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资料

黄河风

　　一、家世生平

——“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资料

杨笃（1834—1894），字稚刘，号秋湄，晚称东渎老人。道光十四年（1834）出生于山西乡宁县城内。杨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以连续十世“文学相承，潜德不仕”而著名。高祖杨楷，增生，钦赐八品；曾祖杨文浚，嘉庆庚申（1800）恩贡；祖父杨陶，嘉庆戊寅（1818）岁贡；叔祖父杨藻，道光乙酉（1825）拔贡；叔父杨宝树，光绪癸未（1883）岁贡；父杨思树，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科举人。

杨笃少年时期就随父拜于时任乡宁知县的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门下，成为这位著名朴学大师的得意门生，系统接受了六书理论与金石考据之学，特别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为后来发力于经学、史学、方志学、舆地学乃至天文、历算等奠定了扎实基础。

咸丰三年（1853），杨笃二十岁时，平阳府试中得第一，深受平阳知府何晓枫青睐，被“留作幕府，岁终召回”。咸丰十一年（1861）二十八岁时，被选为辛酉科拔贡。同治三年（1864）三十一岁时，以全省第六名考取举人。但在后来的会试中屡屡受困，一生未及进士第。直到光绪三年（1877）四十四岁时，才被补为代州繁峙县儒学教谕。之后，杨笃先后调任阳曲县训导、襄垣县教谕，始终居于教职，未能跻身高位，实现传统文人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经过内心世界的矛盾斗争，杨笃逐渐淡出仕途，转而像戴震、章学诚、张穆那样将全部精力集中到著书立说上。

在出任繁峙教谕前，杨笃客居天镇县达15年。他走遍塞北山山水水，于同治十年（1871）执教直隶阳原县宏州书院，不为毛西河、戴震、章学诚诸方志大家成规所限，吸纳诸家之长创新方志体例，先后纂修完成西宁县改县后的首部《西宁新志》与《蔚州志》。其间，利用自身学术优势，潜心于新发掘金石文字与历史文献的对照研究，并屡获突破。特别是对于同治九年（1870）荣河县后土祠侧出土青铜器的考证，及时赶赴出土现场，亲自拓片取证，根据《周礼》注释与《说文解字》，对照《春秋左传》文献记载，对铭文字作出独家考释，并定为鲍氏。“金石文字可证，经史于斯尤信”，轰动了金石界，受到京师金石界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王懿荣、胡义赞等名家的普遍赞赏。潘祖荫也因此常以阮元称张穆“硕儒”之例呼之。

光绪五年（1879）受聘为《山西通志》纂修后，兼晋阳书院、令德书院、崇修书院讲习，不仅潜心于通志纂修与教学，同时先后纂修或参订了《代州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五台县志》《长治县志》10种州县志。特别是在巡抚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副纂张于铸、总纂王轩前后病故，分纂杨深秀赴京师任刑部主事，《山西通志》纂修仅完成前五十卷，而且经费吃紧、修志同事多隐去的困难局面下，力挑修志重担，总揽全盘，亲编亲校，边纂边刻。人手不够，就将自己的外甥与儿子，也是最得意的学生阎干达与杨之培招来助检，亲纂亲校及监督编纂工作。不论严冬风雪、夏日酷暑，哪怕是指肿如椎、血溢爪胱，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他曾说：“一生之寿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他手订十卷《山右金石记》，曾先于《山西通志》以单行本刊刻，满足了金石界先睹为快的需求。经过三年夜以继日的努力，在积劳成疾的情况下，于光绪十八年（1892）纂修完成《山西通志》后一百三十四卷，并刊刻行世。光绪《山西通志》纂修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修志体例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在修志功用上，讲求实用，扬弃并重；在修志内容上，去伪存真，保存文献；在修志方法上，不拘古法，大胆创新，一经行世就被公推为名志。

杨笃的学术研究与成果并不局限于地方志书的纂修，也不仅仅是一位地方志专家。他精通三礼，尤通训诂，又兼通史学、地理及天文、历算之学；他诗慕元好问，清澈淳雅，皆具作者义法；他善篆隶，篆书以石鼓文植其基，隶书本汉人规模，精于金石考据之学。堪称清末世纪之交一位坚守“经世致用”的实学家。

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由于长时间研究、教学与纂志，因积劳成疾在太原离世。临终前，仍手不离笔砚，代巡抚张煦撰成《山西通志总序》。

杨笃的六十一载人生几乎都在行走中度过，从14岁随父离家，一直到36岁的二十多年间，始终随父读书，遍访名师，交游同道，田野行走，从新绛、稷山、解州到天镇，背井离乡，孜孜以求。并将积淀的经学、考据学、文字学、历史学诸方面学识，与田野行走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治学方法。从乡里授徒到阳原宏州书院、太原晋阳书院、令德书院、崇德书院讲学；从44岁出任教职，一直到61岁离世，始终坚守在基层教谕、训导岗位，传播传承六书、十三经等中华优秀文化，桃李满天下。

杨笃的一生是艰苦纂志的一生。从38岁纂修《西宁新志》，到61岁离世，23年间纂修（参订）一部《山西通志》，两部州志与十部县志，甚至在临终前仍带病为山西巡抚张煦代撰通志序文，因长期积劳成疾、精力耗尽而与世长辞，为修志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公认为全国知名学者、著名的方志学家。杨笃是清末一位不可忽视的学者，在方志学、金石家、书法等诸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见解、造诣与成就，他的精神与学术已经并将不断影响山西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

　　二、编纂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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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笃一生先后主纂或参纂志书13部，横跨直隶、山西两地，每部志书均贯彻其一贯修志理念，体例有创新，考据详实，是其方志理论完整落地的实践范本。

（一）同治《西宁县志》（河北）

同治《西宁新志》十卷首一卷，署题韩志超、莫康修，杨笃纂。韩志超，字鹤云，署西宁县知县。莫康，满洲进士，官西宁县知县。是志于同治十二年（1873）开修，光绪元年（1875）刊刻行世。记事止于同治十年（1871），约6万字，正文分十八门二十四目。西宁于康熙年间置县，属直隶宣化府，民国时期并入阳原县。是志为西宁县第二部志书，其“义法、门类多本之通志府志”，和前志体例不同，以期“两书并行，各从所据”。是志较重地理考证。有同治十二年（1873）修，光绪元年（1875）宏州书院刻本。这是西宁自改县以后的首部县志，也是杨笃所纂修志书的第一种。修志之始，杨笃在发凡、体例方面，不囿于旧志，立意创新，自成体例。在该志地理志中，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若干错误；在人物志中，补充了金元时代的欠缺。该志甫成，即被推为当代名志。这是杨笃立足于方志界一举成名之作。从此，他在志坛声名鹊起，与方志结下不解之缘。

（二）光绪《蔚州志》（河北）

光绪元年（1875），杨笃受蔚州知州王补庵的聘请，纂修《蔚州志》。用时140天，修书20卷，共计20余万字。光绪《蔚州志》共分二十卷首一卷，署题庆之金修，杨笃纂。庆之金，安徽含山人，咸丰举人，官蔚州知州。其时，杨笃已调任山西繁峙县教谕。此志于清光绪三年（1877）刊行。记事止于光绪二年（1876）。正文分二十二门三十九目，约20万字。是志较之蔚州历史上三种旧志在体例及内容方面均有较大改进。在类目设置上，效法史体，分为表、志、传、记四大部分，首冠以图。表为纪年形式。志载以事，将纷繁的内容别为九门，视其特点，采用不同的记述形式，如地理志之山川目，兼采诗文，一反一般志书平铺直叙的写法；古迹目逐条详载；赋役志提纲挈领，简明扼要；金石志不惮其详，备载原文；艺文志将州人著述分经、史、子、集四体编次，至有涉志乘之诗文，则分附于相应的地理、建筑等篇中，因事制宜，繁简得当。传为人物志，其史传采之正史及贤良祠传、满汉名臣传诸籍所载有关本州名人之事，录其全文。其中以六千余言篇幅，记载了魏象枢之生平、著述。集传采名人文集及家传墓志行状节其大略而编次。记收它部未备之内容，其中大事记以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记述了春秋至清同治年间该地社会、自然之要点。是志据史、志诸书及实地采访而修成，内容丰富。修正了旧志错误130处，充实完备了许多项目。书成后，因门类齐全和考订精赅受到一致好评。正文悉列故籍，有所考订，别为案语，凡采之旧志者加以注明。有光绪三年（1877）刻本。

