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王继平

1975年1月，我结束了四年中学学习（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即将走向社会。去向是早就定好的：下乡。不记得是否动员过，也不记得是否填过志愿，这些都不重要，是否动员、志愿与否，都必须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十年，青年们早已没有了当初改天换地的豪情，也没有接受“再教育”的虔诚。当时我姐姐已经下乡几年，尚未被推荐上大学；我二哥已经下乡一年了。加上我再下乡，已经是家里第三个知青了，心情可想而知。原定是1975年3月10日下乡，由于下雨推迟了。3月12日，我正躺在床上看小说，忽然广播响了，出发！扛起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在二哥的陪同下，赶到俱乐部前坪集合，乘坐矿上的敞篷货车出发。开始了整整三年的知青岁月。
（一）
我下乡的地方是茶陵县秩堂人民公社晓塘大队第三生产队。秩堂是一个乡镇的建制，当时有十多个大队。我们这一届（湘东钨矿职工子弟学校七四届高中毕业班）共三个班（高六
班、高七班、高八班）130多位同学，除个别投亲靠友回父母的老家外，全部安置在秩堂公社的彭家祠、安坑、晓塘、合户、田湖、毗塘等大队。
秩堂镇地处茶陵县东部，罗霄山脉中段，东邻莲花县三板桥乡、永新县高溪乡，南倚永新县三湾乡，西连严塘镇，北接高陇镇。秩堂镇由境内彭氏宗祠“秩叙堂”演化而来，原为村名。我下乡所在晓塘大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称为“湘赣孔道”，是江西吉安府诸县移民进入湖南的主要门户。所以秩堂是江西移民进入湖南的重要门户，也是江西移民抵达湖南后的首个落脚点，大量移民在此安家落户。至今，90%以上的秩堂村民为江西移民后代，所建祠堂很多。秩堂的祠堂多的原因，主要是秩堂江西移民多。背井离乡来到秩堂的江西人，不仅怀念家乡，还有数典念祖的优良传统，经常搞一些祭祖活动，包括除夕祭、春节祭、清明祭、重阳祭、冬至祭和祖宗生殁日祭等，逐渐演变成民间风俗。而举行这些祭祀活动的场所就是各姓氏的祠堂。因其江西移民多，故其民居颇具徽式特色。
秩堂自古以来“勤耕苦读”“崇文重教”之风盛行。据县志和族谱记载，历代秩堂籍进士共有50人。作为一个乡镇，可谓少有比肩。明清两代，茶陵4个大学士中，就有李东阳（现划入高陇镇）、张治、彭维新是秩堂人。清代道光年间，乡贤在石龙村书堂山和琴台下结合处建亭纪念，时任茶陵知州葆亨为亭撰联，并书赠“三大学士故里”石碑安放于亭中。
秩堂民居 秩堂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根据地的一部分，1931年冬，茶陵县苏维埃政权改雩江书院由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改为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县委书记贺碧如兼任校长，招收学员60-100人，分甲、乙、丙三个班级，设有国语、算术、社会发展史、革命常识、自然、地理等课程，至民国22年秋，即1933年10月，因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停办。
（二）
和我一起到晓塘大队第三生产队的还有另外三位同学，一共四位，两男两女。最初，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位谭姓的社员家里，印象中他是生产队长。两间住房，一间厨房。一年后，按大队修建知青点住房。晓塘大队集中在大队小学附近修建了两栋红砖平房，全大队知青集中搬到那里生活，出工仍然是各回各队。
四十年后与房东合影 第一年国家按每人每月12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最初的时候，四人是合伙做饭，每天一人值日，负责做饭。按照当年的生活标准，4人48元/月的生活是完全可以过得不错的。可惜我们当年年龄太小，我和另一位女同学黎娇英刚满17岁，另两位同学汪建民和龙竹兰大一点，也不过18岁。大家都不谙世事，也没有持家的能力，所以集体生活没有好久就散伙了，厨房由一个灶变成了四个灶。散伙的原因倒不是经济问题，那时大家都很纯洁，虽然穷，但并不计较金钱，有矿工子弟的豪爽。主要是轮流值日问题，有时轮到某同学值班，结果大家收工回来，灶台还是凉的，一两次还可以原谅，次数多了难免吵架，最后散伙。现在看来，主要大家都年纪不大，按照现在的情况，还是高中生，由父母陪同读书。我们那时就开始独立生活了。但是毕竟年纪太小，贪玩、睡懒觉都是正常的。可惜那是大家年轻任性，不懂得互谅互帮，男同学也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思，最后只能分散独立开伙。全大队的知青点情况也差不多。起初都是集体开伙，没有几天就先后分开了，具体原因不同，归根结底是“家务”处理不好。
