际要完成伟人托付晋中作战这一任务，困难重重。

首先，华北1兵团的兵团首长及“前指”领导只有身患重病而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徐向前一个人，战役开始二十多天后周士第才从西柏坡赶来，组织极不健全。其次，部队基本为地方团队编成，战斗骨干匮乏，主要装备为地方团队之老套筒、汉阳造及抗战时期以铁轨钢制成的大量淘汰枪械，不仅刺刀缺失，而且来复线大都磨损，更因铁轨钢之材质欠佳，枪膛稍热就拉不开枪栓，射击卡壳，精度失效。即便在晋中战役之后，在太原战役中的华北第1兵团，虽名为野战兵团，仍与游击队相差无几。

1948年8月16日，徐向前在《升级是一件喜事》讲话中针对华北1兵团指出： “我们各部队升级都还不久，我们和游击队之间的距离，还是屁股挨着屁股，打了几个仗，提高了一些。但无论在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上都还是非常欠缺，特别是干部指挥能力非常弱。”

1949年2月21日《周士第在兵团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道： “我们战术上的基本缺点是：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正规战术转变与提高得不够，由低级的装备转变为较好的装备在技术上战术上掌握与提高不够。”

特别是战术上，周士第讲话指出：“有的部队怕敌人突破前沿就无法抵抗，就会垮下来，所以前沿要摆很多兵力 ，当敌炮兵火力准备射击时伤亡很大。有的部队以为前沿不要守，让敌人进入纵深再消灭之。不知道我们防御的原则是：强固的工事、火力组织、反突击三者相互结合，有重点的纵深的周围的防御组织，击破或消灭敌人于阵地前面，如敌人突入我阵地则击破或消灭敌人于阵地内部。有的部队误解集中兵力，把兵力堆集在一起，结果伤亡很大，没有把部队组成几个梯队，纵深配备，控制于便于投入战斗的位置。有的部队误解火力集中，把很多炮堆集在一起，不知道火力集中是要按各种火炮射程及任务疏散配置，集中射击。有的部队认为敌人工事多而坚固，必须充分准备，不可能连续进攻。有的部队认为连续进攻不能准备太多，不能做工事、挖对壕。有的部队认为连续进攻就是这个部队打不下来，那个部队接着上，前面梯队垮下来，后面梯队跟着上，变成没计划的乱冲乱撞。有的部队认为连续进攻，就是每战要从战斗开始直至全歼敌人为止，不论敌人有多少阵地都在片刻不停留地攻下去。有的部队不发挥爆破的威力，依赖炮兵打天下，要求炮兵将敌一切火点都摧毁，劈坡打平，自己才去占领阵地。有的部队将重机枪、八二迫击炮都集中到山炮、野炮的火力群中去使用，减弱了步兵力量。

从晋中作战之后徐周两人在太原战役时期的讲话可以看出，华北第1兵团虽名曰野战兵团，实际就是妥妥的一支游击队，而这还不是最困难的问题。

晋中作战最困难的问题是，华北解放区因要全力优先保障刘邓大军，不仅粮弹匮乏，而且民力枯竭，后勤很难保障留守部队作战。在运城、临汾战役中，由于山野榴炮弹极度匮乏，突破外围及城墙不得不以爆破为主要手段，更因民力匮乏，许多伤员不能及时求助牺牲。攻克运城时，独3旅伤员有四五日后才从战壕抬出者，鉴于后勤不足，运城内的敌84野战医院转置城外接收我军伤员，该院弃置城内敌七八百伤兵轻者街上乱跑，重者痛哭。

晋中作战，这些困难也充分反映出来。此次战役中，由于华北1兵团配备的常备民工为5兵1夫，战役初期在平遥西南歼灭亲训师1万余人后，在汾河滩上敌上千伤员因无法相助，数天后全部死亡。在歼灭亲训师后的第三天，吕梁集团司令员彭绍辉率部经过战场，在这天日记中彭绍辉写道： “20团在河内捞敌人遗弃之武器弹药不少，敌亲训师死尸、伤兵遍地皆是。” 而在榆次西南歼灭赵承绶集团后，数千敌伤员更是呻吟着在数天后全部死亡，战后情景极为恐怖，华北1兵团因此患上“战后怕”而逃亡的干部战士高达1万余人。歼灭赵承绶集团后，彭绍辉在7月18～19日的日记中记载：后勤工作极差，部队无饭吃，而兵团要部队排除困难，夺取白家庄、西铭、万柏林，控制北机场。”

