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短情长，岁月留痕：一份旧报纸里的东工记忆

自由如风

　　老同学在群里发了几页旧报纸，那是母校东北工学院1979年院刊合订本的残页，泛黄的纸张上刊登着1978年度受表彰的集体与个人。我怀着好奇细细翻阅，目光触及之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我的名字，竟然赫然在列，忝列于学校“三好学生”的名单之中。

那一刻，震惊之余，万千感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在此之前的人生里，我似乎注定与“先进”、“优秀”这些闪光的字眼绝缘。1964年我初入小学，二年级时文革的风暴便席卷而来。父亲首批受到冲击倒下，母亲随之靠边站，我们子女也深受牵连，被学校视作“黑帮子女”。那时，一切好事与我无关，一切坏事却由我来扛。

武斗结束复课时，我已读到四年级。身边一起玩耍的都是“黑五类”子弟，我们没有资格戴上红袖章，自然与那些轰轰烈烈的“红小兵”们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他们忙着干大事，我们只能在角落里逍遥混日子，互不搭理。毕业合影时，我们甚至集体缺席，不愿与那些“根红苗正”的同学为伍。

　　这种政治上的歧视如影随形，贯穿了我的中学时代。即便后来父亲有条件“解放”回到教师岗位，由高中语文改教初中数学，但对我的负面影响依然深重：初中不让参加红卫兵，高中入不了团，学校班级的评优获奖更是与我无缘。高中毕业后插队下乡，我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却终因出身问题，连基干民兵都当不上，评不上先进知青，更得不到招工、招兵和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连入团申请也石沉大海。

　　直到高考恢复，政审条件放宽，我才得以考入东北工学院。初入班级，看着周围非党即团的同学，只有我是孤零零的群众。1978年底，父亲彻底平反，档案恢复正常，我的入团之路才算走通。记得大二某天，辅导员田老太查房，见我一个人在宿舍，问为何没去开团会，我答“我不是团员”，她竟一脸吃惊。在她的关注下，我才终于加入了团组织。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东工的思想解放更是先人一步，评价学生的标准不再唯出身论，而是惟看表现，所以我也有了机会去争当先进。

　　所谓“三好”，即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思想好”意味着拥护党的领导、立场坚定、热心集体。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倍加珍惜，入学后自然循规蹈矩，党云亦云，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开学初参观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我认真撰写心得；去沟帮子学校农场春耕，我奋勇争先，深得带队金大爷的赞赏。

　　“学习好”则要求态度端正、成绩优良。身边的同学皆是高考中的佼佼者，学习氛围极其浓厚。身处其中，我自然不敢懈怠，废寝忘食，力求学到真本事。一年级的两门主科——英语和高数，我的考试成绩都颇为优异。

至于“身体好”，1978年的我，带着知青农场磨砺出的强壮体魄，还没来得及被学校食堂一水的窝头白菜拖垮，依然保持着健康的状态。

就这样，在1978年度，三好的条件我竟然全都达标了。

　　这份合订本的出现，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记忆闸门。那些充满故事和笑声的年代，那些战战兢兢又充满希望的岁月，瞬间鲜活起来。感谢老同学带来的这份珍贵礼物，因为报纸上记载的不再仅仅是文字，而是我们回不去的时光，和那份沉甸甸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