（三）光绪《代州志》（山西）

光绪初年，时任代州知州俞廉三尊雁平兵备道广荫为监修，本人和前任知州杜松年任纂修，以州判徐秉元、学正王钧、训导高境泉为参阅，吏目蒋为编次，集中中州举人、贡生36人分任经理、校对、采访、劝捐等职进行州志纂修。经过一年的资料汇集后，因仰慕繁峙县教谕杨笃学识深渊，尤精考据，便请杨笃参订县志，“商定义法”“详中厘定”，光绪六年（1880）成稿。光绪《代州志》十二卷首一卷，署题俞廉三纂修，杨笃参订。俞廉三，字逸仙，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监生，光绪五年（1879）任代州知州。是志于光绪六年（1880）成稿，八年由代山书院刻版，后补入光绪九年（1883）事。全书二十门三十八目，又附目十，29万字。俞廉三《自序》云：“厘为十二卷，类为二十五”，与目录二十门稍异。首一卷冠州属疆域、边关、渠道等图十一幅，以每方十里或二十里比例绘制，较精确。是志以表、志、传、记标名，分列纲目，以纲为断，以目为案，诗文故注于各条之下，不另列篇，援引书籍皆注明所出，“大旨在扬近事之芳懿，订旧文之疏讹，而于地理尤为精审”，如地表门，载顾亭林谓代有三迁，阎若璩辨为七迁；《蔚州志》谓，自西汉至北周，国实八迁；故凡隋以前史所云代王，皆非州地，故均不掺入。金石门，载有周工吴簋、三国铜鼓、迄清碑铭等30条。大事记门，载自赵迄清光绪四年（1878）之人物、兵事、灾异等205条。金石、大事两门，搜讨精详，为志中上品。史传门，载自西汉迄清嘉庆33人，直录史文。集传门，载自楚汉迄清同治间92人，节略诸家文集。列传门，载自唐迄清咸丰间142人，沿袭旧志，或得自采访。艺文门，不录诗文，唯载书目，其下或录序跋，或提要钩玄。此志有光绪八年（1882）代山书院刻本。民国23年（1934）用原版再印五百套。本志共六册，十二卷，载雁平兵备道广荫、代州知州俞廉三序言各一篇，表四、志八、传四、记四。全国各大图书馆及本县图书馆均有收藏。 （四）光绪《壶关县续志》（山西） 光绪《壶关县续志》二卷，署题胡燕昌修，杨笃纂。胡燕昌，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咸丰进士，同治十年（1871）知壶关县，十三年调石楼，光绪四年（1878）复知壶关县。是志胡燕昌在任时，曾参乾隆、道光二志稍加考订，光绪五年（1879）时，集邑绅先生综核近事成书，隔一年，光绪七年（1881）付梓，记事上起道光志之末，下止光绪五年（1879）。上卷八门二十五目，附目七，下卷补遗门有沿革、山川、古迹、纪事、官制、选举、人物、杂记、艺文、诗十目，又有纠误门。卷末为附录门，有经籍、金石二目。7万字。卷首图系新绘，有县境、四乡、平顺独立后之县境等8图。山川目，益阳山条云山下有行头村，古益阳城在焉，又名城头。纪事目，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过境，同治六年（1867）乡民聚众数百据莲花山事，又记光绪年间赈济事。祥异目，记光绪三年（1877）五月大雨，秋旱，次年夏无收获，秋大雨。知县目，不记上任年代。补遗之官制目，据《北史》碑补北朝三人，元四人。纠误门，有关于壶关地理之考证，3千余字。附录经籍目，录邑人著作18部，均注卷数作者、存佚，间有提要。金石目，录隋唐宋元碑刻21通，多为康熙、乾隆、道光三志所未收，也为《山右石刻丛编》及《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所未收，如《隋造像记》《再修壶关二圣庙记》《警霄亭记》等，又记明碑13通。凡明以前碑刻均附小考，或标作者，或论年代等。此志有光绪七年（1881）刻本，1983年县志编委会标点铅印本。 （五）光绪《繁峙县志》（山西） 光绪《繁峙县志》四卷首一卷，署题何才价修，杨笃纂。何才价，安徽霍山人，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繁峙知县。此志于光绪七年（1881）参以道光志及杨笃自编补志修纂，同年刻版，后增入光绪十二年（1886）岁贡“张麟”（见选举门）。全书十三门三十一目，又附目五，11万字，较旧志详核。首一卷冠以19图，删道光图13幅，新增历代疆域、边关等图17幅，廪生官守和绘，以每方十里和五里比例绘制，较精确。是志仿康海《武功县志》体例，诗文散注于各条之下。削道光志天文、祥异二志，新纂艺文、金石、杂志诸志。其叙述以纲为断，以目为按。道光以前事有错、可疑或删削者，均附以辨证，如名贤目，删后魏莫含。道光志缺载或新增以后事，均注为“新纂”，如宦迹目，补严元畴、周人甲、吴其均等。据文献及碑记增改旧志者，注为“修旧志”，如刘会、王兆等条。杂志门，增载隋长城在县北。金石门，载关帝庙有唐尊胜陀罗经幢，经咒之前有序，历代取经译经始末；南关，有至元二十二年（1285）创建官水磨记，可补史阙。物产目，增载县东北黑狗背，产石类水晶。列女门，纠正张素明继妻陈氏，易男子衣冠，聚族人卫御敌事为崇祯七年（1634），非天启七年（1627）。此志有光绪七年（1881）刻本，民国19年（1930）重印本。 （六）光绪《长子县志》（山西） 光绪《长子县志》十二卷首一卷，署题豫谦修，杨笃等纂。豫谦，汉军镶黄旗（今辽宁铁岭）人，光绪元年（1875）由翰林院功臣馆誊录知长子县。光绪五年（1879）修志，八年成书并付梓，十年梓成，记事止于十年。凡五表七志四传五记，各类下分细目，21万字。卷首有疆域、城池、四乡、山川七图。城池目云：县城周二十里，相传即慕容永故都。金天会九年（1131），昭义节度杨天吉就东偏缩建小城，大定中县令贺允中继修之即今城。户口目，详记城、四关厢、四乡口数。蠲缓目，记光绪年间赈灾事。艺文志，记邑人著作40种，均记作者、卷数、存佚。金石志，唐碑《郑惠王石记》有按语云：“文末记惠王十子，《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脱武安王公琨。乐平公珪表作乐安，当以碑为正。”又收隋碑2通，宋碑8通，金碑8通，元碑16通，均为《山右石刻丛编》所未收，名碑目，均录全文及记存佚，后有考证。其中宋碑《灵湫庙赐敕石刻》碑阴后列本县押录、手分雍选、书手、守阙书手、弓手节级、手力节级、卧子节级、长行、成圆等138人名。此志体例较旧志为佳，金石搜罗宏富。有光绪十年（1884）刻本。 （七）光绪《黎城县续志》（山西） 光绪《黎城县续志》四卷，列总纂4人，为前任知县郑灏、程以敬、董庆咸与现任知县葛士达，纂修题名为前潞安府学教授杨恩树。序文有三，分别是光绪六年（1880）四月郑灏序，光绪七年（1881）正月董庆咸与程以敬序，光绪九年（1883）葛士达序。由此可见，由于知县调度频繁，盖续志从修纂到刊刻曾几经周折。郑灏于光绪五年（1879）“奉檄采访，乃稽古籍，搜故牍，益以见闻，从事考订”之举，志稿未就而拟调任永济，遂依康熙壬戌县志体例，“略为排比，而摘其有关考证者，别为补遗、纠误、附录诸篇”，为四卷，名曰《续志》，不复汇为一书。程以敬光绪六年（1880）四月调任黎城后，对续志稿内容有所补充，但次年四月即调离，也仅留下一篇序文。直到光绪九年（1883）六月葛士达上任后，襄修该续志的邑人拔贡段镇向新任知县请序，才在略加删订后刊刻。该续志凡四卷，一地理志，二人物志，三艺文志，四补遗、纠误与附录。是志修纂名单中，纂修者明确为“前潞安府学教授杨恩树”，但事实上杨笃在光绪八年（1882）六月三十日日记曾记述：“点勘《黎城志》一过。”而且光绪六年（1880）四月郑灏序文也出自杨笃之手，录之于《秋湄遗集》。另据杨笃如夫人李氏之学生王景玲记述，在《黎城县志》纂修过程中，杨笃一直从旁辅助，收集资料，帮助父亲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杨笃纂修潞安府所属长子、潞城、壶关、屯留、长治诸县志间，杨恩树也从旁指导，提供了许多资料。可见，《黎城县志》实为杨恩树、杨笃共同纂修的成果。

　　二、编纂志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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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光绪《五台新志》（山西）

光绪《五台新志》四卷首一卷，徐继畬原本，孙汝明、王步墀续修，杨笃参订。徐继畬是五台县东冶镇人，进士，官至福建巡抚，是当时政坛极有影响的名臣，著有《瀛环志略》，名扬中外。他在返乡居里期间，于同治四年（1865）纂成《五台新志》三卷，第四卷有目无文。孙汝明，字朗山，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进士，光绪三年（1877）任五台知县，六年嘱邑人郑耀增等取徐继畬原本，以类加以补注。王步墀，江西建昌（今永修）人，举人，光绪八年（1882）继任知县，补辑首一卷；续编人物、列女、艺文、杂录为第四卷。光绪九年（1883）邮寄杨笃润色，是年刻版，记事止于光绪八年（1882），后增入光绪十年（1884）邑人徐耘田等《跋》。全书十六门二十四目，又附目一，13万字。全书无论新纂旧辑，都为叙事体，行文流畅，如叙治所，则历叙街衢；叙山川，则兼及物产。其新定之体例，如人物，分出仕、未仕，其余纳入乡贤。又如生计门，详述农工商贾之生活状况而不举物产。五台山为著名佛教圣地，古迹寺院不可胜数，因有《清凉山志》专书，故杂录目录只略及轶事一二。此志还纠正了前志水道一目疏舛之处，补注了自汉迄宋名宦、官师题名之不足。有光绪九年（1883）崇实书院刻本。

　　（九）光绪《潞城县志》（山西）

光绪《潞城县志》四卷首一卷，署题崔晓然等修，杨笃纂。崔晓然，河北赞皇人，例贡，光绪四年（1878）任潞城知县。是志崔晓然始修于光绪五年（1879），初稿甫成，以病卸任，九年程天任知县，复修订，十年完稿付梓，十一年在曾云章任上刻成。记事止于光绪十一年（1885），分图、谱、考、记、录、杂述六类，凡十九门，图二十八幅，16万字。平顺县乾隆二十九年（1764）改乡属潞城，一部分划归黎城、壶关二县，其志入此志。此志卷首绘殷至清疆域图13幅，大致描绘了历代疆域的变化情况。乡镇图，绘有平顺南乡并入壶关县诸村，平顺北乡并入黎城县诸村二图。不列艺文门，艺文见金石、杂述等门，流寓、仙释亦不单列，并入杂述门，寺观则附于祀典门，山水记各山水简述脉源，详参古籍，如《水经注》《山海经》《晋书》等，并加以考证。风土，记丧礼，称民众信阴阳，事风水，供佛饭僧，富者尤甚。金石记，载扶风王炜辑晋泉汇录中的“露潞”方足布币四枚，还收录有隋至清的碑文。官师谱，考证知县曾云章误入训导栏内。书籍记，辨把万历二十五年（1597）周一格《平顺县志》混于万历《潞城县志》后之误，而康熙《平顺县志》一书又并列于后，不妥。此志有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十）光绪《屯留县志》（山西）

光绪《屯留县志》八卷首一卷，署题刘钟麟、何金声修，杨笃、任来朴纂。刘钟麟，字玉亭，北京昌平人，同治进士，光绪初任屯留知县。何金声，字理初，云南晋宁人，咸丰举人，光绪十年（1884）任屯留知县。任来朴，字敦甫，汾阳人，优贡，光绪四年（1878）任屯留教谕。光绪五年（1879）秋设局修志，次年稿成，邮寄杨笃笔削。何金声上任后，重新编次，于十一年冬成书付梓，记事止于是年。

该志共四十三目，附目三十八，15万字。卷首有县境、四乡、山川、县城、县署、学宫、演武场等10幅图。体例遵通志例，不列纲，各卷罗列条目，以类相从。凡例评旧志“以群材、方技与寺观、陵墓同列备考一门，实属不当，今则寺观入建置类，陵墓放在封荫、牌坊之后”。户口目记咸丰人口十万，光绪大祲后仅留五万。又增蠲缓、赈济二目，多记光绪大祲年间事。考目，收赵廷熙《绛河考》、冯锡晋《三贤（张良、鲍永、王聪）故里考》。纠误目，多纠正旧志屯留沿革之误，又有关旧志职官、群祀志之补正，略评旧志选举体例不当等。有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十一）光绪《天镇县志》（山西）

光绪《天镇县志》四卷首一卷，署题洪汝霖、鲁彦光修，杨笃纂。洪汝霖，四川华阳人，代理天镇知县、大同府通判。鲁彦光，广东阳春人，历任刑部主事、天镇知县。此志由洪汝霖始修于同治年间，光绪十四年（1888）鲁彦光又作校定，十六年刻版。记事止于光绪十四年（1888）。是志不循旧法分门设目，而是仿正史体例分三纪、二十图、四表、九志、四传、四记。13万字。是志长于考证，征引繁富，凡引用古籍，均注明出处，若采访所得，则标明“本采访事实”。其卷首之图除了光绪间该县的全图和城池、各乡的分图外，还有汉代郡属县、后魏代郡畿内、唐云州天成军、辽金元天成县、明大同东路天成卫镇虏卫5幅历史地图。叙沿革、晷度、职官、选举，皆用表格，条理清晰。典祀志，记载该县四时祭祀的各种坛、庙、寺、祠等90多处，反映当时迷信之风昌炽。金石志，收《桑干河修桥碑》，可补《全辽文》之缺。墓志多附注于人物传下，颇便查阅。此志有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民国24年（1935）铅印本、台湾《中国地方志丛书》本、1984年天镇县铅印本。