实际我军伤员亦不容乐观，由于担架民工极少，野战医院匮乏，许多伤员由于无法后送而牺牲。

徐向前《晋中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总结》道： “因交通极度困难，山路崎岖，各地人烟稀少，加之情况变化太快，民工太少，致增许多困难，伤员停留战场一二日不能后送，敌伤员均未撤回。弹药亦供应不上，缴获武器不能及时后送。 13纵围歼敌暂编40师时，因携带弹药不多，几乎不能解决战斗，后来，动员后方全部工作人员搬运，幸于总攻前运到，始攻下北营。根据当前交通情况，需三兵一夫，始能应付情况。”

徐向前《晋中战役总结报告》道： “卫生工作，没有棺材，布也少。伤员伤口生蛆、部队发生逃亡现象等需要克服，总之后勤工作是一个很大问题。”

华北解放区由于要优先保障刘邓弹药及物资，晋中作战不仅无法动用榴弹炮，部队弹药匮乏，步兵每支步枪只能携带一个基数弹药共40发子弹及兵站线上仅储备半个基数，每门山野炮也只携带1个基数弹药共30发以及兵站线上储备1个基数，在围歼赵承绶集团时，由于山野炮弹匮乏，各村落攻坚主要依靠炸药，而晋中平原各村落尽为高大的青砖院落，兵团主力8纵在攻击南庄等各村落时，主要以迫击炮及炸药攻击。

虽然战役后期，华北军区在伟人指示下提高了徐周兵团的支前民工数并从军委掌握的弹药中拨出一批山野炮弹急送前线，但为时太晚了。整个战役虽打山野炮弹共3000发，但华北1兵团已是强弓之末，敌溃败大军3万余人轻松脱逃太原。

1948年7月21日徐向前在给伟人的报告中道：“8纵65、66、68、70、72等团战士只800人左右，每团步枪兵只100余人；15纵129团3个连，每连只6个步枪兵。全兵团1000人以上的团只有两个。干部伤亡甚大，8纵23旅67团，全团连级军政干部只剩3人，营级干部只剩1人；68团团干全部负伤；69团连干只剩4人；必须补充休整后方能继续战斗。”

为了执行伟人最大限度地牵制华北之敌以便为东北局在全国战场上首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创造条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徐向前不仅没有被各种困难吓到，更是表现出其一贯作风——越是困难越向前，亲率这支基本以游击部队组成的偏师6万余人，在晋中与阎锡山集团13余万人展开决战，一举歼敌10万余人，缴获野炮2门，105重山炮3门，75山炮79门，92步兵炮2门，15公分重迫击炮2门，12公分重迫击炮119门，8.2公分迫击炮145门，火箭筒4个，小炮3352门，重机枪328挺，轻机枪2596挺，冲锋枪556支，步马枪26669支，短枪972支，各种炮弹26491发，各种子弹2456635发，手榴弹125514颗，铁甲车3列，火车头21个，火车厢271辆，汽车44辆，电台50部，报话机23部，电话机521部，望远镜210副，骡马2739匹，粮食4万余石，击落敌机3架。

在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拟发的祝贺晋中大捷电文底稿上，伟人更是亲自将电文中对此次战役的评价： “对于整个战局帮助很大” ，亲手改为“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

伟人为什么一定要说晋中战役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呢？

从全国战场上看，晋中战役确实达到了伟人所期最大限度地牵制华北国民党军战略集团，从而为在东北的林罗首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创造了条件，但这充其量不过是对整个战局帮助很大，言之极大，确有过誉之嫌。

然而，从整个解放战争进程看，伟人之所以说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主要是在一年多战略反攻中，各中央局及其各大野战军对伟人制定的集中兵力在全国战场上首先解决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以迅速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势的战略部署认识不足，对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信心不足，以致不得不让战争拖一拖，将解放战争进程从三年调整为五年。而晋中战设的胜利，无疑对于确立各中央局及其各大野战军敢于同敌战略集团展开战略决战的信心及决心，帮助极大，对各中央局及其各大野战军树立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信心和决心，帮助极大。

此时，伟人将在全国战场上首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的重任，已从中原局转托给东北局。东北局及东北野战军为实施伟人首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以迅速夺取人民解放战争之胜势的战略部署，决定发起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前夕，1948年9月7日伟人电示东北野战军：

