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兵”涯

周瑞宏

——写在“八一”建军节99周年之际
图文：瑞宏，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每逢听到那嘹亮激昂的军歌，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让我热血沸腾。我没有当过一天兵，但又确确实实是一个“兵”，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穿过军装却使用过多种枪械的兵。 在共和国历史上，除了作为国家基石的人民解放军之外，民兵也曾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1962年6月19日，毛泽东主席曾经为民兵工作提出了“三个落实”。即：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苏联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下，我亲身经历了那段中国全民皆兵的历史进程。 图1、当年参加民兵训练时的射击场景

1、首次触枪破例加弹

1972年4月中旬，阳煤工程处民兵团正式组建，处革委会副主任毛益仁同志任团长、革委会主任穆万柱同志任政委，武装部长李文秀同志任参谋长，我们这些半工半读学生也相应的被编入了所在连队。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的题词。在山西，除了刘胡兰外，还有一位与刘胡兰一样英勇就义的女英雄，她就是寿阳县的尹灵芝烈士。今天寿阳县政府大楼的那个位置，就是当年的尹灵芝烈士墓。那年的“5.4”青年节前夕，处团委，处武装部组织优秀团干到寿阳为尹灵芝烈士扫墓，之后又到位于寿阳县宗爱镇的尹灵芝烈士就义地点凭吊。返回途中，就在宗爱镇东南侧的那个山坳中，处武装部李文秀部长亲自组织我们进行了实弹射击。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此前根本不懂啥叫“弹道”，啥叫“三点一线”。在李文秀部长现场示范后，苏制“762”步骑枪的后坐力让我第一次尝试了实弹带来的震撼。可喜的是，第一次摸枪的我居然用五发子弹打了38环。李部长高兴的又拿起一支“三八大盖”，让我加打五发。居然又打了一个41环，这可把李部长乐坏了，当场表示要让我参加处里的基干民兵排的训练。

图2、2005年迁入新址后的尹林芝烈士纪念馆 图3、在原尹林芝烈士纪念馆附近新建的寿阳县政府大楼 图4、尹林芝烈士就义的寿阳县宗艾镇 从那时开始，日式“三八大盖”、苏式“7.62步骑枪”、阳煤机修厂生产的国产半自动步枪、以及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枪、班用机枪、高射机枪等各种武器曾多次与我为伴。后来到机电队（后改为机电工区）工作后，以我和杨学文、毛宝琪、崔学会、程建军、黄杰等一批“神射手”组成的机电队基干民兵班曾多次在全局、全市的民兵大比武中取得佳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而已。

　　一九七二年六月，工程处取消了军事化建制，将原来的两个土建连合并组建为建筑工区，由吴二顺同志任工区主任，郭建忠同志任总支书记，李世昌同志任党总支干事兼团总支书记。原一连连长李计青同志调回处机关担任生产组组长；原二连连长翟有财同志调处组干组（不久接替施维东同志担任半工半读学校校长）；原二连支部书记李双发同志调处专案组负责“落实政策”。当时建筑工区下设三个土建队，原来的建筑一连、二连更名为建筑一队、二队，原来的附属队更名为建筑三队，我所在的建筑一队继续承担二矿选煤厂和铝厂（今天赛鱼火车站北侧的奥伦胶带厂）的土建施工。由吕忠兴任支部书记，赵金元任队长，虽已部分落实政策但尚未完全“解放”的刘永良（刘健的父亲）任分管技术的副队长。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建党51周年纪念日，工程处首届党代会在旧四楼会议室召开，大会选举军代表李玉庭同志为工程处党委书记，选出了15名党委委员和5名常委，原机电修配总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宋广智同志调任工程处任党委副书记；原来工程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穆万珠同志调任阳泉市铝矾土矿任主要领导。作为半工半读学员代表的我，荣幸的被特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就在那次期间，我们再一次参加了基干民兵的射击表演，受到了领导们的表扬。 图5、当年的民兵射击表演

　　2、擦肩军营转投民兵

我渴望成为正式的军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严格的审查往往使很多人与军人擦肩而过，我就是其中之一。