日常劳动，知青和社员一样都到生产队出工，按日计工分。每个人的工分根据体力、技能（农业技术如耕田、耙田之类的农活）由生产队评定，满分10分/日，是壮劳动力，依次递减。也有包工工分，某一项农活干完多少分。那时各个生产队为结算单位，各生产队的分值不同，因为各生产队的粮食产量、经济收益不同，每十分工值不同。我在的第三生产队大 概每10分工值八角钱左右，这在当时湖南算中等收入，有的生产队工值只有几分钱。因此，生产队的工值取决于粮食产量，更取决于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和发展副业，即经济效益，社员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大小和劳动付出。知青因为年纪小，缺乏做农活的技能，一般在7-8分/日，特别劳力强的，也有10分/日。
我虽然在家也干些砍柴、种菜的活，也在学农活动中插过秧、割过禾，但毕竟没有以农活为谋生手段的经历，加之并不身强体壮，所以一直定为八分工/日，也就是不干耕田、耙田等技术活，其他的都是和当地社员一样出工干活。每天早上，生产队长敲响上工钟声，大家便到队部门口集合，队长开始派活，然后大伙各自干活。
农活一般季节性强，比较忙一点的时候就是春插和“双抢”，平时的田间管理如莳田、施肥、杀虫等等并不是太赶时间。春插一般赶在“五一”前完成，“双抢”则是争分夺秒，比较忙，抢收早稻，赶插晚稻，一般都要开夜工。社员对赶夜工非常热心，一来可以赚工分，二来赶夜工队里提供晚餐，所以平时不出工的老头老太太小朋友都倾巢而出，热闹非常。
冬季主要是参加兴修水利或修建“大寨田”。这项工作一般是以公社为单位，在全公社范围内调派劳动力。我参加过修建灌溉渠，就在本大队，修建一条倒虹吸管，把水输送过两个山头。虽然工程在本大队，却是县里的水利项目，由公社组织实施，所以有许多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也来参加施工。承担的工作主要是挑运石料，也算是一项重体力活，按重量记工分，拼的是体力。修“大寨田”，在某些地区可能是修梯田。但我参加的修“大寨田”，类似于现在的所谓高水平农田，当然没有现在这么精细，也没有修建水泥田埂。就是把零散、不规整的农田改造成整齐的方块块，便利于机械化播种、管理和收割，至于田埂还是泥土的，便于种植黄豆。当时的口号是“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秩堂公社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公社，有许多小农机在推广应用。
我还独自管理过生产队的一块“飞地”半年。那块地离生产队大约有二十几里远，面积有十多亩，插秧以后如果随时安排劳动力进行管理比较费事，大部分时间花在往返路上。所以一般是派一个人长驻那里进行管理。大概生产队觉得我一个人能够耐得住寂寞，所以派我承担这个工作。那里搭建了一个棚子，里面有一架床铺，实际上就是几根竹子搭建起来的，也有一个几块土砖搭成的小灶供煮饭做菜。我一个人就那里住了半年，劳动并不累，日常管理就是拔拔草，施点肥等等工作。主要是晚上一个人住在那里，方圆几里没有人烟。不过那时年轻，也不害怕，而且也没有什么可怕的，那时农村治安还是很好的。倒是有点害怕野兽，所以晚上就在床边放上一把大柴刀，以防万一。我记得大概是种的中稻，收割完毕就撤回生产队了。
（三）
知青生活并不像现在有人想象的那样浪漫或理想化，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知青经历对年轻人了解民间状况、参加体力劳动，锻炼独立生活能力大有益处。我下乡的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入了末期。知青本身没有了那种与工农相结合、扎根农村、建设新农村的理想；社会也难以认同上山下乡是改造青年、改造农村的途径。似乎这只是安置毕业生的一个途径，因为当时不存在其他的就业途径，军队不从应届中学生征兵，恢复招生的高校也不从应届中学生招生，而是从工人、农民、军人中招生，称之为工农兵学员。因此，中学毕业生只能下乡插队落户，两年之后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招工、参军。同时，上山下乡运动暴露了不少问题。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初中毕业的儿子下乡插队落户后的生活困难，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李庆霖的信是他托人交王海容同志转交给毛主席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不久，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知青工作会议，研究解决知青工作中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之后下乡的，条件改善了一些，比如第一年的生活补贴，按大队修建住房集中安置知青，还有为知青提供学习的图书等等。虽然如此，十七、八岁的青年远离家人，独自一人谋取自己的生活，毕竟是艰难的。我们矿山的知青，虽然平时也参加一些体力劳动，适应农村生活的能力强一点，但要在举目无亲的农村自食其力，困难可想而知。