（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

（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为确立中原局以两大野战军敢于打大歼灭战的信心，敢于在中原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的决心，伟人更是进行了充分部署，首先调拨了大量武器和兵员加强中原野战军实力。

1948年8月 4 日《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中原野战军致徐向前、周士第并华北局电》道：“为恢复和加强中原野战军战斗力起见， 中央拟从华北、华东两处抽拨俘虏兵及枪炮补充他们。华东已允在今年秋季战斗后抽补一万人、枪。此次晋中胜利，俘获均大， 请向前同志考虑可否从俘虏中拨出一万至一万五千人， 从缴获的山炮、十二公分重迫击炮、八二公分迫击炮及步机枪中抽出相当数目， 交刘邓兵团， 望复。”

1948年11月2日，随着东北野战军首先取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的伟大胜利，辽沈战役结束。此时，国共决战，人民解放军胜势已定。

此时，华北之敌战略集团陷于东北、华北解放军的夹击之下，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向我接洽起义事宜。

11月18日，伟人致电林彪、罗荣桓指出：“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

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势已定，1948年11月8日终于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淮海战役。

至此，伟人将打倒国民党集团的进程，从半年前调整的计划约5年左右完成再次拨回了一年半前制定的计划3年左右完成。

1948年11月11日，伟人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负责人发出了《再有一年左右即可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电文，指示中原局、华东局及这一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向徐蚌地区的国民党军战略集团发起攻击。

淮海战役，按照伟人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集中野战部队共23个纵队60余万人，而敌总兵力仅60万人，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不仅在数量上比国民党军多一点，质量上更比敌人高得多。

1948 年 11 月 26 日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中道：“现在我集中华东野战军的第 1、2、3、4、6、7、8、9、10、11、12、13 纵队， 加上两广、特种兵、鲁中南、渤海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第 11 纵队， 共 17 个纵队，再加中原刘邓 6 个纵队，在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弹药我准备了 8 个基数，这些就是我们同敌人作战的物质基础。”　

1949年2月，中央军委作战部《淮海战役概况》道：“我集中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及中原、华东、华北等地区之地方军各一部，共100万以上的强大兵力，于1948年11月7日在徐、蚌地区发动了巨大规模的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集中了60余万野战军及40余万地方军，共计100余万强大的兵力，对60万国民党军形成绝对优势。

40余万地方军主要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华北军区的地方部队组成，仅华北军区的冀鲁豫军区就出动1.4万余人参加淮海战役。

1997年编印的《第五兵团暨贵州军区战史》记载：“1948年10月23日遵照淮海战役预备命令的要求， 以冀鲁豫军区独1、独3旅及4个分区6个独立团与基干团共计11个团1.4万余人， 由军区组成前方指挥所率领， 归华野统一指挥，参加淮海战役。”

为保障100多万部队的作战需要，根据伟人对此次战役准备的指示，钦定扬立三前往淮海前线全权负责领导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在后勤保障上，据不完全统计动员支前民工达543万人，华北、华东解放区共为淮海战役筹集粮食高达9.6亿斤（战役中实耗粮食4.3亿斤）；在弹药准备上，华野、中野纵队以下重机枪及火炮均携弹4个基数，轻武器携弹2.5个基数。

比如中原野战军，各步兵旅弹药携弹量为：重机枪每挺3000～5000发，轻机枪每挺1000发，步枪每支100发，手榴弹每人5枚，纵队以下按以上标准携带，战斗消耗后予以补充。

华野、中野除部队携弹量外，两大野战军各自独立的兵站线上，储备弹药8个基数。此外，华野、中野兵站线上的储备弹药还可以随时得到东北、华北、华东解放区的迅速补充。

战役中，两大野战军在各自兵站线上储备的山野炮弹及迫击炮弹只剩第9~第12个基数时，就多次得到东北、华北、华东解放区的迅速补充。

实际上，由于东北、华北大局已定，淮海战役在东北、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全力支援下，人力物力无比浩大，在著名的太行山——淮海大陆桥上，30多列火车、350多辆汽车、近2000辆马车各显神通，而大车、独轮车更是漫山遍野，弹药随打随到，粮食随叫随来。

面对无比浩大的支前大军，陈毅深有感触地说出了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此时，仅仅华北解放区，年产八二迫击炮弹就达100多万发，六〇、五〇小炮弹达500多万发，两大野战军在东北、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的全力支援下，火力已大大超越国民党军。