　　1974年冬季的招兵工作中，我和许多的年轻人一样报名参军，并顺利的通过了政审、身体预检等程序。偏偏那年招兵的部队又是北京卫戍区，在身材、体型等多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在最后一关的军医复查中，因站立时小腿部位有缝隙，被军医认定为“X型腿”而惨遭淘汰。眼睁睁的看着杨卫东、李双存等同志通过体检入伍，我的心情非常失落。这种失落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图6、 当年与我同时通过体检的李双存光荣入伍，退伍后曾担任了运输工区主任，图为李双存同志2005年在蒙古乌兰巴托 虽然当兵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在那全民皆兵的年代里，像我们这样的适龄青年，入选民兵组织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年的5—6月间，我同李向东、张国杰等青年一起参加了工程处组织的为期两个月的民兵集训。记得当年参加集训的还有来自土建队的秦光荣、刘明书、尹怀珍；来自运输队的张怀珍、王福寿等，集训的教员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军人王孟良，队长是武装部的干事王金昌。 图7、这是1974年6月工程处民兵执勤分队人员的合影，前排左起：秦光荣、王金昌、王孟良、张怀珍、刘明书；后排左起：张国杰、周瑞宏、李向东、王福寿、尹怀珍

　　那时，国家法制体系尚处于逐步完善中，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参加集训的民兵更多的被赋以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每个人胸前均佩戴着“阳泉民兵”的红色塑料牌。除了每天正常值勤外，晚上还要经常巡逻。巡逻的地方多为石卜嘴铁路集配站、工程处油库、木场等重点部位。除此之外，配合公安机关查夜也是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记得当年四矿口附近一户居民的一个小女孩突然失踪多日，全市公安机关多次联合行动寻找，我们也配合四矿派出所进行查找，每天晚上都要到那附近巡逻执勤，直到最后在其邻居家的床底下找到了被害的小女孩尸体，此案才算告破。

图8、当年参加社会巡逻的民兵，图片来自网络

　　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觉悟很高，遇到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大家都敢于进行斗争，那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更是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天上午，正逢我和李向东值班，突然，一个中年人闯了进来，说有人偷了他的自行车，现在已经被他扭送过来。原来这名盗贼在阳泉市区偷了失主的自行车后竟然没有立即销赃，而是骑着这辆车子向西顺道回家，恰好被乘坐在公交车上的失主认了出来，失主当即下车拦截并在群众协助下将其扭送到我们的民兵队。民兵队领导当即对盗窃嫌疑人进行询问，该嫌疑人开始并不承认，但在事实面前却漏洞百出，不一会就乖乖承认了。

　　民兵组织不是法律机关，不能处理这类盗窃案件。当天午饭后，其他同志带着嫌疑人乘公交车前往市公安局，我则骑着那辆赃车直奔市局，与公安局的同志办理了人员和赃物的交接手续。

当然，民兵集训也包含军事训练，在其后的一次射击训练中，我曾用十发子弹打了九十三环。记得那天射击时使用的步枪还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那时候，射击大都采用旗语报靶，那“六左、七右、八不动、九上下、十摆动”的旗语我至今也没有忘记。 图9、民兵射击训练时的报靶员，这是表示“八环”的旗语标识 唯旗誓夺的机电队（后来的机电工区）在全处各项工作中均位列前茅，民兵工作自然也不列外，当年组建机电队民兵连时，我竟然又被任命为副连长，还多次被派到矿务局参加了民兵干部集训。 由于我们的机电队基干民兵班在全处、全局都小有名气，故三天两头的要被抽出去训练、比武。那时，光机电队的轻重武器足可以武装一个加强班，武器库两个大铁柜的钥匙都集中由我一个人保管，当时的治安没有今天这般复杂，否则我不知要被挟持多少次。为了练好军事技能，我们常常要将枪械大卸八块，然后蒙上毛巾，摸黑将枪复原。那时候打靶是常事，子弹也不是问题，在机电队的防空洞里，有一段长约80米的巷道，我和保卫干事马彪同志就经常点起蜡烛练射击，一练就是一小箱子弹。 1976年那个龙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绝对是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年：吉林陨石坠落；唐山7.28大地震；最让人心痛的是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幸福的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三大伟人在同一年离开人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危机。

图10、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图为刊载有周总理逝世讣告的人民日报

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后，国内外形势非常复杂，各地民兵的集中训练和战备执勤成为常态。我所在的机电安装队也按照上级指示组织了这种活动，当时我任民兵副营长兼基干民兵排长，负责带班每天24小时在机电队值勤，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图11、机电工区当时的基干民兵排

