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游记(3)

黄美德

　　下午，阿四哥请我吃饭，作陪的是他的小女儿。饭后，太阳落山了，晚风习习，我们沿着小路散步。走着走着，一条笔直的街道跃入眼帘，摊位稀稀落落，阿四哥说：“这是夜市场，还不到开张时间，晚上就热闹了。”

运载货物的三轮车，络绎不绝。

夜市场，旧时代就有，那时在西门外，一些女人提着个竹篮，里面放着桃梨石榴等水果，不成什么气候。眼前的夜市场，有烧烤器材，有酒有肉，估计是以烧烤为主。

街边小路，散步的人川流不息。阿四哥说：“每天晚饭以后，我都要来这里散步。”

现在的人 ，特别注重健身养生，除了散步的，还有跳舞的。路边的凉庭，也坐满了纳凉的人。

不知不觉间，只见一座高大巍峨的门坊。当我驻足观赏的时候，阿四哥指着对面，他说：“街的对面，是新农贸市场。明天是街子天，还是值得一逛的。”

集市，在小地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我小的时候，集市在老街心。到了街子天，家家户户门前，摊位首尾相接，蔬菜水果，豆腐油粉，应有尽有。我家屋后空地，除了粮食、柴禾栎炭，还有各类肉汤锅，一个个炉灶，炊烟袅袅。这时，我向母亲要几分钱，喝碗羊肉汤锅，是多么的鲜味可口啊。如果是春节前夕，松毛铺地，茶花飘香，草棰上红彤彤的山楂果，供儿童玩耍的彩色提篮和泥巴捏的不倒翁和哨子，多不胜数，我在人流里钻出钻进，留下多少美好快乐的记忆。

之后统购统销，凡与粮食有关的营生被取缔，合作化把农民陷地里，农村集市日渐萧条，狗汤锅和羊汤锅也没有了。剩下像样点的，只有一个骡马市场，冷风里留下小毛驴的嘶鸣声。

直到改革开放，不仅恢复了农贸市场，而且推陈出新，不再是门前的街摊位，而是到小镇的西南边，建立了独立的集贸市场，各色各样的货物，也有独立的摊位，吃食百货应有尽有。

那时，我常回家照顾父母亲。每逢赶集归来，父亲总是感叹不已，他说：“以前三天一个街卖半个猪肉，现在天天是街天，猪肉摆了半条街。”

一次，我和同事聊天，我说了一句；“小时候闻着剁剁肉香，却吃不上剁剁肉。”

真是这样，核桃大的剁剁肉，那是给断奶的弟弟吃的，所以束之高阁，不让我们够到。

同事听了反驳我，他说：“黄美德，你不应该这样说，你家是地主，怎么会吃不起剁剁肉。”

我只有一声苦笑。后来，我将此事讲给父亲，父亲没有说什么，但父亲每天都买肉回来，进门高声说道：“做剁剁肉了。”

这时在弥补我童年的缺憾，而现在的人对肉的品类十分挑剔，感觉土猪肉和土鸡肉才好吃。

集贸市场周边的土地，称之为黄金地段。我有一位中学学姐名官秀，官秀当年家庭出身不好失学，也是历尽沧桑过了很多苦日子。改革开放后，她懂工程的哥哥拉起工程队，官秀的老公也参加了。这时，农村大兴土木，他们淘到第一桶金，在黄金地段盖起楼房，楼上住人楼下出租。现在农贸市场搬迁，学姐的房租势必受影响，不过，这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

到达新农贸市场，太阳升高了。摊位井然有序，百货水果蔬菜和熟食有固定的摊位。我到农贸市场，除了逛，还想看三弟媳一家，她们卖发糕和馒头。，

又要讲故事了。我三弟媳名丽荣，丽荣有俩个妹妹和俩个弟弟。丽荣的父亲，我称他为阿四叔。阿四叔的母亲，是杨氏奶奶的姐姐，我称她老人家为二姑奶。所以，我家和阿四叔家是老亲戚。阿四叔原来在昆明工作，下放回乡后成为生产队干部。那时的生产队干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特别凶狠，想骂就骂，有时还动手打人。阿四叔则不是这样的干部，我没有听到他欺负我家的事。到了改革开放开放，他不时来我家串门子。

我有四个弟弟，除了大弟于文革时期结婚，其他的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年龄被熬大了点，但介绍对象的踏破门槛。一天，阿四叔又来我家，聊天时聊到我三弟的婚事，阿四叔说：“我家还是有一个嘛。”

