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特稿：兴国寺谒思

刘印军

　　迎宾广场北，车马喧声中，兴国寺静静立着。山门外，沥青路面蒸腾着午后的热气，几个孩童追逐一只彩色的皮球，笑声脆生生地滚过石阶。我踏进门去，满院的寂静便笼了下来。

正殿是1990年重修的，飞檐犹在，梁柱上的漆色却已斑驳。殿前两株老槐，枝柯交错，筛下细碎的日影。一位老者正弓着腰清扫落叶，扫帚划过青砖，沙沙地响。他见我立在碑前，便停了手，指着墙角一片平整的空地说：“就是那里了。八十一年前，是个深夜。”

　　1946年2月13日。那个夜晚该是极冷的。大同的二月，冻土硬如铁石。国共“双十协定”刚签过四个月，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李波才来同不久。舒宏他们闻讯，要求面见——他们是在浅井村开会时被捕的，1945年10月的那个拂晓，国民党骑4师的十辆汽车碾碎了晨雾，舒宏和李培被从炕上拽走时，手边还摊着未写完的汇报材料。

兴国寺彼时还是“大同佛国”，高僧们晨钟暮鼓，超度着人间的苦难。可那夜，佛号没能盖住铁钳夹棉花的声音。十四个人——舒宏、张建明、李新异、任登兑、陈坚、李培，还有民主人士郭培琨——被捆住手脚，棉塞堵口，装进麻袋。舒宏那年该是三十岁上下，抗战起就献身救亡，从忻县到晋察冀，从团政委到城工部副部长，那双握过枪、起草过无数密信的手，最后触及的，是麻袋粗糙的经纬。

　　我蹲下身，指尖触了触那片泥土。砖缝里钻出几茎细草，绿得怯生生的。老者说，当年填平这坑时，在附近拣到半截铅笔头，木杆上还留着齿痕——许是某位烈士咬过的。我想象泥土倾泻而下时的轰响，麻袋在黑暗中渐渐沉寂。舒宏的原名叫赵佩璧，佩璧——美玉配身，家人该是盼他温润一生的。可他在最后时刻，选择做了一块顽石，宁碎不肯全。

寺院的东北角，曾是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父母的坟地。生者与死者，忠骨与佞冢，曾经只隔着一道矮墙。如今坟已平了，只有几丛野玫瑰疯长，开得血红。

出得寺来，夕阳正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拉出长长的影。广场上跳舞的老人们收拾着音响，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跑过来，指着碑上的“舒宏”二字问爷爷：“这人是谁呀？”爷爷蹲下来，慢慢地说：“是个让咱们能在这儿跳舞的人。”

　　我回头又望了一眼兴国寺。暮色里，殿脊的吻兽沉默地眺望着北方——那是舒宏的故乡忻县的方向。八十一年了，麻袋早已朽烂成泥，但那十四根脊骨，还在这片土地下挺立着，像寺里那两棵老槐的根，越扎越深。

走出很远了，晚风送来檐角铁马的一声清响。我忽然想起，舒宏他们被活埋时，嘴里塞着棉花——他们到最后，没能发出声音。但今天的每一个晨昏，这座城市的车声、笑声、读书声、歌唱声，都在替他们，响亮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