（十二）光绪《长治县志》（山西）

光绪《长治县志》八卷首一卷，李桢、马鉴等修，杨笃任襄垣教谕时纂修。李桢，贵州铜仁人，举人，光绪五年（1879）任长治知县。马鉴，广西临桂（今桂林）人，进士，光绪十九年（1893）任长治知县。是志修于光绪五年（1879），因经费缺乏，历经八九任，于十九年成书开雕，二十年刻竣，记事止于光绪十九年（1893）。

全书分表、志、传、记四门二十一类四十三目，又附目七，又有首一卷图七类，故序例云：“凡五门为类二十有八。”全书29万字。此志目录之“冢墓”“祭器乐舞”，文中列入“附目”；文中之“宾兴”“客将”“学制考”，目录“缺载”。全志仿明代康海《武功县志》义例，以纲为断，以目为按，褒贬并书，诗文不设专条，散注于各门目条下。广征史事以朝代世次分类而编，皆注明所出，有所辨证，则加按语或评说。新增内容依类编列，不能入类者以增辑别之。艺文门，以经、史、子、集书其著述，皆注明存佚。金石门，分泉布、摩崖、碑碣、经幢，首载战国古币二枚，系出土文物。此二门搜讨精详。史传，录自正史。集传，集录诸书，内集清朝16人，目录作10人，误。列传，录自旧志，其中旧志所载靳圣子，实为长垣（今属河南）人，则据《明史》删。循政传，“缺载”知县李桢、马鉴等多人。大事记，载历代大事，以兵事、灾荒居多，载顺治十七年（1660）织绸机户焚机罢市；光绪四年（1878）奇荒，居民死者十之三四。物产目，载明洪武初潞州桑八万株，至弘治时增为九万余株。此志开雕后，新并史事随续随刊，先后不无倒置。有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1968年台湾影印本。

（十三）光绪《山西通志》

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重修《山西通志》，开设通志局，延聘各地学人分任纂辑，杨笃后总领全志编纂事宜，为整部通志核心执笔之人，全书凡一百八十四卷，是杨笃方志理论与修志实践的集大成之作。

彼时三晋旧通志版本疏漏颇多，沿革混淆、金石散佚、疆域记载错讹，杨笃凭借半生纂修十二部州、县志积累的考据功底，确立全新编纂框架，以图、谱、考、略、记、录六大门类统摄全志，打破前代通志体例杂糅之弊。

在地理舆图层面，杨笃沿用其《代州志》“冠图于首”的修志准则，全省总图、府县分图一一精绘，标注关隘、驿道、山川、边堡，凡古地名必溯源考证，纠正旧志古今地名混同、疆域分界错乱的诸多谬误；沿革谱、氏族谱、金石谱分门梳理，谱系条目条理清晰，每一处引据典籍皆标注原文出处，恪守“以示征信”的考据原则。

金石门为光绪《山西通志》独擅之长，即后世广为流传的《山右金石记》。杨笃遍历三晋山川，寻访碑碣摩崖，收录上起商周、下迄明清金石刻辞，分时代、分地域编排，以金石文字佐证正史缺载史事，补历代山西史籍之空白，改变以往通志重文献、轻实物史料的通病。

全书兼顾经世致用宗旨，田赋、户口、兵防、物产、水利诸考，详细载录民生政务，贴合地方官吏理政所需；艺文分附各条目之下，不单独汇编文篇，取法戴震、康海诸家方志范式，避免诗文堆砌割裂史事。

前代省通志多偏重文辞铺陈，详古略今，杨笃纂修此志则古今并重，清代咸同以来战事、赈济、边务、书院诸事完整收录，不刻意删削近代史实。同时区分省通志与州县志定位，州县志详一隅风土，省通志统全省脉络，详略取舍自有规制，既汇总十二部州县志考据成果，又跳出单县单州局限，形成完备的省级方志编纂体系。

整部通志成书耗时十余年，杨笃始终总持笔削，校勘全稿、厘定凡例、补缀阙文，此前纂修州县志形成的修志思想，尽数融汇于百八十四卷之中。后世学界论清代省志，均以光绪《山西通志》为北方通志典范，是杨笃一生方志事业的收官巨著。

　　三、方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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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方志发展史上，章学诚等学者构建了系统完整的方志理论体系，留下诸多经典理论专著，为后世修志确立了理论框架。而杨笃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治学路径，他毕生深耕省、州、县各级志书编纂一线，是典型的实践型方志学家，终生未撰写专门的方志理论著作。数十年伏案编撰、实地勘访、考证订正旧志的实操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厚的修志经验，打磨出成熟独到的编纂理念。他的修志思想与学术论断，全部散落于其所修志书的序言、例言、凡例之中，字字源于实践、贴合实操，摒弃空谈理论，具备极强的实践性与指导性，形成了独属于自身的务实修志体系。

（一）方志本体认知：志源图经，审古详今

关于方志的根本属性，杨笃给出了清晰且有说服力的界定：“志非史也，是本图经而例同传也。”这句话直接厘清了方志与正史的源流区别。方志最早脱胎于古代图经，核心承载疆域地理信息，同时吸收传记记事的书写方式，和传统编年、纪传正史不能混为一谈。但二者存史的功能相通，一方的州县志便是一地专属的史书。

基于方志的定位，他提出贯穿所有修志工作的核心准则：“盖以古事，则择之务审。于今制，语必详。”区别于笼统的“略古详今”，这套“审古详今”标准更加科学严谨。对待古代史料、旧代传闻要仔细考据、辨别真伪，不可盲从古书；而当代的制度政令、山川民生、风土人情则需要完整细致记录，不简略、不遗漏，兼顾历史考据与现实实录，平衡古今记载的比重。

（二）求实用：以政教民生为取舍核心

经世致用是杨笃修志一切内容取舍的第一标准，在他眼中，州县方志是服务地方政务、教化百姓的实用文献，绝非文人附庸风雅、堆砌辞藻的读物。

《代州志·序》清晰点明方志的价值：“州、县之志为一方政治所关，凡教所系，非徒取备浏览，佐缀藻词。”凡是无关军政、民生、风俗教化的文字、图画，都要大胆删减。《蔚州志·例言》规定，单纯描摹楼台风光、没有实际参考价值的内容一概不登；《天镇县志·例言》直接舍弃旧时流行的八景、衙署装饰图画，只保留能够展现疆域、关塞、山川形势、可供边防民政查阅的详图。唯有《屯留县志·例言》提到的关乎世道劝诫、地方实情的杂记遗闻，才会酌情收录。在这套务实标准的筛选下，他编纂的每一部志书都留存下大量别处少见、具备现实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

（三）重绘图：绘图为修志第一要义

杨笃格外看重舆图在方志里的地位，直接提出“绘图为修志第一要义”的核心观点，纠正了历代旧志重文字、轻地理，有图无尺度、方位错乱的通病。

《潞城县志·例言》对此作出解释：“史不为图，地志则非图不明，图非计里画方不核。”史书可以不附地图，但方志以地域为根基，缺少精准的实测舆图，疆域、里程、山川走向都会模糊失准。《代州志·序》进一步梳理地理编纂逻辑：“志乘之要，莫先地理。必明于古今之形势，而后攻守利害所述；必详于都邑变迁，而后文献掌故有所稽。未可循名求合而空为说也。”修志必先理清地理沿革，不能脱离实地空谈考据。落实到绘制规范上，所有疆域、山川、城池、乡镇图，全部采用计里画方的方式，按照二十里、五十里划分比例尺，搭配专属符号标注关隘、营汛、村落，制图精细规范，是以往旧志中极少见到的创新之举。

（四）废星野说，代以经纬度

传统方志长期沿袭星野分野、星图占候的内容，将天象星宿与地方疆域强行对应，内容空洞虚妄，无实证支撑。杨笃直接对这一部分体例进行革新，《屯留县志·凡例》明确提出：“星图占验，概从删弃。”

他认为“分野之说，荒渺难稽”，古老的天象分野理论无法贴合一县一地的实际地理，应当全部省略。同时效仿朝廷典制，新增晷度表，依靠天文实测数据记录日月出入、四季节气，用客观实测内容取代玄虚的星象谶纬，让方志里的天时地理记载更加贴合现实。

（五）艺文散载各门之下，弱化独立艺文编

旧时方志大多单独设立艺文卷，堆砌大量应酬诗文，脱离本地地理人情，有时会冲淡志书纪实主线。杨笃借鉴范成大《吴郡志》的编纂方式，废除独立艺文编，把诗文分散附入对应条目之下。

他的核心理念是：“修志非诗选古文比也。”编纂方志的核心是记录史实，不是汇编诗文集。具体操作上，仅留存书目，在书目下摘录序跋、提炼内容要义；和山川、古迹、祠祀相关的诗文，随对应门类一并录入。《天镇县志·例言》评价这一体例：“既可浏览，且可以宽录载”，既避免诗文单独成册喧宾夺主，又拓宽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大幅提升艺文内容的史志属性。

（六）重视无题小序，理顺全书脉络

旧式志书条目繁杂零散，每一卷、每一门缺少总起概述，读者难以快速把握板块主旨。针对这一缺陷，杨笃确立了条目前置小序的体例。

《屯留县志·凡例》记载：“各条必小引以冠其首，虽以明作者之意，亦以便后日之观览。”每一个门类开篇都撰写简短小引，阐明本条的编纂立意、内容梗概，读者不用通读全部文字，就能快速知晓本卷核心内容，分清叙事层次，极大提升志书的可读性与逻辑性。

（七）重视金石：以碑刻文献弥补史书缺漏

重视金石考据，是杨笃方志思想最具个人特色的创新之处。他在《潞城县志·例言》中提出独到认知：“金石之文，有裨掌故，可补史书不足，然前贤作者顾罕及之。”金石碑刻记载了许多正史、旧志失载的地方细节，具备独特考据价值，但前代修志学者大多忽略这部分史料。

杨笃深谙金石文献的独特价值，在修志过程中格外重视碑刻、铭文的搜集与考证，以此佐证地方史实、订正史籍讹误。他在修志之余，潜心搜罗三晋地域金石遗存，细致甄别、严谨考辨，对碑刻的存佚、年代、形制、文字内容逐一核实，校正历代传抄、留存产生的错漏偏差。主持编纂《山西通志》时，他专门编撰《山右金石记》十二卷，系统梳理山西历代金石文献，内容翔实、考证精深，且单独刊行传世，极大完善了山西地方史料体系，为方志考据开辟了实物佐证的全新路径。

　　四、书法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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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笃毕生钻研金石古文字，终日与青铜器铭文、汉碑刻字为伴，以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入书，他所作的篆隶既具上古铜器碑碣的朴拙厚重，又兼文人书斋的清雅风骨，在晚清书坛独树一帜。

（一）篆书石鼓筑基

篆书是杨笃书法的根基，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书体。清代写篆书者虽多，但大多失之刻板匀整如美术字，或刻意求奇弄巧。杨笃的篆书胜在根正——他毕生精研《说文解字》，对每字的字形演变、造字逻辑烂熟于胸，落笔字字有据，绝不妄写异体怪字。这份文字学功底，是寻常书家难以企及的。