仅就华野而言，1948年12月5日，华东野战军兵站线上的各式弹药只剩第9至第12个基数时，中央军委致华东局、华北局等电，命令立即加发华东野战军子弹320万发，迫击炮弹再加发4个基数10万发，七五山野炮弹再加发8.5个基数3.4万发。

淮海战役中，仅提供华野的七五山野炮弹就达8.2万发，高达20.5个基数；八二迫击炮弹达40万发，高达16个基数；华东野战军仅炸药12个基数多就达90万斤，这还不算战役中另外加发的炸药，而六O、五O小炮弹更是不计其数。

伟人在战役中更是发出上百份电文指示总前委及军事负责人粟裕，指引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1949 年建国时，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农村 90% 以上的人是文盲，城市文盲率亦高达80%。民国长达38年时间里培养高等学校毕业生仅21万余人，初中、高中及各类中等学校毕业生400余万人，小学毕业生仅仅1000 余万，初小生（相当于小学3年级以下水平）3000 余万人，而大学大多为文科及建筑类专业，重化工业——冶金、机械、化工专业真是凤毛麟角。

当时，全国年产粗钢仅16万吨，年发电量仅43亿千瓦时，年产原油12万吨，水泥66万吨，机械工业极差，国防上不仅不能生产飞机大炮，甚至连100毫米以上的炮弹壳都没法制造，真是百废待兴。

这时，朝鲜战争爆发，资产阶级军队的一代天娇——麦克阿瑟对新中国不能越过三八线的警告置若罔闻，亲帅50多万大军打过三八线。这是一支经过二战洗礼的军队，曾打遍天下无敌手，天下似乎没有谁能阻挡联合国军的扩张之势。

新中国刚刚建国一周年之际，在封建势力猖獗的乡村仍然还有上百万的国民党残余匪特武装，朝鲜战争暴发后更是蠢蠢欲动，开始频频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进攻。再加上近代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延绵千年的天花、麻疹、血吸虫、麻风、 伤寒、结核、霍乱、鼠疫、小儿麻痹等各种流行传染病在乡村肆虐，让占全国人口90%的农村人平均寿命仅35岁，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称为东亚病夫。

当时，美军在后勤保障上每天都能让士兵吃到鲜肉、蔬菜、沙拉，另还有各种罐头、香肠以备不时之需，每周至少要2－3次供应馅饼、蛋糕及各式糕点，每周有冰淇淋、可乐、巧克力及其他甜点供给。而中国军队出国作战，连队的标餐通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

装备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人民军队还停留在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模式时，美军早就开始地毯式轰炸了，装备极劣的人民军队甚至没有列装统一的制式武器，机步枪均是口径各异的万国牌落后装备，火炮匮乏，空军还在襁褓之中，而美军不仅武器精良，火炮数量庞大，经二战洗礼的强大空军还掌握着绝对制空权，并且早就拥有了原子弹。

因此，在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上，伟大思想开始并没有人理解，谁愿意中国革命在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胜利之时又去面临极度危险的考验啊。

据《彭德怀自述》中记载，在1950年10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伟人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心里也难过。” 这天会上彭德怀虽一言未发，但伟人的发言一直萦绕于心，一夜未眠，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顾这一夜写道:“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 因此，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彭德怀道:“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是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伟人对此指出，我们也不想打仗，但唇亡齿寒，回顾历史，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侵占朝鲜、台湾，在我们的头上、腰上插上了两把刀，从而使中华民族遭受百年之耻。现在美帝国主义想走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以颠覆新中国政权，我们必须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面对原子弹，伟人明确指出，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但我的手榴弹一定能打败你的原子弹。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军队正是拥有一支高度觉悟并且作风过硬的工农群众队伍支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原子弹在帝国主义军队面前是一只真老虎，但在新型的人民军队面前也是一只纸老虎，一戳就破。