后来担任过阳煤化工局副局长的毛宝褀和曾任二矿维运区技术主管的崔学辉，当年都还是入企仅半年的小青年，同时也是被选入那次集训的首批队员。那个来自三矿中学的毛宝褀，除了写得一手好字之外，最让人吃惊的是他那过人的臂力，投弹时不用助跑就投的又高又远，每每越过50米大关，手榴弹往往不等落地就会爆炸。有一次练习实弹投掷，这小子将手榴弹投出后居然没有选择卧倒，而是直愣愣的站在那里等着要看手榴弹的落点。那可是真手榴弹呀！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3.6秒，急的一旁的教员大声呐喊，一把将其推倒在地。从那以后，我们每次实弹投掷时，有意识的选择由高地处向深沟中投掷，以避免不测事故发生。记得工程处投弹比较远的还有一个叫韩世让的民兵，是矿建工区的复转军人。 图12、民兵练习投弹的场景，由豆包生成 来自送电组的李文斌，曾在解放军的舟桥部队中服过役，有着较高的军事素养，所有的示范动作都做得非常标准，自然也是我们集训的主要教官。那时大家的训练非常刻苦，摸爬滚打远比现在电影中那些比比划划的虚假动作要实在得多。
　　这批集训队员后来都成了骨干，论射击人人都是神枪手，论投弹个个均是小炮手，处里每次组织实弹射击前，都由他们来最先验证枪的精度，凡是他们校验不合格的枪，不能交给新手打靶。

图13、后排左起：白喜民 、白润田，王宝孩、毛宝褀、郭玉君、崔学辉、杨学文、李文斌

前排左起：周瑞宏、李长锁、欧普全、马彪、张干警（桥头派出所）

　　197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后经证实是6月5日，农历五月初八）下午，倾盆大雨不期而至，将整个场区冲出道道沟痕。雨过天晴之后，我们几个值班的同志正在机电工区的三层窑洞前休息。突然有几个神色慌张的中年人急匆匆地由大门外跑了进来，跑到二层窑洞中央时，拼命的摇晃着紧闭的铁栅栏门。我们急忙上前询问情况，得知刚才下雨时，有人在位于刘家脑的家属院自家门前淘水时，脚下的地基突然被雨水冲涮形成了巨大空洞，将此人陷入其中且不见踪影。雨停了之后，这个空洞才被周围的邻居发现，恰好房子的主人也不见了，他们分析这个孔洞的下方可能就是我们的防空洞，怀疑此人已经漏进了洞内，于是急急忙忙跑来了。

　　弄明情况后，我立即从值班室拿来鈅匙将门打开，第一个跑进防空洞内。穿过百余米的石砌巷道，来到了正前早已停止掘进的礃子面。眼前的情景顿时让我毛骨悚然。礃子面深处是一处顶板垮塌后的斜坡，明显的带有被雨水从地面冲刷下来的炉渣和松软泥土。斜坡上，一个体形魁梧的大个子男人直挺挺的仰面躺在那里，眼睛瞪得大大的，样子非常可怕，看样子已经死亡多时。

图14、那个年代，祖国大地上遍布这样的防空洞 我们几个七手八脚将这个人从斜坡上拖了下来，我把手放在他的鼻孔处，感觉不到任何呼吸，看来是没有救了。为了防止转运途中发生死者物件丢失，我当众将死者的手表摘了下来，不知是那个邻居递给我一块手绢，我将手表包起后又递给那位邻居。
　　就在我们抬着死者准备离开防空洞时，时任阳泉矿务局分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赵芝田同志会同携带有微型氧气瓶的救护队员赶来，在对死者实施救助无望的情况下，又对现场做了进一步勘查后返回。 隔天，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新的事故，机电队党总支书记王玉明、队长韩明月、副队长王兆贵等领导组织机电队职能人员赶赴刘家脑，将这一溃泄坑彻底填埋。
　　几天后，死者的爱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来机电队找领导商谈后事，处理事宜时，我才得知死者叫王川金，山东人，是四矿安检科的职工。因其名字中的后两字与当时阳泉矿务局团委书记王金川同志的后两个字正好调换，故给我留下的记忆比较深刻。当时三个孩子哭着要爸爸的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才知道，其中那个曾被我抱过的最小男孩，就是后来曾任矿建五部党总支书记和宏厦一建武装保卫部部长的王文晋。 图15、图为后任宏厦一建武保部部长的王文晋