其篆书根基全在石鼓文。石鼓文乃战国刻石，被誉为“篆书之祖”，历来为学篆者必修。杨笃于此下过苦功，一生临摹逾三百通，且非机械抄写，而是边临边考证文字、体悟笔意，愈写愈具古逸之气。清末学者常赞春评其石鼓文临本能得古人神髓，非徒具其形。

传世杨笃篆书作品中，最能代表其小篆水平的当属《夏小正》四条屏。此作写于光绪十九年（1893），以“铁线篆”书成，笔画细如钢丝而柔韧有弹性，毫无疲软之态。字形上重心上提，下部笔画舒展拉长，整体疏朗通透，既有秦代小篆的规整雅正，又具清代邓石如一派的灵动舒展。内容尤堪玩味：《夏小正》为上古历法文献，亦是其恩师王筠毕生研究的经典，杨笃以篆书抄录，既为书法创作，亦是对师门学问的追念，字里行间蕴藉着文人的深情。

他的篆书并不局限于小篆，对金文、缪篆均有涉猎，仿汉代金文所作对联尤为精绝。如“重差互乘，钱竹汀正二千余年郑注讹字；首一终亥，王菉友通五百册许书例言”一联，用笔平厚重，结字方正古朴，多保留篆书结构，带着青铜器铭文特有的拙朴质感，古气盎然。此联不仅书法精妙，内容更是学问总结——上联述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经注的成就，下联言恩师王筠疏通《说文》的贡献，将学术观点融于书法，正是学者书法独有的魅力所在。

（二）隶书汉碑风骨

杨笃的隶书同样是晚清山西书坛的翘楚。其隶书取法汉碑，广采《乙瑛碑》之雍容雅正、《礼器碑》之瘦硬刚健、《曹全碑》之秀逸舒展，融汇成自家面目：骨肉匀停，朴茂大气，既守汉碑法度，又具文人的书卷气，绝无市井庸俗之态。

最能代表其隶书成就的，当属“三千余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七言联。此作笔力沉雄，笔力透纸背，结字宽博方正，颇具庙堂气度。章法尤见匠心；“年”字末竖画拉长，气势顿然舒展；“上下”二字特意以篆书笔法出之，在全联隶书当中错落点缀，古雅而富于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之弊。此联被众多书法爱好者推为晚清山西隶书的代表作，置之全国隶书作品中亦毫不逊色。

另一幅《黄帝内经》横披亦为其隶书精品。此作用笔方圆兼备，字势横向舒展，整体章法严谨静穆，绝无浮躁之气，内容为中医经典，书法的古雅与内容的厚重相得益彰，令人读其字、品其文而心神俱静。

杨笃的隶书在当时即获全国性认可。光绪十八年（1892），时值北洋大臣李鸿章七十大寿，各省官员纷纷呈送寿屏。山西巡抚胡聘之请杨笃代笔撰文并以汉隶书写。寿屏送至北京后，在各省所送作品中脱颖而出，被公推为书法第一。能在全国官员、文人面前拔得头筹，足见杨笃的隶书水平早已超越地域，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同。

（三）字里有学问

世人多知杨笃书法精妙，却不知他从未以“书法家”自居——书法对他来说不过是治学的“余事”，是日常读书、校书、修志、考金石的副产品。他毕生钻研文字学、金石学，终日与古文字、碑拓、青铜器为伴，看的是古字，临的是古碑，考的是古文，日积月累，笔墨间自然浸染了金石气与文人气，这是单纯临帖所无法企及的。

他的日常书写皆与学问相关：在书院讲课时为学生写示范字，修志时亲手抄写志稿、题写书名，为友人著作题签作序，为各地寺观书院书写匾额碑记。太原贡院的“天开文运”四个大字，每字数尺见方，以篆书写就，笔力厚重，气势恢宏，观者无不称叹。令德堂、晋阳书院的许多匾额楹联，亦皆出其手。

杨笃的书法从不追求花哨效果，一笔一画皆扎实稳重，耐看经读，愈品愈有味道。常赞春尝言：杨笃的字初看平淡，愈看愈觉功力深厚，其中有学问，有风骨，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手笔。

（四）书名远播

杨笃的书法在当时山西几乎达到顶流地位。头号粉丝当属山西巡抚张之洞——这位晚清名臣精通金石书画，眼光极高，却对杨笃书法推崇备至。他专门请杨笃临摹石鼓文刻于十只书箱，又临摹秦代《峄山碑》刻于两个书橱，作为山西的文化名片馈赠各地同僚友人。张之洞评价杨笃的篆书兼有清代篆书大家钱坫的清劲刚健与邓石如的灵动舒展，而无两家习气，可谓极高的赞誉。

上至巡抚大员，下至地方文人，皆以得杨笃墨宝为荣。求字者络绎不绝，尤其晚年他对作品要求愈严，不轻易动笔，墨迹愈显珍贵。当时有书商终日守候其家门，连写废的草稿、随手所写便条都视为珍宝。

杨笃的书法不仅名动国内，还远播海外。他去世二十余年后，即有日本收藏家与汉学家专程赴山西乡宁寻访其墨迹，即便是寸纸断墨也愿重金收购。能让海外人士慕名而来，足见其书法影响力之深远。更重要的是，他所开创的金石学者书法路径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山西书坛。民国时期的常赞春、赵铁山两位书法大家皆直接继承其衣钵：常赞春为其私淑弟子，毕生研究其金石书法，篆隶风格酷似杨笃；赵铁山亦从其金石书法中汲取丰厚营养。直至当代，山西许多写篆隶的书家仍从杨笃作品中取法。

五、金石考据

杨笃是清代山西金石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访碑、藏器、考文、著书，既是资深的金石收藏家，也是严谨的考据学者，更将金石学融入地方志编纂，留下《山右金石记》等传世经典。

（一）与金石结缘

“金石”之“金”指商周秦汉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指历代碑刻、摩崖、造像及其文字记载，皆为考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杨笃与金石的缘分始于十几岁。当时随恩师王筠学习《说文解字》，深知上古文字铸于青铜、刻于石碑，欲真正通晓文字必须观实物，不能仅抱书本。因此他自幼对古碑古器充满兴趣，凡闻出土文物必设法前往查看。

同治二年（1863），吉州（今山西吉县）安平村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有鼎有簋，皆带铭文。杨笃年仅二十出头，闻讯后立即步行数十里山路赶赴现场，亲手为铜器制作拓片，携归反复研读，尝试考释铭文。这是他首次亲触商周青铜器，亦为其金石研究生涯的开端。此后他便迷上了“访古”。随父赴大同天镇、任繁峙教谕、主讲宏州书院期间，凡有空暇即四处寻访古迹：赴盘山探古代摩崖题刻，去桑干河边查汉代古城遗址，入乡村古庙抄录古碑碑文。山西北部众多古迹，皆由他首次考证出年代与来历。

修志之时，他更将寻访金石作为重要工作。每至一县，首先询问当地文人何处有古碑、何处出土过铜器，然后亲往现场查看、拓印。修《蔚州志》时，他跑遍蔚州山水，找到多处前人未录的北朝造像碑，皆收录志中。修《壶关县志》时，他搜集到清代造像记、宋代庙碑及罕见的春秋古币“皋落布”，大大补充了旧志内容。

杨笃亦为金石收藏家。他俸禄不高，却舍得将钱花在购买金石文物与拓片上。其藏品中最著名的当属“攻吴王夫差鉴”。此器为同治年间代州蒙王村出土的春秋时期大铜盆，上铸十三字铭文，明确记为吴王夫差之器。杨笃久闻其名，后以数月俸禄之资购得，珍藏于书斋，特将书斋改名“冰芝室”，珍爱之情可见一斑。他还收藏古钱币、古砖、铜镜等多种文物，如北齐铭文铜镜、山西本地出土的战国布币等。对他来说，这些非为升值古董，而是治学的“实物资料”，每日摩挲古物，对铭文逐字考证，乐在其中。

　　五、金石考据

——“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资料

杨笃是清代山西金石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访碑、藏器、考文、著书，既是资深的金石收藏家，也是严谨的考据学者，更将金石学融入地方志编纂，留下《山右金石记》等传世经典。

（一）与金石结缘

“金石”之“金”指商周秦汉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指历代碑刻、摩崖、造像及其文字记载，皆为考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杨笃与金石的缘分始于十几岁。当时随恩师王筠学习《说文解字》，深知上古文字铸于青铜、刻于石碑，欲真正通晓文字必须观实物，不能仅抱书本。因此他自幼对古碑古器充满兴趣，凡闻出土文物必设法前往查看。

同治二年（1863），吉州（今山西吉县）安平村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有鼎有簋，皆带铭文。杨笃年仅二十出头，闻讯后立即步行数十里山路赶赴现场，亲手为铜器制作拓片，携归反复研读，尝试考释铭文。这是他首次亲触商周青铜器，亦为其金石研究生涯的开端。此后他便迷上了“访古”。随父赴大同天镇、任繁峙教谕、主讲宏州书院期间，凡有空暇即四处寻访古迹：赴盘山探古代摩崖题刻，去桑干河边查汉代古城遗址，入乡村古庙抄录古碑碑文。山西北部众多古迹，皆由他首次考证出年代与来历。

修志之时，他更将寻访金石作为重要工作。每至一县，首先询问当地文人何处有古碑、何处出土过铜器，然后亲往现场查看、拓印。修《蔚州志》时，他跑遍蔚州山水，找到多处前人未录的北朝造像碑，皆收录志中。修《壶关县志》时，他搜集到清代造像记、宋代庙碑及罕见的春秋古币“皋落布”，大大补充了旧志内容。

杨笃亦为金石收藏家。他俸禄不高，却舍得将钱花在购买金石文物与拓片上。其藏品中最著名的当属“攻吴王夫差鉴”。此器为同治年间代州蒙王村出土的春秋时期大铜盆，上铸十三字铭文，明确记为吴王夫差之器。杨笃久闻其名，后以数月俸禄之资购得，珍藏于书斋，特将书斋改名“冰芝室”，珍爱之情可见一斑。他还收藏古钱币、古砖、铜镜等多种文物，如北齐铭文铜镜、山西本地出土的战国布币等。对他来说，这些非为升值古董，而是治学的“实物资料”，每日摩挲古物，对铭文逐字考证，乐在其中。

（二）《山右金石记》

杨笃毕生金石研究的心血，凝结于《山右金石记》一书。此书原为《山西通志》的组成部分，因学术价值极高而单独刻印发行，成为清代金石学的重要著作。

在杨笃之前，山西金石研究颇为零散：或仅录某县碑刻，或仅记自家藏品，从未有人将全省金石文物系统整理。修《山西通志》时，杨笃主动承担“金石记”重任——他认为金石乃考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比书本更为真实，地方志绝不可缺此部分，将自己数十年搜集的金石资料悉数拿出。为此，他又向全省官府、文人、收藏家征集碑拓与铜器铭文，并参考历代金石著作如《集古录》《金石录》《山左金石志》等，分门别类，逐一考证，历十余年寒暑，终成十卷本《山右金石记》。

此书收录之全面，堪称空前。从商周青铜器、秦汉碑刻钱币，到北朝造像、唐代经幢、宋元碑碣，凡山西境内出土或存世者，不论实物尚存或仅见于古籍记载，几乎尽数收录，共计数百种金石文物，涵盖从商周到元明的数千年历史，是山西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金石总录。

