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爱情故事（四）

xiaot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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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来自家中影集

风雨同舟的西藏岁月

1957年初，母亲远赴西藏探望父亲。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洪流专程前来探望，交谈间说起父亲工作超负荷运转，军务繁杂、任务艰巨，胃病反复发作，高原上身边无人贴身照料，便诚恳询问母亲是否愿意调赴西藏工作。可父亲却再三婉言谢绝，他可以克服困难，全身心扑在边疆建设与部队后勤保障工作上。

同年9月10日，父亲奉命前往北京接受建国功臣授勋仪式。返程进藏途中，经过西宁、广袤的柴达木盆地，还要翻越海拔5300米、终年冰封积雪的唐古拉山口，这里高寒缺氧、路途艰险。9月27日，父亲终于抵达拉萨，一路高强度奔波让严重高原反应骤然爆发，持续高烧39.5℃至40℃，血压飙升至170/94mmHg，当即被送入西藏军区总医院抢救。住院整整一个月，身体才逐步稳住。

住院期间医院曾下达病危通知，要求紧急联系家属。可父亲顾虑母亲在四川工作繁忙，加之孩子们还小，两地相隔甚远、往返不便，执意不让工作人员通知家人，母亲自始至终都不知道父亲曾游走在生死边缘。病情刚有起色，父亲便不顾军区李觉副司令员等领导的再三劝阻，坚持出院重返后勤指挥岗位。

1959年8月母亲常勇（右一）和医院同事在拉萨罗布林卡留影

1959年平叛结束后，李华安、常勇、杨以山、丁盛、乔加钦在拉萨罗布林卡合影

1959年平叛结束后，李华安常勇夫妇在拉萨罗布林卡留影

　　父亲自1933年投身革命，漫长征战岁月里，只在1952年短暂回乡探望过一次老父亲。1958年11月4日，远在四川老家的84岁祖父病危离世，驻守雪域高原的父亲终究没能赶回去，没能见上至亲最后一面。每每想起当年自己参加红军后，祖父一家人遭受反动派接连迫害的往事，父亲心中满是深深的愧疚。但身为一名革命者，他早已深知忠孝自古难两全。

扎根西藏整整十年，父亲从未休过一天假期，把所有精力、心血与光阴，尽数奉献给了雪域边疆。后来母亲辗转得知父亲高原反应病危住院、硬撑着带病工作的情况，再也放心不下，下定决心申请调往拉萨，来到丈夫身边，往后风雨同舟，并肩为祖国边疆与国防事业出力。

经西藏军区政治部洪流主任审批，1959年1月，母亲从成都正式调往拉萨人民医院工作，终于和阔别已久的父亲相聚在世界屋脊。彼时家中六个孩子尚且年幼：大姐11岁，哥哥9岁，我刚满6岁，大弟弟5岁，妹妹3岁半，最小的弟弟才2岁半。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为建设西藏、守护边疆安宁，父母亲忍痛割舍小家，将孩子们托付内地亲友照料。这份质朴厚重的革命情怀，令人动容，他们的奉献精神更值得后人铭记。

那个阶段西藏局势尚未完全平稳，地方与部队都处在高度备战状态。母亲所在的拉萨人民医院，日常既要承担繁重诊疗任务，还要组织医护人员开挖战壕、夜间轮流站岗放哨，全力配合平叛工作。全院工作连轴转是常态，母亲说，每天工作实在是太忙，常常忙得脚不沾地。

1963年母亲在布达拉宫前留影

　　母亲调入拉萨人民医院后，担任院办公室副主任，分管人事管理与党务工作。1959年8月，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访拉萨考察，专程来到医院参观战俘病房，由母亲和院领导全程陪同接待，后续又安排她参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实地了解西藏平叛与民主改革后的真实面貌，这段见闻也被斯特朗写入《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向世界客观传递西藏巨变。