在这种状况下，知青生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大多数人和当地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接受了这种现实，至少是暂时接受了。有的则消沉下去，回到家里不归队，归队则在各个知青点转悠“蹭饭”，甚至顺手牵羊，顺走社员家里的鸡鸭蔬菜。当然，也有立志扎根农村，积极参加劳动，被评为先进知青模范的同学。
我大概算是“另类”。所谓“另类”，并非行为乖张、惊世骇俗，而是不同于上述几种情况。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从未想过要扎根农村并努力表现自己。所不同者，就是业余时间，我基本上都在读书和写作，常常在煤油灯下读书到深夜。
我的读书，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爱好；也没有特别规定的范围，但偏重于文史。所读书籍，文学类主要是鲁迅的著作以及当时能够找得到的小说。鲁迅的著作以单行本为主，就是20世纪7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主要是苏联作家如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以及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译），还有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当然，大量的是当时出版的小说，如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现代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春潮急》《牛田洋》等等。当然，也有当时爱尔兰作家埃塞尔・伏尼契的《牛虻》之类当时还被禁止的书籍。
历史方面的书，主要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以及当时为了批孔评儒而出版的一些所谓法家著作，如西汉桓宽《盐铁论》、东汉王充的《论衡》、清初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等，当然都是加注释的。
关于写作，其实是很盲目的。我中学时期就有一个作家梦，对文学创作有浓厚的兴趣，也得到语文老师的帮助和鼓励，尝试写过小说。下乡以后，这种想法更加浓烈。一方面，觉得不能够在农村虚度年华，应该继续自己的爱好；另一方面，也希望有一个特长，对以后的或者有所好处。因此，下乡以后，在劳作之余，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当时以湘东地区为背景，构思了一个长篇小说，描写土地革命时期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运动，洋洋洒洒，写了20多万字。当然没有生活积累的文学创作必然是不成功，没有写完，我就考上大学了，接触面广了，加之学的专业不是文学专业，也就逐渐放弃这个想法。不过在当时，我的这个爱好，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作为业余作者加以培养，先后参加了湘潭地区文艺创作学习班和茶陵县文艺创作学习班。
湘潭地区文艺创作学习班是1976年7月举办的，主办单位是湘潭地区文艺创作室和湘潭地区群众文化馆。参加人员是全地区的业余作者，那时湘潭地区所辖县市包括浏阳县、株洲市、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等，大约每个县1人，还包括各大厂矿，基本上是年轻人。住在湘潭县招待所，日常由包括湘潭大学在内的老师授课，并构思选题。但是这个创作学习班并没有办完，因为唐山大地震，学习班提前结束。
茶陵县文艺创作学习班是茶陵县文化馆举办的。时间是1978年1月。那时我已经参加了高考，正在等待录取通知。学习班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一周时间，也就是对业余作者进行培训和辅导。正是在这个学习班期间，传说大学录取名单公布了，录取红榜张贴在县新华书店大门墙上。两个月后的3月初，我前往湘潭大学报到，结束了三年的知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