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头火柴

刘印军

　　姑姑的手指是带着火气的。每日黄昏，她从那座灰扑扑的厂房里出来，指甲缝里嵌着黑灰色的药粉，掌心有细密的划痕。那时的我总爱凑上去闻，一股硫磺与木屑混在一起的味道，辛辣而温热，像把整个黄昏的火都收在了手里。

　　大同火柴厂在南关东街，青砖砌的围墙爬满了薜荔，夏天时绿得发黑。厂门是两扇铁栅栏，推起来哐当哐当地响。女工们穿着藏蓝的围裙，头上裹着白布帽，一排排坐在长条凳上，面前是流水线。姑姑负责“装盒”，两只手蝴蝶似的翻飞，左手托住空盒，右手一捋，二十根火柴便齐齐地躺进去，再一推，盒子合上了。那动作快到看不清手指，只见一片淡黄的影。

我放了学便去厂里等她。车间里机器嗡嗡地响，像一群蜜蜂在玻璃瓶里飞。空气中永远飘浮着细碎的木屑，在斜阳里金灿灿地舞。墙角的铁炉子上坐着铝饭盒，谁的午饭忘了带回家，便在那里咕嘟咕嘟地冒热气，整个车间便有了人间的味道。女工们一边干活一边扯闲话，声音被机器的轰鸣压得很低很低，要凑近了才听得清。“张家老三昨儿个生了”，“对面粮店来了新米”，“你家那口子又喝多了”……这些细碎的言语和火柴梗一起，哗哗地流进盒子里。

　　有一回，车间里进了老鼠，女工们放下手里的活计去追。铁皮柜子被撞得咚咚响，木屑飞扬起来，像下了一场淡黄的雪。最后老鼠被堵在墙角，却没人敢下手。还是姑姑胆大，脱下围裙一扑，裹住了，拎到窗外放了。“也是个活物呢。”她说。老鼠跑了，车间里又恢复了嗡嗡的声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地上散落的火柴梗记得那一阵喧哗。

最怕的是下雨天。火柴受潮便划不着，质检员拿着砂纸一张一张地试，“哧啦——哧啦——”的声音响个没完。次品堆在竹筐里，小山似的。姑姑说，那些火柴晚上要烘干，第二天重新装盒。有时她留下来加班，我便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总看见她在灯下坐着，背影被拉得很长很长，面前是一堆湿漉漉的火柴梗，一根一根地挑拣，像在数夜里的星星。

　　厂里有一间库房是不许人进的。老工人说，那里存着成吨的氯酸钾，碰一下就会炸。但我们小孩子是不怕的，常趴在窗台上往里看，只见一个个白铁皮桶摞得高高的，缝隙里透出森森的光。有一年冬天，库房真的失火了，听说是电线老化。全厂的人都去救，脸盆水桶都用上了。火灭之后，墙根下堆了厚厚一层灰，是氯酸钾烧过的痕迹，雪白雪白的，像盐。那之后好几天，满城都能闻到一股焦糊味，淡淡的，钻进鼻孔里，让人想起过年时放鞭炮的味道。

姑姑在火柴厂干了二十年。她的手越来越糙了，指纹几乎磨平，划火柴时却格外灵巧。“哧啦——”一声，火苗便跳起来，先是蓝的，然后转黄，最后是橘红色的一团，稳稳地立在火柴头上。她点炉子，点煤油灯，点灶膛里的柴火，手指上沾的火气便一点一点地散进日子里。有时深夜醒来，我看见窗台上燃着一根火柴，细小的火焰在风里摇曳，照见她半张脸——原来是在等我父亲下夜班，怕他摸黑进门。

　　后来天然气进了城，打火机也便宜了，一角钱一个，能用好久。火柴厂便渐渐冷清下来。先是库房关了，接着车间也停了，机器蒙上了灰，再没有蜜蜂似的嗡嗡声。女工们各自散了，有的去了超市做理货员，有的在街边支起了小吃摊。姑姑退休那天，从厂里带回一箱次品火柴，划不着的那种。她没舍得扔，放在厨房的抽屉里，偶尔拿出来划两下，“哧啦——哧啦——”的，像在跟什么告别。

前些日子我回大同，路过老厂址，青砖围墙还在，薜荔却枯了大半，露出赭红色的砖缝。铁门换了新的，上着锁，从缝隙里望进去，院子里长满了蒿草，齐腰深，风过时簌簌地响。车间窗户的玻璃碎了几块，黑洞洞的，像张着嘴的老人。我站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嗡嗡的声音，恍惚以为是机器又开了，细听才知道是蜜蜂——墙角的野花开了一片，正热闹。

　　回家翻姑姑的旧物，在一本《毛泽东选集》里夹着一根火柴。是黑头的，厂里八十年代出的那种。我小心地抽出来，在书脊上轻轻一划——“哧啦——”火光亮起的瞬间，我仿佛又看见那些穿藏蓝围裙的女工们坐在长条凳上，手影翻飞，满车间飘着淡黄的木屑，而姑姑的手指，正带着一整个时代的火气，在斜阳里温柔地翻飞。

那火光终究是灭了。只剩下一小截焦黑的梗，和空气里若有若无的硫磺味，淡淡的，像隔了一生的记忆。（网图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