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王继平

1977年恢复高考的考场（取自网络） 1977年10月21日，全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最后湖南的考试时间定在1977年12月17日，距公布消息仅仅56天。

当时，我作为下乡知青，已经在茶陵县秩堂公社晓塘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快3年了。我于1975年2月在驻茶陵县的湘东钨矿职工子弟学校高中毕业，刚满17岁，于同年3月12日到距湘东钨矿约40多公里的秩堂公社插队落户。如果以1968年作为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我下乡的时候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处于末期，没有了运动初期的狂热，上山下乡成了城镇高中毕业生的唯一归宿。那时小学为5年，初中高中为４年，我因为是下半年出生，未到规定的7岁启蒙就上小学了，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还是花了10年半，因为“文革”停课到“复课闹革命”耽误了1年，后来由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重复读了半年。
虽然如此，1974届高中毕业生基本上在17岁左右，可以说是青涩少年。这样的年龄就要独立生活，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并以自己劳动所得维持生活，其身心状态可想而知，尤其是下乡3年之后，知青们的各种心态已充分表现出来。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知青点传播，使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决心备考。我下乡3年中，在日常劳作之外，还是坚持读书的。因为从小喜欢文学，下乡期间坚持阅读和写作，除读文学作品外，还尝试写过小说，并两次（1976年，1978年）被推荐参加了茶陵县文化馆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一次参加了湘潭地区文艺创作室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1976年）。与此同时，我还阅读历史、哲学书籍，研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等等，特别喜欢鲁迅的作品。所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就决定参加。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志向，更重要的，这是那个年代结束知青生活的唯一途径。
未料正在此时，因职业病退休近10年的父亲突然病危，需要陪护。我祖籍湖南双峰，父亲在3岁时丧父，家无寸土，从小就在外做挑夫、熬硝，是所谓雇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江西浒坑钨矿录用为工人，后调到湖南茶陵的湘东钨矿。那时矿山机械化程度不高，基本上靠人工钻进，所以工人患矽肺结核职业病的很多。矿山建立的同时，就在距离矿山30里的地方建立了工人疗养院。我父亲大约40岁左右就患了职业病，退休也比较早，因此，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疗养院治疗和休养。
我最后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就是和同是知青的二哥轮流守在父亲的病床旁，在父亲的呻吟中度过的。我们兄弟俩一边看书复习，一边照顾着打点滴的父亲。在伴随着药物一点一滴注入父亲血管的过程中，我们复习着久违的数、理、化。在高考前的一周左右，父亲说，你们回知青点准备考试吧。于是我回到知青点，开始做最后的准备。
未料到，回去没几天，12月15日，父亲去世了。我是15日深夜由公社电话传来噩耗的，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我第二天清晨由知青点的同学陪伴，步行近40里，于中午时分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其时，躺着父亲的棺材已经封闭，我没能看到父亲最后一眼。
感谢我的中学老师肖近春、杨懋昭……他们在医院大门口等我，劝慰之余，力促我参加高考。感谢我的兄弟，特别是二哥，他们愿意放弃高考承担父亲的丧事。我在吃完中餐后，买了从钨矿到高垅的站票，然后从高垅步行10公里，到了考场所在地——秩堂公社毘塘大队，投宿于我的知青同学谭月云的宿舍，准备参加第二天的高考。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设为考场的秩堂公社列宁中学（苏维埃时期命名的列宁小学）参加了连续两天的考试，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而几十里外的家中，正举行着父亲的葬礼。我没有送父亲最后一程，却在悲送父亲的鞭炮声中参加高考，至今每忆及此，不禁潸然泪下。

考完回到故乡，望着父亲的遗像，悲从心来。鲁迅先生说，长歌当哭，当在痛定之后。记得当时高考的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而流传广泛的另一个作文题是“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于是当晚我在日记本上以此题写下了我的心情：
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的故乡，正在举行着父亲的葬礼。我是带着孝走进考场的，在悲送父亲的哀乐声中，我开始我的高考……
父亲，请原谅儿子的不孝吧。我知道，我去参加高考，正是您想对我说而没来得及说的话，是您一直以来的期望。……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一定会到您的坟前向您报告喜讯，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1978年1月的某天傍晚，我正在茶陵县城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忽然传来高考录取名单已经张贴在县新华书店墙上的消息。我从文化馆赶来，果然看见大红纸写的喜报，并在上面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1978年2月，录取通知书寄到，录取学校：湘潭大学。

没有现在的考生填报志愿那样复杂，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湘潭大学。因为从小喜欢文学，就报了湘大的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二志愿报复旦大学的新闻专业，第三志愿报了一个中专：湖南地质学校。这是受当时的一部反映地质工作者的电影《年青的一代》的影响，觉得做个身背地质包、手拿地质锤的地质工作者，也挺浪漫的，可见那火红的年代给予我们这一代的深深烙印。然而，也许是我当时的确没有文学缘，没被中文系录取，而被录到了政治专业。
第一次听说湘潭大学是在1976年。那年7月，作为下乡知青中的文学爱好者，我参加了湘潭地区文艺创作室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为期20天，住在城正街湘潭县委招待所。在学习班上，湘潭大学中文系派了一位从复旦大学借调过来的刘老师来指导我们，向我们推介湘潭大学。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湘潭大学，所以填报志愿时就把它作为第一志愿了。
1978年3月5日，我来到湘潭大学报到，开始了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的学习生活。1979年9月政治专业被取消，政治1班和政治2班改为政治经济专业和历史专业，我因喜欢文史，故选择学习历史专业，政治系也由一个系分为哲学、历史、经济三个系。4年后我毕业留校做助教，除了1984至1987年在湖南师大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以外，一直在湘潭大学工作。
而今，50年过去了。当初20岁的青年如今迈进了耳顺之年。50年来，我虽然兼任过高校的行政工作，担任过系副主任、主任5年，研究生处长5年，副校长10年，但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一线，即使在担任不同行政职务同时，也一直坚持给本科生授课。这些，我以为是无愧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的荣誉的（如果有荣誉的话）。作为在那个火红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始终记得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段话，我中学时期常常在日记本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我相信，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都有同样的经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