杨笃做考据从不人云亦云。每一条铭文、每一块碑刻，皆如侦探破案般搜集所有证据：对照《史记》《汉书》等正史核验史事，对照《水经注》等地理书核对地点，对照《说文解字》等字书校勘文字，逐字逐句推敲，纠正了大量前人谬误。其最著名的考证案例，当属“齐镈钟”的考证。同治九年（1870），荣河县后土祠附近河岸崩塌，出土春秋青铜编钟十余件，其中一件铸有一百七十二字长铭文，即“齐镈钟”。此批文物后被金石大家潘祖荫收藏，当时全国金石学者竞相研究，有言齐国者，有言妘姓国者，众说纷纭。杨笃对拓片反复研读，遍查《左传》《国语》中齐国鲍氏记载，终于考证出此为春秋齐国大夫鲍氏所铸编钟，铭文中的“鲍氏”即辅佐齐桓公的鲍叔牙后人。此结论一出，金石学界无不佩服，连潘祖荫亦称赞杨笃“考证精审，发前人所未发”。

（三）金石入志

杨笃对金石学的贡献不止于撰写《山右金石记》，更重要的是他将金石学与地方志完美结合，开创了“金石志”的修志新范式。此前地方志中的金石部分多为可有可无的“杂记”，或置于书末凑数，或仅抄录碑文而无考证，学术价值不高。杨笃每修一部志书，皆专设“金石志”门类，不仅收录金石文物信息，更附上自己的考证，以金石文字补正旧志错误，还原真实历史。

如修《蔚州志》时，他专设金石志，收录当地从汉至明的数十种碑刻铜器，以金石铭文考证蔚州古代地理沿革，纠正旧志数处错误。修《壶关县志》时，他在附录中特加“金石目”，收录隋代《造像记》、宋代《再修壶关二圣庙记》等前志未载的文物，并附皋落布考证，填补了地方史空白。最为典型的自然是《山西通志·金石记》。在这部省级通志中，杨笃将金石从“杂记”中独立出来，成为与地理、建置、职官、人物并列的重要门类，且内容翔实，考证严谨，史料价值极高。此后许多省份修通志皆效仿此体例专设金石部分，可以说杨笃以一己之力提升了金石学在地方志中的地位。

他还开创了“以金石证地理”的修志方法。此前考证古代城池、山脉、河流多依古书抄录，极易出错。杨笃则结合当地出土的青铜器、碑刻，以实物与文献互相印证，结论远为准确。如考证代州古代疆域时，他便用到了当地出土的战国钱币、汉代碑刻及题题记，多重证据互证，比旧志仅凭古书的说法可靠得多。这种“实物+文献”的双重考证法，现在看来虽属平常，但在百余年前的清代已是极为先进的治学思路，已具现代考古学的雏形。

（四）余韵悠长

杨笃的金石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堪称山西金石学的奠基人。他去世后不久，光绪末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此系山西历史上最完整的石刻总集，共四十卷。该书的考证工作大量参考了杨笃的《山右金石记》，诸多结论直接沿用其成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杨笃之子杨之培亦参与该书考证，将父亲的金石学传承下去。可以说，《山右石刻丛编》是站在杨笃肩膀上完成的，为山西金石学又一高峰。

进入民国，杨笃的金石学影响依然深远。其弟子吴庚修《乡宁县志》专设金石门类，沿用老师的考证方法；文人赵意空修《临晋县志》不仅效仿体例，还将志中金石部分单独抽印为《临晋金石记》，完全是效仿杨笃《山右金石记》的做法。常赞春撰《柞闻吟庵金石谈》，专梳山西金石学发展脉络，将杨笃置于重要地位。

直至当代，杨笃的金石研究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张颔先生毕生研究山西金石与古文字，对杨笃极为推崇。他研究侯马盟书、山西出土青铜器时皆参考《山右金石记》的考证结论，还曾作《僚戈歌》，化用杨笃考证吴王夫差鉴的观点以致敬前辈。尤为珍贵的是，《山右金石记》著录的许多碑刻青铜器经百年战乱动荡现已毁坏消失，全赖杨笃当年的记录与考证，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才得以保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笃为山西留住了大量不可再生的文化记忆。

从年少时徒步数十里探看青铜器的少年，到鬓染霜雪、笔耕不辍的通志总纂，杨笃一生与金石为伴，不为附庸风雅，亦非钻故纸堆做死学问，而是为了“存古证今”——以金石文字留住山西的历史，传承中华的文脉。他将金石学与文字学、方志学融会贯通，走出了一条扎实厚重的朴学道路，也留下了一份值得我们珍视的文化遗产。

　　六、诗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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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笃是晚清山西极具分量的文学家。他的诗歌立足黄土大地，直面战乱灾荒，为底层百姓发声；各类散文考据扎实，史料与文学完美融合；同时坚持文字扎根现实、寄托真情。

（一）诗歌创作：题材丰富，现实主义底色浓厚

杨笃的诗歌题材丰富，七言律诗、七言古诗、五言绝句、古风长诗，兼有涉猎，他效仿元好问诗风，文字清澈厚重，不堆砌华丽辞藻，反映出晚清人间百态与诗人的内心世界。

1.民生写实诗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山西连年遭受大旱蝗灾，官府借着办团练、收厘金层层盘剥百姓。杨笃常年奔走晋南、晋北乡村，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写下大量写实诗作，直白揭露底层百姓的苦难。

《鄂吟》四首（《团练行》《防河篇》《米市谣》《厘金叹》）是其民生写实诗的代表，细致刻画了苛政下百姓的悲惨遭遇。《团练行》借路边老翁之口，写官府强制每户出壮丁、搜刮粮食布匹，表面练兵御敌，实则借机压榨平民，字字戳破基层官吏的虚伪。

《米市谣》直白写道“河中今岁旱复蝗，农家十户九流亡，榆皮草食不充饥，犹复日输官军粮”，短短几句勾勒灾年惨状：老百姓啃树皮活命，还要按时上交军粮，官家衣食无忧，百姓却流离失所。《厘金叹》直指鸦片苛税，朝廷为筹措军费，默许民间大面积种植罂粟，收取鸦片厘金，税款大多流入官吏腰包，变相纵容毒害百姓，诗人直言希望朝廷严令禁种。

2.抒怀咏志诗

杨笃同治三年（1864）乡试考中第六名举人，本以为仕途通畅，可连续多次进京会试全部落第，一辈子仅做基层学官，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抱负，这份遗憾成了他诗歌的核心情绪。《短歌九首》是他自我写照的组诗，其中“眼中斗泪胸千墨，洒向长空惨无声”一句，写满满腹学问无处施展的憋屈；可诗后半段又借古代忠义英雄自比，哀叹世道埋没人才，却不曾放弃心中抱负。

他在诗里不掩饰内心苦闷：常年体弱多病，日记里反复记录腹泻、眩晕、咳喘，贫病叠加；半生漂泊在外，独自一人在城隍庙熬夜修志，大年三十无家人陪伴，写下“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的对联自勉。但他没有抱怨命运，反而坚定修志、保存三晋文脉的志向。

3.纪行写景诗

杨笃半生在外讲学修志，足迹遍布晋南、晋北、河北蔚州、阳原等地讲学修志，走遍晋北边塞、晋南河谷，写下大量行旅写景诗。和古代山水诗人偏爱秀美江南不同，他笔下全是黄土高原、塞北群山、黄河渡口、边关古堡，景物自带苍凉清冷之感，写景不为单纯赏景，而是借山水抒发漂泊之苦、思乡之情。

《罗峪桃花》写家乡春日繁花，本该赏心悦目，诗人却因即将远赴塞外满心不舍，美景反衬离愁；《代州遣兴》写千里之外遥望雁门，夜里做梦才能与妻儿团聚，醒来只剩孤身一人。

4.交游唱和诗

杨笃交友极广，上有张之洞、潘祖荫、吴大澂、杨深秀等朝中名士、金石大家，下有书院学生、乡间儒生、民间匠人。不管对方官位高低、家境贫富，都以真心相交，往来赠答、送别、重逢诗作数量众多。

《哭邑令王慕友先生》四首痛悼启蒙恩师王筠，字句质朴情真，回忆年少求学点滴，感念先生栽培；与杨深秀三十余年互通诗文，相互勉励坚守报国初心。送别友人的诗句不堆砌客套祝福，只聊民生、治学、家国；悼念同乡、门生的诗篇不写空洞套话，记录真实相处细节，普通人也能读懂其中深情。他在诗中表达交友观：真正的知己不在乎身份高低，贵在危难之时彼此扶持，不趋炎附势。

（二）散文创作：诸体皆工，文采兼备

除诗歌外，杨笃散文成就同样突出，《秋湄遗集》留存39篇文章，体裁涵盖论说文、记体文、序跋、赠序、书信、传状、碑志等。

1.碑记、杂记文

这是他存文数量最多的体裁，各地重修文庙、文昌祠、鼓楼、书院、庙宇，乡绅官员都会专门请杨笃撰写碑记。杨笃写碑记不只是记录修缮过程，也会梳理当地千年沿革、民间风俗、教育发展，顺带记录灾荒、公益助学等本地事件。比如《代州宾兴经费记》专门记录古代助学制度，贫寒学子赶考的资助流程，为研究清代山西教育留存了史料。文字简洁、流畅易懂，没有官样文章的生硬感。《繁峙县重修鼓楼记》梳理繁峙县城搬迁历史，对比汉唐边塞繁华与晚清衰败，登高望远时感慨边境军备松弛、百姓流离。

2.序跋与论说文

杨笃为纂修的《蔚州志》《长治县志》《山西通志》等志书写总序、例言，为王筠著作、金石拓片、友人诗集写序跋。这类文章集中体现他的修志理念、文字学、金石考据功底。《蔚州志·自序》《长治县志·例言》《山西通志·序》系统讲解自己的修志体例，明确修志要兼顾地图、职官、地理、金石、人物五大板块，主张记录当代实事重于远古传说，纠正前代志书重古轻今的弊病。

山西代州出土春秋青铜器，杨笃对照《周礼》《说文》逐条解读铭文，写出《夫差簋释文》，纠正前代学者多处错误，逻辑层层递进，考据扎实却不晦涩。《杨仪村〈白云司稿〉序》评价好友杨深秀的诗歌，批评晚清文坛两种通病：一类人只追求辞藻华丽，内容空洞；一类考据学者文字死板，毫无真情，清晰说出他“文质相称”写作标准，也是他一辈子写文章的准则。《与寻锡侯论〈保安州志〉书》指出旧志地理记载的多处谬误，提出实地勘察、核对古籍的考证方法，充分体现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3.书信、传状、墓志铭

书信是杨笃日常交流文字，写给知州、书院同僚、金石好友的私人书信，没有官场客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给蔚州知州王补庵的书信，详细规划二十卷《蔚州志》框架，讨论修志方案。

《先考凤冈府君行述》记录父亲杨恩树一生，写祖父、父亲两代孝友家风，清贫读书、接济乡邻、拜师王筠求学全过程，细节丰富，不刻意吹捧，还原清代乡宁书香家庭真实模样。《前福建巡抚徐公传》赞扬徐继畬《瀛环志略》开阔眼界、包容西学的远见，客观记录他为官、讲学经历，不人云亦云。《王顾斋先生行状》记录修志搭档王轩一生坎坷科考、潜心讲学的经历，共事编修《山西通志》的细节，还原清代大型志书编纂完整过程。