　　3、实弹上膛酿成惨祸 恩师助我躲过一劫
　　由于我身兼机电工区 民兵副营长，每年夏季的全局民兵干部集训，都是必到的参加者。那年，正处于阳泉矿务局产量翻一番的关键一年，8月，由于小组中承担着重点工程的加工任务，我又是组里的生产骨干，恩师程云祥找到总支书记王玉明同志，提出不能再抽我去参加当年的民兵干部集训的要求。这一正当理由，当即获得了领导的批准，因而我缺席了那次的集训，没想到恰恰是这一次缺席，让我躲过了一劫。

　 　40型火箭弹是一种专打坦克的利器，其短小精干且便于携带，曾在1969年珍宝岛战斗中把苏联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当年这种神器曝光之后，国人才知道我陆军已经普遍装备了这一兵器，之后，火箭弹的操作使用也开始进入培训民兵干部的教科书中。
　　那年8月，正值暑期学校放假期间，全局民兵干部集中于洪成河小学内参加集训。一天，全体学员在操场上列队，由军事教员给大家讲解40火箭弹是如何打坦克的。

图16、40型反坦克火箭弹 谁也没有想到，这名教员在授课中居然没有使用教具模型，而是直接把一枚实弹装在了枪膛内。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讲课过程中居然违反枪口对人的准则，把火箭弹对准了列队听讲的民兵干部。最不可思议的还在后边，这位教员竟然又鬼使神差的给大家模拟起了实弹发射。这下可了不得，就在这位教员的手指伸向扳机之时，那枚“走火”出膛的穿甲火箭弹刹那间直接飞向人群。用来攻坚克难的的火箭弹用到了人的肉体上，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一场全国都闻所未闻的惨祸就这样发生了。那起事故，造成了参加集训的3名民兵干部当场死亡，重伤11人，轻伤16人。死亡的3人中，有一名同志叫裴伟，是我们工程处矿建工区的民兵干部，我曾与他共同参加过此前的多次集训，他遇难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当年我在土建工区时的党总支干事、后来调矿建工区任职的李世昌同志，也是那场事故的幸存者，事故直接导致了他的双腿下肢被截肢，只是后来装了假肢，才可勉强行走的。就连那位可怜又可悲的军事教员，也在那次事故中腿部被截肢。 那场事故之后，许多人说我运气好，躲过了一劫；还有的说是我的恩师有先见之明，提前给我穿了护身衣等等。而我在感激恩师无形中的相助之时，更多的则是对那场事故的反思：如果那天没有使用实弹教学，如果哪天有人制止……。这场惨祸能发生吗？那场事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无论何时何地，任何麻痹大意，任何掉以轻心都是酿成悲剧的根源，都是玩忽职守的行为。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在工作中尤为注重《规程》的执行和《标准》的完善，以致在后来担任了企业的副总工程师后，我在措施审批中也对具体的操作过程严格把关、严加管理，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领袖爱人民，人民更爱自己的领袖。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那几天，人们好像天塌下来一般，正如某外国记者的评论：“毛主席的逝世好像让地球也停止了转动。使他的人民六神无主”。
　　就在那天，根据上级有关加强战备的紧急通知，我们这些基干民兵又被全部集中起来，执行毛主席治丧期间的维稳任务。 那些日子里，大家除了站岗执勤之外，更多的是议论国家大事。显然，那时中国最主要担心的不是美国，而是北边的苏联，我们甚至天真的臆断着那一天苏联会对中国突然开战，那一天苏联的坦克会被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发生，我们在追悼大会结束前的10天中都没有脱过衣服睡觉。
　　与周总理和朱老总逝世时有所不同的是，毛主席逝世后的组织工作非常严密，各地不仅要求设灵堂、还被要求开追悼会。 图17、1976年9月18日，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主席在追悼会上致悼词 9月18日，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从电视中可以看出，追悼大会的主席台没有选择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是在楼下的金水桥边用木头搭起一个临时的台子，那一天，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各级党政机关敬献的花圈成列在遗像两侧，广场上的国旗下半旗致哀。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他深情的回顾了毛主席光辉的一生，号召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把毛主席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