入朝之后，新型人民军队竟用手中的万国牌落后装备，将以美国为首的十八国联军打得丢盔卸甲，将敌人从鸭路江边打回了三八线。

特别是志愿军第50军，这支原国民党军在长春起义的部队，国军因其顽强性太差以致打起仗总是一副熊样而被称为“60熊”，起义后虽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可还是被认为如同邯郸起义的国军新8军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建国军一样，属于比较弱的部队。但是，正是由于东北局政治工作意识较强，在50军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通过新式整军，这支旧军队最终脱胎换骨，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1951年1月3日在佛弥地战斗中，50军仅以装备中正式步枪、捷克轻机枪及炸药包的两个步兵营，攻击中通过轻武器结合爆破，就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炸毁、缴获坦克31辆、缴获装甲车、汽车24辆、榴弹炮2门，毙伤俘敌近500人。而汉江阻击战，50军更是用手中的万国牌装备，打得美军没了脾气。这支部队由于在朝鲜打仗凶悍而以“50凶”闻名。

1951年开始，随着人民空军及志愿军高炮部队的迅速成长壮大，美军制空权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双方形成战略相持。

伟人对此号召：“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由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新中国人民政权更由于拥有一支高度觉悟并且作风过硬的工农群众队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全国已形成汪洋大海之势，美军再也不敢耗下去了，最终只得回到谈判桌上，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中华民族最终达成了把美国鬼子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的伟大胜利。 正如伟人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所言:“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在台湾准备趁机反攻大陆的蒋介石对此却只能无奈地叹道：“你们美国人总是说我无能，看看你们，这么多发达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还不是一样败在了毛泽东的手下吗！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许多人那种李自成农民军急切要享受胜利成果的思想，伟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那么，不拿枪的敌人是谁呢？为什么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呢？

实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指出：“在无产阶级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在一个国家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要薄弱些，首先简单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其次是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发地、不断地重新恢复和重新产生出来。”

注3：参见列宁《俄国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从列宁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伟人所说不拿枪的敌人，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新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即将要面对比无产阶级更为强大的国内资产阶级。

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伟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道：“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新中国成立后，新型人民军队经受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洗礼，在大上海最繁华的地方还诞生了南京路上好八连。

为了使党内同志们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让新中国政权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民族复兴，在伟人领导下，国家实施缩小“三大差别”，军队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国家干部开始大减薪。除了民主人士宋庆龄一级工资649元始终保持不变外，只要是共产党员，干部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减薪不减干劲，无条件、无特权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至1965年，伟人将自己的月薪降至404元，省军级干部的月薪减至200余元，而工人队伍的工资只涨不减。当时一个八级工月薪就从100余元涨至130余元。

由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无偿提供大量装备及物资支援亚非拉各国反帝反霸权的独立运动，新中国也面临极度恶劣的国际环境，长期肩负三大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按照伟人指示要准备打仗而进行严酷训练的同时，不忘伟人教导:“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 全军指战员牢记人民是胜利之本，每年至少抽出60多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到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从事生产劳动，在与工农同工作、同劳动、同生活中，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形成军民鱼水之情。无条件、无特权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无限热爱和热烈拥戴，而以高薪、高福利、高回报作为报效党国的国民党政权虽逃出了大陆，但仍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正是由于新中国红色政权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从而打造出一支高度觉悟并且作风过硬的工农群众队伍以及科技队伍，使中华民族只用二十多年就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及教育在伟人时代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注4：教育方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5.41亿，城市80%和农村90%以上的人是文盲，民国长达38年时间共培养大学毕业生仅21万余人（大学生几无重化工业专业），初中、高中以及各类中等学校毕业生共400余万人，高小毕业生（小学6年级毕业）1000余万，初小结业生（小学1-3年级结业）3000余万人。1976年全国人口9.37亿，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1%，1949－1978年新中国培养大学毕业生294.63万人，中等学校毕业生17581.65万人，其中高中毕业生3915万人、初中毕业生13088万人、中专毕业生520.65万人、农（职）业中学毕业生58万人。1976年中等学校在校生从1949年的126.8万人增加到5905.5万人。