杨笃为乡贤、族人、恩师写十余篇墓志铭，坚持以事实抒情。《族父鹤三公墓志铭》写乡宁乡绅杨珠树，战乱饥荒时捐粮救济百姓、组织乡防保护家乡，如实记录他散尽家财、积劳病逝。悼念恩师王筠、同乡孝廉的墓志，回忆相处点滴。

　　七、师承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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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学与名师

杨笃的学问根基始于家学。他出身书香世家，祖上多出贡生、秀才，颇有文名。祖父杨陶为嘉庆岁贡生，擅诗文书法，当地寺庙桥梁碑文多出其手；父亲杨恩树为道光丙午举人，经学功底扎实，先后主讲山西河津龙门书院、直隶西宁宏州书院等，后官至潞安府教授，为晋南名儒。杨笃自幼随父读书习字，启蒙教育即由父亲亲授。杨恩树治学走朴学路子，重视文字、音韵、训诂根基，对儿子要求严格，从识字背经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正是这份严格的家教，使杨笃自幼养成扎实的治学习惯，也爱上了文字之学。

真正改变杨笃学术人生的，是恩师——有清代“说文四大家”之誉的王筠。王筠字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年间任山西乡宁知县。他不仅是清官，更是顶级文字学大家，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等经典，为清代朴学代表人物。当时杨笃尚为少年，参加县试，文章书法俱佳，尤其是篆书在一众考生格外醒目，王筠知其可造，当即收为弟子，亲授《说文》之学。跟随王筠读书的几年，是杨笃学问筑基的关键期。老师教他的并非应付科举的八股文，而是真正的治学方法——从认识字的本义、字形演变入手，由字通词，由词通句，再通整篇义理，此即清代朴学实事求是的功夫。王筠在乡宁刊刻《说文句读》期间，杨笃参与校勘，边学边练，进步神速。这段师从经历，为他打下一辈子的学术底色：重文字学，重考据，凡事讲求证据，不空谈义理。后来杨笃修志、考金石、写书法，根子皆在王筠所授《说文》之学上。他毕生感念师恩，晚年写字撰文仍常提及王筠的学术观点，师生情谊延续一生。

除经学与小学外，杨笃在诗学上亦有名师指点。青年时随父赴解州，拜访当地名士延棠（字少池）。延棠为当时山西著名诗人，格调高古。杨笃读其诗作大为折服，当即拜入门下学诗。仅学三月，诗歌风格即大变，从先前的文人小调转为具风骨与沉郁之气，见识与笔力皆跃升一个台阶。

（二）修志同道

光绪年间山西通志局成立，汇聚了当时山西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杨笃与同侪朝夕相处，共考证史事、讨论文例、斟酌体例，既是同事，更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其中交谊最深者，为王轩与杨深秀。

王轩字霞举，号顾斋，洪洞人，道光进士，学问渊博，擅长舆地、金石、诗文，是当时的山西文坛领袖，也是《山西通志》总纂。杨笃与王轩早年在太原乡试时即已相识，互相欣赏，算是老相识。通志局成立后，王轩点名请杨笃担任纂修，极为信任，把地理、金石等难度最大的篇目都交其负责。共事期间，二人常讨论修志体例、考证历史疑点，既有不谋而合之时，亦有各持己见之争，但皆出于把志书修好之心，私交甚笃。光绪十三年（1887），王轩积劳成疾病逝，修志工作陷入停滞。此时杨笃毅然接任总纂，拖着病体继续主持修志，又经五年努力，终将一百八十四卷《山西通志》全部修成。王轩去世后，杨笃含泪撰写《王顾斋先生行状》，详记恩师兼老友的生平学术，情真意切，流传至今。

另一位挚友杨深秀，闻喜人，晚清著名学者，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比杨笃年少几岁，同样精通经史、金石、方志，两人在通志局一见如故，脾气相投，学问相近，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常共对碑拓考证文字，共商志书篇目设置，互相批改文章，学问上共同精进。光绪十五年（1889），杨深秀考中进士赴京任职刑部，临行前仍与杨笃反复交代通志后续修改意见。到京后二人书信不断，继续讨论学术问题，杨笃常将山西新出金石拓片寄与杨深秀共同研究。戊戌变法失败，杨深秀慷慨就义，杨笃闻讯悲痛万分，但始终敬佩老友气节，从未因政治牵连而避讳二人交情。

通志局中还有张于铸、董文灿等学者，皆为杨笃金石道友。张于铸为通志局副纂，擅长舆地之学，与杨笃配合默契，可惜英年早逝；董文灿为著名金石收藏家，藏有大量碑拓、青铜器，常与杨笃同赏共考，杨笃所藏齐镈钟拓片上还有董文灿的题跋，记录二人切磋金石的墨缘。

（三）政界知音

杨笃一生未居显宦，大部分时间任学官、幕友，但他的学问与人品得到多任山西巡抚的赏识与支持。这些政界知音为他提供了安心治学、修志的环境，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支撑力量。

最早支持杨笃修志的是曾国荃。光绪初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经历“丁戊奇荒”大灾之后，痛感山西文献散佚严重，再不修志则许多历史将湮没无存。于是向朝廷奏准重修《山西通志》，成立通志局，并聘请王轩、杨笃等本土学者主持。曾国荃极为尊重这些学者，经费充足，权限充分，从不干涉具体修志工作，让他们得以安心做学问。杨笃亦感念这份知遇之恩，十数年如一日扑在修志上，鞠躬尽瘁。

对杨笃最为赏识的当属张之洞。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这位晚清名臣思想开明，重视文教，到任后即创办令德堂（当时山西最高学府），引进新式学问的同时传承传统朴学。他早闻杨笃的学问与书法，一到任即聘杨笃为令德堂分校，主讲经学与小学，还常亲自前往听课。张之洞本身就是金石爱好者，书法造诣亦高，却对杨笃篆书推崇备至。如前所述，他请杨笃临摹石鼓文刻于书籍、临摹《峄山碑》刻于书橱，制成精美文房用作山西文化名片馈赠各地同僚。日常遇金石、方志方面问题，也常与杨笃商量、听取意见。张之洞在山西的三年是杨笃学术生涯中最受重视也最为舒心的时光。

地方上亦有众多支持杨笃的官员，如代州知州俞廉三。俞廉三欲重修《代州志》，知杨笃为修志名家，专程登门请其主持。杨笃到代州后，俞廉三给予全方位便利：调集档案资料，安排生员协助采访抄录，经费全力支持，生活上照顾亦无微不至。二人在修志过程中结下深厚友谊，后俞廉三到省城任职，仍然持续关注通志修纂，给予杨笃诸多帮助。后来的山西巡抚胡聘之同样器重杨笃，他在李鸿章七十大寿时请杨笃代笔撰文并书写寿屏，才有了那副被评为全国第一的隶书寿屏。《山西通志》的最终刊刻，也得力于胡聘之的大力支持。

（四）门生后学

杨笃一生教书育人，担任过书院山长、儒学教谕，学生遍布山西各地。其中最出色、最得真传者，当属吴庚。吴庚是杨笃的乡宁同乡，自幼随从杨笃读书，经学、小学、诗文、书法都是杨笃一手传授，是他最得意的入室弟子。吴庚亦不负所望，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进士，赴陕西担任知县。他继承了老师的人品与学问，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爱戴。清灭亡后，吴庚辞官归隐乡宁。民国6年（1917），乡宁县修新县志，众人一致推举吴庚主持。他完全沿用杨笃的修志体例与考据方法，并将老师的文章诗文多收录于志书中，最终修成民国《乡宁县志》。此志亦成为民国山西地方志中的精品。可以说，吴庚用一部县志传承了杨笃的方志学，也完成了对老师的纪念。

除亲传弟子外，杨笃还有众多“私淑弟子”，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榆次常赞春。常赞春为民国山西文化大家，经史、金石、书法样样精通，毕生崇敬杨笃，虽未正式拜师，却处处以杨笃学术传人自居。其篆书、隶书皆学杨笃风格，金石学亦沿杨笃路径，还专门撰写大量文章记录杨笃的学术事迹、书法成就，整理其遗作。正是因常赞春的记录与推崇，后人方得以更全面地了解杨笃这位晚清大家。

杨笃家中亦有传承学问的后人。外甥阎干达自幼随其读书，精通舆地之学，《山西通志》中的地图大多由阎干达绘制，后还单独刻印了《山西疆域沿革图谱》；儿子杨之培继承父亲的金石学与书法，后参与《山右石刻丛编》的考证工作，将杨笃的学术成果延续下去。

从恩师王筠，到同侪王轩、杨深秀，再到门生吴庚、常赞春，杨笃一生与志同道合之人共做传承文化的实事。这份师友情谊，这份学术薪火，比个人成就更动人，也更有价值。

　　 八、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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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杨笃其人

清代潘祖荫“山右硕儒。”

清代张之洞初见杨笃篆联，赞叹：“今日不止阅诸生高文，并得饱观绝迹也。”

常赞春《学博杨秋湄先生事略》“先生长身广颡，与人交，极和易，不立崖岸，汲引后进如不及。其经学精《三礼》，训诂尤为专肄，尝谓：‘今人斤斤文艺，盛称马、班。然许、郑大儒，其《三礼》《诗谱》《说文解字》前后诸序，讵文人能望其局度哉？’”

常赞春《荩宦琐语》“秋丈（杨笃）作字，在省垣最多。闻书估云：携纸墨往，俟丈吸烟罢，即铺纸于几，注墨于砚，大持小辫一盘，随意便作。设不携墨，值砚无余沥，则注开水于所用大铜墨盒中，略搅便书，故往往口墨色灰黯者，殆非妄语。若谷芙塘师（谷如墉）则云：丈晚年颇自重其书，凡意不惬者恒撕之，弃字纸篓中，然则书估无知，故尔；若识者乞书，则如谷师所云也。”

林衍经《中国地方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同治年间的山西乡宁人杨笃，即是一个矢志于方志事业的人。他一生的精力几乎都用在方志上。他以20多岁为西宁县创修县志开始，先后编纂了《蔚州志》《代州志》等12种州、县志书，45岁时受聘主纂《山西通志》，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编纂志书种数最多的记录，被后人尊称为‘一代志杰’。担任《山西通志》纂修官以后，他就全部心血倾注在《山西通志》上，即使疾病在身，或严冬时手指冻肿冻裂流血了，也仍然笔耕不辍。修《蔚州志》时，一人住在该州城隍庙内近五个月之久，甚至过年也坚守在岗位上。他这种甘受艰辛、扶病撰志，一心以方志事业为重的献身精神，多么令人钦佩！”

周迅《中国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

“光绪《山西通志》的实际主纂者杨笃，一生和地方志结了不解之缘，也和紧张而清苦的生活结了不解之缘。他在36岁那年受聘纂修了同治《西宁新志》（河北阳原），由于编得好，一下子出了名，聘请他修志的纷至沓来，竟在24年中主编了13部志书，平均不到两年一部。在编纂光绪《蔚州志》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蔚州的城隍庙里，常常工作到鸡鸣天亮。除夕之夜，他在城隍庙里写了一副对联，这是他修志生活的生动写照：‘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鬼神伴孤灯。’”