　　那一天的追悼大会结束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大会，悼念毛主席。记得当年工程处的灵堂设在工程处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党委书记毛益任同志致悼词后，全体人员绕场一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而负责执勤的我们这些民兵，则一律在红袖章外再套上一圈黑纱，只露出些许红布表示身份。

　　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多次向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发难，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公开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还暗地里通过上海民兵搞第二武装，企图利用民兵组织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图18、图为我们在一矿王兰寺山上进行爆破训练的实景，采用的是带有拉火索的真炸药，最近处为作者本人 1978年的6月19日，恰逢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发表16周年的纪念日，结合当时中越边境武装斗争的需要，全国各地的民兵工作再次掀起高潮。阳泉矿务局也不例外，在经历了1976年那场火箭弹意外“走火”的事故后，经过一年多的重新整顿，一度走入低潮的民兵训练又被重新恢复。 图19、民兵干部列队接受训练，来自网络 从那年九月开始，工程处民兵组织开始了重新集中训练，那时的日本三八大盖和苏制7.62步骑枪均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阳煤机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以及常规的自动步枪、冲锋枪等枪械之外，这次集训的重点是高射机枪打飞机，记得当年练得非常认真，无论是一矿王兰寺的山顶端、还是二矿菜洼的山谷中；无论是在三矿赛鱼的矸石山上，还是四矿二坑的天子庙下，都留下了我们训练和射击的痕迹。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高射机枪，这种机枪的子弹有200多毫米长，枪的震动很厉害，射击时必须牢牢抓紧手柄，才能克服高射机枪的反作用力。 图20、当年民兵训练时的高射机枪 正是有了当年的那种“玩枪”的经历，所以我们才对今天电视剧中那种拿枪如拿笔，射击如绣花的虚假镜头感到非常荒唐。 图21、这是1978年夏天机电队参加民兵集训时的照片，前排左起：尹喜明、程建军、姚增彬、王宝孩、后排左起：杨学文、杨元斌、李建民、周瑞宏、毛宝褀

　　今天平潭立交桥南端的那片地带，当年还只是二矿菜洼区的一个山坳，灌木和杂草遍布在山坡上。有一次，我们的高射机枪打靶就在这里进行。那天下午，当我们射击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时，其中的一枚曳光弹居然将对面山坡上的灌木丛引燃了，躲在隐蔽处的报靶员急的连连发出求救的哨声，要求停止射击，好在射手也及时发现并暂停了射击，大家七手八脚的参与到灭火中，火势很快被扑灭，避免了一次引燃大面积山火的事故发生。

除了高射机枪的射击训练之外，传统实用的土工作业和炸药包空中飞跃到敌人后方的“抛石雷”法也是我们常常演练的战法之一。建国初期参加过西南剿匪的老战士王孟良同志是我们的教员，他在现场手把手的实地教授“抛石雷”的场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脑子里。 图22、这是当年民兵集训时点燃炸药包的场面、最近处为作者本人

　　那个时代，除了民兵活动之外，其他政治活动也很多、很频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尤其是“青年团”的工作也很多，搞得你转来转去，常常自顾不暇。

1980年的5月24日，随着全局老矿继续挖潜等“十项调整工程”的深入开展，生产单位对于技术工作的越来越迫切要求，为了集中精力学好技术，我向领导提出了申请，退出与生产技术工作不相干的所有活动，获得了领导们的批准。至此，结束了自己八年的当“兵”生涯。开始专心致志的技术学习。

如今，尽管已经退“役”多年，但每逢听到嘹亮的军歌，都会激起自己对那段“从军”岁月的思念之情。尽管没有穿过军装，但向往军人的那份情感却一天也没有熄灭。正是这种情感，让我在在退休后的11年时间里，游走了大别山、井冈山、瑞金、遵义、娄山关、夹金山、乌江、泸定桥以及沙家店、青化砭等战场、拜谒了淮海、锦州、平津等三大战役纪念地以及全国大多数著名的战争发生地，设身处地的体验当年我军将士的艰苦卓绝，更加坚定爱国、爱军的信念，这种信念还将继续下去。

2026年7月30日于山西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