制造业方面，在三线建设时期取得伟大成就，1968年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1艘万吨远洋轮“东风”号建成，“东风”号船体为国产高强度低合金钢，主机为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8820匹马力两冲程低速船用柴油机（7ESDZ75），另装置了国产新型废气锅炉供汽的蒸汽透平发电机组、国产船用电罗经 、国产通讯导航设备及各类国产精密仪表仪器。这些精密仪表机械、大型轴承齿轮、特殊工程材料，通讯导航设备均是权威专家认为新中国没实力制造并提出“造不如买”——即购买国外零部件和材料组装或外商提供之合资生产，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顶住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思想，拒绝外商提供重要零部件的合资要求，面对7ESDZ75柴油机结构复杂、性能要求和制造精度高，制造困难重重，坚持不懈，仅一根44吨曲轴就经历上千次失败，最终研制成功。1969年开始研制的东风－4型4000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1974年批量生产，装备大连车辆厂研制的16V24ZJ型16缸中速柴油机，额定功率2650KW，采用由交流主发电机（硅整流机组）和直流牵引电动机组成的电传动系统，客车最高时速120公里。1969年上海货车制造厂制造成功国产SH—380型32吨自卸载重汽车，装配上海柴油机厂配套研制的国产12V—135型柴油机额定功率为294千瓦（400 马力），变速结构采用国产液力变扭机械变速器，悬挂系统采用国产液压空气减震器，转向采用国产循环球柱销式液压动力转向机，货厢后倾自卸机构采用国产双筒四级装置。1967年第一重型机器厂建成亚洲最大的3万吨级模锻水压机，装备重庆西南铝加工厂，该机主机本体重7700吨，活动横梁重1429吨，设备总重达9015吨，百吨以上大件16件，1973年投产，大大提高我国特种高强度合金锻件加工能力。1975年哈尔滨电机厂为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的刘家峡水电站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3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同时新中国前30年修建水库8.6万座，从1952年至1980年，28年间新中国的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3006亿度。1969年研制为大飞机运10配套的涡扇8型大推力发动机（推力8165公斤）采取全国大协作，开发了T74钛合金、高强度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等76项新材料以及300多项新产品，攻克了钛合金焊接、等离子喷凃、高温陶瓷喷凃、真空钎焊等100多项新工艺 ,1974年底首台发动机总装完成，1975年7月试车成功。1975年运十完成全部设计图纸，1976年9月制成第1架静力试验机。1980年6月完成首架飞行试验机。中央电视台CCTV13《面对面》节目在2017年5月7日22时介绍首架国产大飞机运10道：数据记录，运10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120人，最大速度超过 0.8马赫，实用升限12000米，最大航程超过 8000 千米，从1980年首次试飞到1984 年，运10总共飞行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运十还是第一次到达拉萨的国产飞机，并往返7次向拉萨运送救灾物资，虽然在飞行中运十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在7次飞抵拉萨这个短暂的辉煌之后，运10的试飞戛然而止。1971年上海勘探设计院、上海水工机械厂自行设计制造成功可连续挖掘、一次成洞的直径5.9米岩石隧道掘进机，而早在1966年他们就自行设计制造了直径3.5米的岩石隧道掘进机并用于云南下关的洒洱水电站工程。1971年上海机床厂研制成功大型精密磨床，1976年北京第二机床厂研制成功数控镗铣床。1979年中国粗钢年产量从1949年15.8万吨增至3448万吨。1966年国产65式光刻机投产，拉开了新中国发展集成电路芯片序幕，1968年上海无线电14厂制成PMOS电路，1970年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功NMOS电路和CMOS电路，1972年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研制成功的P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20位静态移位寄存器集成度达1084个元件。1971年清华大学徐端颐团队自行设计制造的光刻机以及用于光刻机工序的ZFJ-1-2型激光自动分步重复照相机批量生产，并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获奖。1975 年北京大学王阳元团队研制成功硅栅P沟道、铝栅N沟道、硅栅N沟道三种技术的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当年上海无线电14厂制成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1977年航天771所沈绪榜团队研制成功16位NMOSVLSI－CPU芯片，这比Intel公司1978年推出的16位CPU芯片8086还早1年时间。1991年清华徐端颐团队研制的第3代“自动对准分步投影光刻机”在北京参加首届全国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成就展览会后，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马上宣布取消对华出口投影光刻机的禁运令。1970年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自行设计制造的DXB1-12型40万倍一级透射电子显微镜，点分辨本领达0.5纳米，1977年又研制出国产80万倍电子显微镜。在可控核聚变研究方面，1974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制成功铁芯变压器托卡马克装置——北京托卡马克6号（CT-6），1975年得到平衡稳定等离子体环，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