1962年，拉萨人民医院正式更名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更名庆典大会上，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亲临现场祝贺，全院干部职工共同表态，将精进医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深耕高原医疗卫生事业，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

医院随后成立党委，下设党委办公室，母亲调任党办副主任。每年12月，院里都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号召全体职工“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扎根高原、服务藏地民生与国防保障。

在院领导指导下，母亲牵头推进医院规范化建设：常态化组织医护开展政治学习，提升思想觉悟、改善服务作风；梳理完善全院各项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学术交流，重点培养本土医疗骨干，推动西医、中医、藏医协作融合，让医院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化，更好适配高原群众就医与边防卫勤需求。

当年医院编制紧张、门诊量常年饱和，人事调配常常要应急补位：门诊接诊压力陡增时，临时抽调人员支援；医护连续值班体力透支无法到岗，就跨科室协调人员顶岗；手术室遇到急诊重症，母亲会同护士长紧急调配资深医护上手术，还联动后勤人员照料患者三餐、联络家属、处置术后善后，日常工作琐碎又繁重。

　　为改善高原职工艰苦的生活条件，响应部队生产自给号召，医院利用业余空地开垦菜园，种植白菜、萝卜，搭建温室大棚栽种西红柿；自产蔬菜不足时，母亲便和后勤管理人员一同前往部队生产基地，采购蔬菜、禽蛋、鸡鸭牛羊肉，尽全力改善全院职工伙食，缓解高原物资匮乏的难题。

从1960年起，医院系统性开展藏族基层卫生人才培育，前后分批组织300名翻身农奴子弟，开展为期一年多的脱产卫生技能培训，为西藏基层留下了第一批本土医护力量。此后内地各大医学院校陆续派遣应届毕业生援藏，一批又一批青年克服强烈高原反应，扎根各科室，充实西藏本地医疗力量。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1962年前后，由医院的韩家文、赵卫华牵头筹建西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1964年，经西藏自治区卫生厅郑柏林厅长谈话安排，母亲调离自治区人民医院，调任自治区卫生防疫站专职党支部书记，同时分管人事保卫与全站行政工作。

1963年父亲从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返回拉萨，从西藏军区后勤部政委调任西藏公安总队政委，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据母亲回忆，当时总队食堂十分简陋，日常白菜多为莲花白、豆腐，常见菜式是萝卜烧牛肉、土豆烧牛肉，唯有时候周末的手抓羊肉算是难得佳肴。本地蔬菜稀缺，冬春季节就只有咸菜或脱水干菜，内地调运冻肉数量有限，猪肉尤为少见。即便偶尔饭菜火候不足、口味一般，大家也都坦然适应。闲暇之余，孙家贵总队长夫妇、她与李华安、白吉鸿夫妇、组织科长徐德夫妇，常会各自在宿舍做些家常菜，聚在一起分享。有人包菜饺，有人煮鸡蛋面，有人做稀饭菜合子，还有人炖白菜粉条豆腐。席间谈笑风生，也时常交流工作。众人常以家常菜代酒，互道扎西德勒，氛围格外温馨和睦。

整整十年雪域光阴，夫妻俩把最珍贵的年华，深深扎根在世界屋脊的土地上。父亲常年驻守西藏、统筹部队后勤保障，在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里扛起戍边重任，数次历经生死考验，舍弃阖家团圆，一心稳固边疆防务；母亲告别内地年幼儿女，远赴拉萨投身高原医疗卫生建设，在战备紧张的岁月里深耕医院管理、培育本土医护，守护高原各族群众与边防官兵的生命健康。二人从最初两地分隔、遥遥牵挂，到毅然舍弃小家团聚，相约雪域并肩相守。以长久别离换一方疆土安宁，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将革命理想、家国责任与半生相守的温情融为一体，书写出老一辈革命者独有的，厚重又动人的家国情怀与相守一生的父母爱情。

摘录整理于父母亲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