（二）评杨笃方志

瞿宣颖《方志考稿》

（1）评同治《西宁新志》“西宁……立县既晚，考证沿革弥难，志于地理、山川、古迹三篇，详乎言之，文亦近雅。其跋云：‘义法门目多本之通志、府志，间有离合，乃征他书，非所自创，故卷首不举凡例。事增于旧者十九，体亦大异，两书并行，各有所据，非与争名，故篇中不条加辩驳，卒恨学殖浅陋，无能镕铸古今，成一家言，上追作者，然以征旧邦之文献备县官之掌故，亦庶乎其可。’是其识度有非近世修志者所及矣。”

（2）评光绪《蔚州志》“其尤可记者，《地理志》之山川门，用《吴郡志》例，兼采诗文，使流连风景之文得登高能赋之用。古迹门将《志补》之已详者类次每条之末，其未备者订误析疑，期于是一是。《赋役志》向为繁重之篇，而本书挈领提纲，不过五纸，已觉了然。《金石志》备载原文，得资考核。《艺文志》惟载州人著述，并附以考证，至有涉志乘之诗文，则已分附地理、建置、祠祀等篇中，不枝不漫，因事制宜，剪裁位置，惬心贵当。”

（3）评光绪《代州志》“其史传直录史文，集传采诸家文集，列传则袭旧志或得自采访，而金石、大事两卷搜讨精详，尤为志中上乘。”

（4）评光绪《长子县志》“本书所长，在能引史文以正旧志之空疏，其义例则与杨氏所修他志相类也。”

（5）评光绪《五台新志》“全书无论新纂旧辑，皆以流畅之叙事体行之。例如，叙治所则历数衙廨，叙山川则兼及物产，使读者循其文如历其境，欣然唯恐其词之穷。以视俗志之但知逐写簿录，使人倦而思卧者，其工拙之效相去何远哉！本书之所以能尔者，盖缘具稿于里人，闻见精熟，言之乃倍亲切。故虽以实斋之史识，而所撰诸志亦仅显其长于体例，而不能尽其美于文词。本书虽简短，若论行文畅活，合于方志所需，实鲜有能及者也。其新定之体例，若人物但分出仕、未仕，而纳其余于乡贤，此在僻邑人物无多，自为良法。又若生计一篇，以详农工商贾之生活状况，而不泛举物产，皆深合于理。”

（6）评光绪《潞城县志》“杨氏屡修诸志，故文词体例均近雅正。”

（7）评光绪《长治县志》“犹存雅正之体。”

（8）评光绪《黎城县续志》“旧志多以故书中壶关事阑入，本书虽简短，而纠其滥，补其遗，颇不鲜也。”

（9）评光绪《山西通志》“就中疆域、沿革、图谱最为精审，曾抽出单行。雍正志以地理见长，视此犹有逊色。然其分类过于从简，如历代兵事附于营制，寺观包于古迹，抑未斟酌尽善也。”

现当代方志学者评价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光绪《山西通志》“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

（2）王云五评光绪《山西通志》“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

（3）李泰棻民国《阳原县志·序》“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史潮岂能独外？然省、县数千，未闻有某志之作可以表现当时史潮者，甚至求如清代章学诚、戴震、洪亮吉、杨笃诸家之作，亦复不可多得。”

（4）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22年）“同治十二年（1873），他应西宁知县之聘纂修《西宁新志》，这是西宁改县以来纂修的第一部县志。杨笃精心纂修，志书甫成传入京城，即被推为名志。杨笃因此在志坛声名鹊起，慕名前来聘其纂修志书者接踵而至。他先后纂修成《西宁新志》《蔚州志》《代州志》《繁峙县志》《壶关县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五台新志》《山西通志》等13部通志、州志、县志，成为我国地方志编修历史上纂修志书种数最多的人。杨笃纂修的志书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他纂修成的志书多为良志，受到学界的好评。”

（5）金崇尧《杨笃》（《中国地方志名家传》）“光绪《山西通志》是清代名志之一。全书一百八十四卷，分图、谱、考、略、记、录六门三十七类。全志由于采取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记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的方法，使这部内容包罗万象的巨著，纲举目张，井然有序。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志中《金石记》十卷，收罗宏富，考订精确，为海内金石家、考古家所推崇，因而另印单行本，取名《山右金石记》行世。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其为杰出方志。杨笃的方志理论与修志实践，于方志事业贡献颇大，近人李泰棻在《阳原县志》序中称杨笃堪与章学诚、戴震并称，同为清代方志学大家。”

（三）评杨笃书法

张之洞评杨笃书法“是兼有钱献之（钱坫字献之）、邓完白（邓石如号完白）之长而无其习气云。”

常赞春《柞闲吟庵旧学谈》分书体评语

（1）篆书总论：“丈（杨笃）篆书能以上蔡笔精，运史籍妙理，徐纡宽博，道气霭然。”

（2）仿汉文评语：“丈（杨笃）之绝诣，尤在仿汉金刻文字，钩缫提顿，矩度不逾，运气行机，仍不失冲和之度，向见赵氏之琛所作，独得妙契，若程氏荃、袁氏桐则稍谐媚矣。近如毛氏承基，颇见朴雅。赵氏之谦、徐氏三庚、杨氏近孙，一涉佻巧，便启外道焉。”

（3）隶书评语：“分书得髓在《曹景完》碑阴，独多参以《礼器》《娄寿》诸碑，更得其变化宕逸诸态，纬诸巧思，自成成家，虽雄浑稍差，然论诗之宗王、孟、韦、柳，畅明风神，可贵也。近五六十年中，何蝯叟雄浑极矣，而失之颓唐，杨藐翁风概修然而失之尪怯。丈虽逊二家之工，亦不蹈二家之失也。”

柴建国《山西书法通鉴》

（1）《篆书七言联》评语“这幅作品气畅韵绵，精血饱满，无一懈怠之笔，字字自然推出，既可见秦篆的法式，又有邓石如的圆洁与灵畅。用笔的重轻、收纵、润枯迭呈变化，使人明显感觉到其线条的坚韧张力，以及流行中忽疾忽徐、提按交用的生动笔趣。结字也力求变化。重心多置于字之上部。每一字内必于其上部一、二处横向笔画施以重墨，下部则多用纵笔外宕之法。在一字内形成重轻、疏密、纵敛之变，亦见其匠心别具、控墨中节的功力。这样的结字布势之法可使观者精神顿提，无一般但求点画匀等的作品沉闷呆滞之弊。”

（2）《夏小正》四条屏评语“此作纯用铁箸篆法，用笔劲细健爽，与上揭篆书已自不同。篆书以笔画匀谐为要旨，但过匀则板刻壅塞，生气荡尽。杨氏小篆在自然雅和的运行中极能体现疏密、展促之变。他往往将字之重心安置于字之上部，形成上密下疏、上实下纵的造型效果。”

（3）《仿汉金文十六字联》评语“此乃杨笃仿西汉青铜器上的文字，即古隶。许多字仍用篆书结构，这是古隶的特点。古隶的另一特点是用笔平直，结字方正，少见东汉八分隶书那种蚕头雁尾、波磔明显的笔致，故而更显朴拙。此作的笔趣极似汉永始二年（前15）的《乘舆鼎铭》。用笔于平正稳实中时见提顿的变化，笔道的轻重也因字设势，不拘一程。结字力求整肃，左右布满，也不留罅隙。字的高矮根据字形的繁简特征自然伸缩，左右对看，有一种呼应错落之美。杨笃此作富有淳厚高古的金石之气，成为其书法的独特杰构。”

（4）《隶书七字联》评语“汉隶书书法以机趣天然、深邃高古而彪炳书史，成为历来习隶者学习的正鹄。其中《乙瑛碑》更以尔雅简质、雄逸不群而别擅胜概。细观杨笃这副对联之作，知其乃于《乙瑛碑》浸淫至深，得其奥赜者。其用笔骨肉自适，朴规道厚，笔道沉实而着力，笔意古穆而含蓄。结字方正严厉，中敛旁肆，一些字姿如‘徐’‘家’‘奇’等，布置奇古，出人意表。章法尤其心法，‘年’字纵笔放出，气势快意夺人；‘上’‘下’二字用小篆结构，使二字只占一字之地步，与下联对看，颇富参差变化之美。杨笃以其独特的使运布置技巧，表现出其刚峻质括的个人气质，其对隶法的妙悟和过人的胆识，委实令人折服。”

（四）评杨笃金石

。常赞春《柞闲吟庵金石谈》“秋湄先生纂成《山右金石记》，于是吾晋论金石者始有专书。虽董氏云舫、芸龛兄弟，或评碑碣，或究古泉，芸龛并辑《山右金石略》，其书未传。比之诸贤，渺乎少矣。临汾宋松樵著《山右碑目录》《襄宇碑目录》，仅列其目，且多失实，阅者弗善。祁县何绍庭亦著《山右金石录》，稿本丛残，尚未写定。杨小湄于山西石刻，颇有论列，且工分篆，然《山右石刻丛编》兼有他人之作，并假胡氏聘之名以传，是则意犹有歉也。”

《潞城县志例言》“金石之文，有裨掌故，可补史书不足，然前贤作者顾罕及之。此亦修志特识，尤为重要。”

金崇尧《杨笃》“志中《金石记》十卷，收罗宏富，考订精确，为海内金石家、考古家所推崇，因而另印单行本，取名《山右金石记》行世。”

常赞春《柞闲吟庵金石谈》评其临摹石鼓文原文“惟吴氏大澂能得其浑朴之神，杨秋湄先生能得其古逸之致。闻先生临本不下三百通。今所见刻于书箧者，几经翻刻，未免失真。惟赵师宗甫有先生临十鼓于六条屏，分观则行款参差，合观则序次秩然。”

（五）评杨笃诗文

常赞春《学博杨秋湄先生事略》：“诗慕元遗山近体清稳，尤有唐人矩矱；文不苟作，作则循循醇穆，自协雅音。”

　　九、杨笃简谱

——“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资料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出生

出生于山西乡宁县城内“凡十世皆文学相承，潜德不仕”的书香门第。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六岁

其父杨恩树与王轩初识于平阳府城邢万全寓所。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九岁

杨恩树平阳府科试，学正焦笠泉特榜名列一府三州二十五学之第一。其间再遇王轩于邢万全寓所，邢万全向王轩详细介绍了杨恩树及其“出门求友以自益”轶事。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十一岁

山东安丘举人王筠调任乡宁知县。王筠“生平湛深经书，尤精六书之学，蔚为当代儒宗”。（《清史稿·王筠传》）

是年，杨恩树师从知县王筠学习六书之学，并勘校《说文句读》《说文释例》等副本。杨笃在县试中名列榜首，受到王筠赏识，收为门生，专攻许慎、郑玄的文字。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十三岁

杨恩树、杨中桂、王轩同中丙午科乡试举人。杨中桂与杨笃名列前茅，“二杨”名扬三晋，成晋省科举佳话。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十五岁