国防方面，同样在三线建设时期取得伟大成就，1966年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爆炸成功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先进模式的氢弹，没有之一。为两弹一星配套的宇航技术飞速发展，1971年在云南安装测试的110超远程单脉冲精密预警跟踪雷达,探测距离超过二千公里，新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3个拥有超远程雷达的国家，1976年又成功制造并在河北投入运行了7010相控阵预警电达，探测距离超三千公里。1969年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为“实践1号卫星”研制的PN结硅单片太阳能电池组在其后卫星运行的8年中，电池功率衰降不到15%。1970年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1971年东风－3型中程弹道导弹服役，该导弹起飞重量64吨，最大射程2800公里,可携带1枚当量为200万吨TNT的核弹头。改进型东风-3A导弹最大射程达4000公里，可携带3枚当量为5-10万吨TNT的分导核弹头。1965年开始研制的“东风5”洲际导弹，1980年完成全程飞行试验，1981年装备部队，东风-5射程12000公里，可覆盖美国、苏联、欧洲大部分地区，弹长32.6米，弹径3.35米，全重183吨，最大投掷重量3.2吨，可携带500万吨TNT当量氢弹弹头。1967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每秒10万次运算的109丙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后被誉为两弹一星的“功勋计算机”。1973年北京大学、四机部738厂和燃化部有关单位联合研制成功每秒100万次运算的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150机，150机操作系统由北京大学的杨芙清团队设计。1976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每秒运算速度达1000万次的大型通用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013机，1977年开始研制每秒亿次运算的银河巨型计算机，1983年研制成功，与美国军方计算机几乎同时进入亿次运算。1968年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强五战机投产，1969年中国空军战略轰炸机——轰六批量生产，该轰炸机装备国产涡喷8型大推力发动机，1969年我国自主研制的歼8战斗机首飞成功，随后又解决了跨音速抖振故障，发动机空中停车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1979年定型后装备部队。1971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开始服役，1974年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装备人民海军。1971年曙光一号载人飞船项目启动，发射飞船的西昌基地1号发射工位建成，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进行火箭搭载动物的多次亚轨道飞行试验全部取得成功，航天员从一千多飞行员中选拔出的20位航天员开始训练，项目虽因“浩劫”在1975年搁置，但1975年搭载“尖兵一号”回收式地球卫星的长征火箭从酒泉发射场起飞3天后，卫星成功回收，使新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神舟技术此时基本完成。为此，杨利伟等驾驶神舟的飞船航天员返回地球后首先前往钱学森家里敬礼，以表达对为此作出贡献的那一代科学家们的敬意。1962年上海江南造船厂经过4年努力研制出亚洲第一台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1978年中国原油年加工能力达7069万吨，生产各种成品油3352万吨，从1952年到1980年，原油年产量从44万吨增至1亿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从7.8万吨增到884万吨，为国防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此时，新中国装备两弹一星、核潜艇及战略轰炸机的人民军队实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农业方面，1958~1979 年全国修建水库8.6万座，江河堤坝17万公里，打机井600万口，1973 年“四三方案”开始实施后建设的26个大型化工企业在1977年至1981年间开始投产，随着困扰农业的水利、化肥农药、优质高产稻种的相继解决，为农业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52年到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8万千瓦增加到11750万千瓦，农业为全国10亿人民准备了3年储备粮，粮食安全为国防建设提供极其强大的支撑。另外，遍布全国农科院所及学校，培养了大批农科人材，1973 年袁隆平研制成功杂交水稻、1975 年吴吉昌解决了棉花脱蕾脱桃的科学难题、1979年李振声研制成功杂交小麦“小偃六号”。同时，由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赤脚医生遍布农村。1962年顾方舟研制成功小儿麻痹疫苗，1965年新中国合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蛋白结晶牛胰岛素，1972年屠呦呦研制成功治疗疟疾新药青蒿素。农村人民公社在8.6万多座水库及600万口机井提供的安全饮用水、白菜价的青霉素及各种大量常用药品以及数百万赤脚医生及医务人员的保障下，在乡村猖獗千年的天花、麻疹、血吸虫、麻风、 伤寒、结核、霍乱、鼠疫、小儿麻痹等各种流行传染病被彻底根治，人均寿命从35岁迅速提高到68.2岁，中华民族从此告别了东亚病夫的历史。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正是人民解放军在执行三大任务中，以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从而打造出一支作风过硬并具高度觉悟的工农群众队伍及科研队伍。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新中国人民政权无条件、无特权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伟人时代不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更创造了高度的精神文明，旧中国损人利己之风尚及坑蒙拐骗之习俗被一扫无遗，市场无假冒伪劣之商品，家庭无低级趣味之传承。正是：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