杨恩树设教于绛、稷间，所历新绛县若泉掌、古堆及县境五龙宫。自是杨笃从父读书十余年，一直到往西宁县宏州书院讲学的同治九年（1870）。

是年，杨恩树偕杨笃持王筠信函往谒张穆，与王轩再相遇。

咸丰元年辛亥（1851），十八岁

杨恩树主讲河津龙门书院。杨笃从叔杨庭树科选辛亥岁贡。

咸丰三年癸丑（1853），二十岁

四月平阳府试中杨笃得第一，深受平阳知府何晓枫青睐，予王筠书有“乞以门生分赋”语，被“留作幕府，岁终召回”。

是年秋闱，杨恩树以大挑再试南宫，闱后挑二等以归，再不应试。杨思树尝与王轩言：“余性戆，不宜于世。王先生谓‘非仕宦中人’。今归当不复再来，将卒所业，且以教诸乡里，他日得一校官，以养亲课子是吾志也。”

咸丰六年丙辰（1856），二十三岁

杨恩树署解州训导，杨笃随父从游，拜访解州学正阳城延棠（字少池）。杨笃“读其诗，大惊，求为弟子”。从学三月后，诗格为之大变。杨笃自此走出家门，广交当时名宿，所学精益求精，声誉渐起。

咸丰七年丁巳（1857），二十四岁

杨恩树补大同府天镇县训导后，整修久废之天镇书院，先后捐金三百以资膏火。成立文社，整顿文风，使天镇学界风气一新。杨笃随侍天镇，自此客居外乡十五载。客居天镇间，读书治学之余，杨笃尝行走于塞北山川田野考察，深入民间寻访古碑古迹。作《天城杂兴》《偕友游盘山》《天城寄卫庄游次见赠原韵》等诗作。

咸丰九年己未（1859），二十六岁

春，杨笃复纂《杨氏家谱》，族兄杨丛魁校正增订书之。

同治三年甲子（1864），三十一岁

秋，甲子科乡试中，杨笃以第六名考取举人，例授文林郎。

同治四年乙丑（1865），三十二岁

二月，杨笃赴京复试，时任都察院左副御史、署理礼部右侍郎潘祖荫见其卷纸，极为赞赏，列为甲等。

是年，长子杨之培出生，杨笃作《子之培生》诗。

同治九年庚午（1870），三十七岁

经刑部尚书潘祖荫举荐，受聘于西宁（今河北省阳原县）宏州书院讲学。

同治十年辛未（1871），三十八岁

居西宁县宏州书院讲学。其间，杨笃考察周边山川，考证历史遗存，搜罗金石文字，又应知县韩志超之聘，纂修《西宁新志》。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三十九岁

仍居西宁县宏州书院。讲学、修志。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四十岁

七月，《秋湄诗钞》由西宁宏州、东川书院诸生共同编辑成书刊印，曲沃董文明、吴江王德培题署。杨恩树应书院诸生之请，在天镇亲为作序。

是年，杨笃纂成《西宁新志》，并于七月刊刻。但受制于经费，直到光绪元年（1875）三月后方印刷成书。该志为西宁改县以来修志之始，立意创新，自成体例，纠正谬误，补充欠缺。该志引起方志界的关注，被推为当代名志，杨笃因此成名。

光绪元年乙亥（1875），四十二岁

受直隶省宣化府知府王补庵聘请，杨笃住蔚州城隍庙纂修《蔚州志》。除夕，作诗《蔚州除夕》与联语抒发情怀。诗曰：“千家爆竹响鹏鹍，残梦如醒倦不胜。满座神鬼闪孤灯，恶声幸少迫逋客，高卧真同退院僧。认取台山缘尚在，春风有约要先登。”联曰：“便登第不过一官，此去真如蛇画足；为修书直忙半载，将来也算豹留皮。”闰五月，二十卷《蔚州志》纂成，共计20余万字。志中修正了旧志错误130余处，充实完备了诸多篇目。

是年，致书宣化府保安州知州锡侯（《论保安州志书》），指出《保安州志》的谬误，并赠送《西宁新志》两本、《秋湄诗钞》一册。

是年，考订“齐镈钟”。

光绪二年丙子（1876），四十三岁

正月，潘祖荫为杨笃考订“齐镈钟”并拓片装成巨幅题跋曰：“释鲍字博辨可喜，在诸家释之上。惜同出土诸钟字皆磨洗殆尽，非无字也。薛款识之博，当是陈乞器，其文有可与此互证者。秋湄试详考之。丙子正月，潘祖荫。”

是年，杨笃赴京应丙子恩科会试，但再次落榜。在京期间，曾拜会好友同道董文灿。鉴于同治癸亥（1863）十月吉州安平村出土青铜彝器被村人置之观音堂，董文灿曾读杨笃所拓同治癸亥（1863）吉州安平村出土甗、簋文字，极慕其器，托求杨笃致书购。下第归籍后，杨笃遂购得之。

光绪三年丁丑（1877），四十四岁

春，杨笃再赴京会试，将购得之吉州安平村出土青铜彝器携于京城，被到访的潘祖荫“强索”以去。

夏，潘祖荫书赠联语与杨笃，曰：“博学昔为王伯厚，著书今有顾亭林。”将其与北宋王应麟、清初顾炎武相提并论，实为潘祖荫肺腑之言。其后，杨笃将此联悬挂于通志局“竹头木屑行馆”以自励。

是年，杨笃补为代州繁峙县儒学教谕，撰写《至是美官。趋公稀拜跪，对客简衣冠。一自怜铜臭，相争到鼠肝。可无清白意，留与众人看。”

光绪五年己卯（1879），四十六岁

杨笃购得代州蒙王村出土的吴王冰鉴。其时，杨笃官繁峙教谕，遂以“冰芝室”为斋名，并作《冰芝室铭》。

是年，受山西巡抚曾国荃聘，任《山西通志》纂修。王轩为总纂并主晋阳书院，张于铸为副纂，杨深秀等分纂。曾国荃同时责令各县续修县志，以备省志纂修之需。

是年，受代州知州俞廉三聘请参订《代州志》，历时九月完稿，并总领繁峙、五台等志书纂修（参订）事宜。

光绪六年庚辰（1880），四十七岁

受乡宁县知县李羲铭聘请，杨笃与从兄杨骥任《乡宁县志》参订，杨恩树担任同修，从弟杨骙、杨骧分别担任校正和分校。

是年，杨笃祖母去世，杨恩树去官，归葬后仍侨寓潞安府城。应潞安府知府何石渠之请，延修潞安府诸县志，一时长子、屯留、壶关、黎城并以志稿往属。

光绪七年辛巳（1881），四十八岁

杨笃迎养杨恩树于繁峙县学署，并代父延修潞安府诸县志。《壶关县志》纂修完成。

光绪八年壬午（1882），四十九岁

六月二十九日，搬出桥头街崇修书院，移居令德堂。是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创办的令德堂在太原府署后落成，杨笃书缪篆对联以榜诸二门。特聘王轩担任令德堂总校兼主讲，杨笃与张于铸、杨深秀均为分校兼协讲。七月张之洞课诸生入大堂，以巨纸乞杨笃篆书，又书篆书《诗经》中《魏风·伐檀》篇，分书《唐风·蟋蟀》篇，榜诸厅事两壁。

七月初八日，为太原贡院书写篆文“天开文运”大字。

九月，《代州志》纂修完成。

年末，《繁峙县志》纂修完成。

是年，绛州马首山出土北齐铜镜，为杨笃收藏。上有血晕一团，色成丹碧。铭字在分、楷、篆三体间。

光绪九年癸未（1883），五十岁

杨笃仍授课于崇修书院、晋阳书院，并参订纂修完成《五台新志》。

光绪十年甲申（1884），五十一岁

二月，赵城张于铸去世。《山西通志》编纂团队痛失得力副纂。杨深秀为其书墓志。

四月二十八日，张之洞擢升湖广总督，再嘱杨笃依原式临石鼓文，以刻十箧；临《峄山碑》，以刻二橱。刻既成，呼工椎拓多份以赠知好。评之曰：“是兼有钱献之、邓完白二家之长，而无其习气云。”

是年，杨笃调署太原府阳曲县训导。应大同府天镇县聘请纂修《天镇县志》。

是年，其外甥阎干达所绘《山西疆域沿革图谱》单行本刻印。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五十五岁

潜心于《山西通志》纂修。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五十六岁

杨笃将毕其一生所纂金石考汇集成《山右金石记》（通志单行本）刻印成书。

是年，杨深秀考中进士，授刑部郎中，累迁郎中。《山西通志》纂修团队再失一得力分纂。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五十八岁

十二月，杨笃仿西汉青铜器古隶书铭文笔意撰书联语“重差互乘，钱竹汀正二千余年郑注讹字；首一终亥，王菉友通五百册许书例言。”许多字沿用古篆隶书结构，以及用笔平直，结字方正等特点，少见东汉八分隶书蚕头雁尾、波磔明显之笔致，尤显朴拙。

是年，杨之培科选辛卯优贡。杨笃亲篆“明经世选”匾额，代表五代人七个贡举（曾祖杨文浚、祖父杨陶、叔祖父杨藻、父亲杨恩树、叔父杨宝树、儿子杨之培与自己），悬挂于祖宅大门之上。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五十九岁

正月初五，北洋大臣李鸿章七十诞辰，杨笃代山西布政使胡聘之撰文，并以分书（汉隶）书体写成条屏，书法推为各省第一。

八月前，经十三年精心纂修，一百八十四卷《山西通志》成书。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六十一岁

九月前，纂修的最后一部县志《长治县志》刊刻。

九月，因长期带病修志，积劳成疾，在太原与世长辞，终年61岁。去世前，代山西巡抚张煦手撰《山西通志总序》。鉴于纂修、刊刻《山西通志》杨笃已家财尽支，长子杨之培“扶其柩归而未葬”。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去世后1年

春，其子杨之培、外甥阎干达“尝赴各县兜售《山西通志》，为葬秋丈（杨笃）需”。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去世后6年

张之洞召杨之培南行，北返将至大梁遇匪患，所携书箱中杨笃平生遗籍、手稿丧失殆尽。杨之培惊悸成疾，客死大梁。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去世后7年

杨笃次子杨之堉赴省城，尽鬻杨笃藏书及什物，为兄长杨之培返丧筹资。归家未几，也以瘵疾卒于家。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去世后11年

其学生吴庚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中进士，同年官秦，宣统二年（1910）秋辞官回乡。吴庚在《秋湄遗集》跋文中言：“初，师之殁也，小湄扶其柩归而未葬。小湄死，遗书又亡，山人知无望矣，欲撮其梗概为文，以志师墓，而师之葬也，山人适在陕，不果。”“及辛丑，幼湄来省谒谷芙塘师，计归小湄丧于河南及营秋丈葬事，师言之岑抚军春煊，以资购局地，并举丈之藏书及什物俱变卖，而吴王冰鉴为吴书年师所得，师正署太原知府也。”可见，杨笃下葬的时间当在吴庚出仕陕西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宣统二年（1910）间。参照杨笃夫人阎氏与杨维世六世孙杨佐廷于十月签约，将杨佐廷四子杨桂森承嗣杨之培，改名杨鉴，杨笃下葬的时间当在是年十月后。

民国4年（1915）乙卯，去世后21年

乡宁知县屠仁彬搜辑杨笃遗稿，汇为《秋湄遗集》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