阿四叔说就是丽荣。丽荣这时还在上高中，文化水平比我三弟高，又是队长姑娘，我家自然是巴之不得。阿四叔又说：“等我回去问问那个病婆娘。”

病婆娘指的是丽荣妈阿四婶。这桩婚事成了，三弟和丽荣成家立业，靠蒸发糕和馒头，供出来俩个大学生，一个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系，一个毕业于川大计算机系，学计算机专业这个还是研究生。侄女们生儿育女，三弟媳俩口帮带孩子去了，但这份生意没有丟。

丽荣有俩个弟弟，大弟名阿熊，媳妇名文秀，她学得一手做馒头的好手艺。小弟名面包，面包各方面都不错，他成了一名驾驶员，他的媳妇叫阿妹是邮电局职工，已有一女，家庭幸福美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出差途中遇堵车，不少人蹲路边等待，突然一辆汽车滚滚而下，霎那间，多人毙命。面包是其中之一。这是多年前的事，现在阿妹已退休了。

眼前的摊位，文秀在卖馒头，阿妹在卖发糕，买东西的排成队，我打了个招呼便走了。

后来打听一下，蒸发糕的是丽荣妹妹阿云俩口子，阿妹只负责卖。兄弟同心，齐力断金。阿云也是有退休金的，她退而不休，那是为GDP作贡献。

离开农贸市场，返回的路上，经过一个茶庄。茶庄的主人，是我的一个本家，我称呼他为二哥，每次回乡，我都去拜访他。

二哥父亲的名字和我父亲一样，是“毓”字辈，二哥父亲年长，我称他老人家为大爹，二哥称我父亲为叔叔。

二哥的大妹名秋珍，改革开放后，贫穷不再光荣，秋珍姐说：“我家原来还是有钱的，是我父亲和我大哥，吹大烟吹穷的。”

过后仔细想想，二哥的父亲，小镇人尊称他为“明老爷”。能够称得上老爷的，不是等闲之人，老爷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整个小镇称得上老爷的不过俩三人。土改前的破落户，称祖坟冒青烟，是老祖宗在保佑。像这样的破落户成贫雇农的，比比皆是。

我家成地主后，生活如水深火热。这时，父亲就会絮叨：“如果你大爹帮帮忙，我家就不会成地主了。”

大爹是贫协会会员，说话一言九鼎。

因为家庭出身好，土改时二哥便成为民兵，朝战爆发后，街上的活报剧，鼻子上粘上泥巴，这是丑化美国人的，抗美援朝了，二哥胸佩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在锣鼓声中离开家乡，当志愿兵去了。

1957年，二哥衣锦还乡，他身着草绿色的军装，头戴盘盘帽，肩扛红领章，仪表堂堂飒爽英姿。和二哥来的，还有他的一位战友，长的也是一表人才。原来，他俩个是来找对象的。

那个年代，单位上的，尤其是穿军装的，好找对象得很。很快地，二哥便找到心仪的姑娘，她就是阿姓女子。阿姓女子初中毕业，也是才貌双全。 阿家为南涧土司，他们是世袭的，直到明朝才改土归流。解放后，阿土司家也成为地主富农。说来，我祖父的母亲，也来自阿家，如此一说，我与二哥一家，亲上加亲。二哥的那个战友，也找到心仪的对象，她就是隔壁的彩云。也算速战速决，谈成便领证结婚，而后跟着他们走了。1958年，二哥转业到沧源军垦农场，他的那个战友转业到攀枝花铁矿。

二哥有俩个妹妹，小妹名叫阿黑，是我儿时的伙伴，小时候她带着我们一起劳动，很有组织能力。1958年，阿黑小学毕业。这一年，南涧成立中学称红专中学。但因中学名字带个“红”字，对考生的“政审”特别严格。那时的政审，也就是家庭出身。按理来说，阿黑是贫雇农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但那一年，南涧成立“学好队”，学好队成员是吃喝嫖赌的二流子，阿黑的大哥因为吹大烟，成为其中一员。结果影响了阿黑，阿黑后来到巍山一中，成为我的校友。阿黑身材苗条，长得又好看，很快被音乐老师相中，进了学校宣传队，还到州上参赛。

我在中学的时候，时遇三年大饥荒，华夏大地饿殍遍野，为缓解城市压力，城镇人口疏散，我家被疏散到土官坝。初中毕业，我考取昆明卫校，我是从土官坝动身的。对于小镇，这个时间是我人生的空挡，我仿佛从小镇蒸发了。卫校三年，我没有回过故乡，因为我没有路费。分工的时候，十五号以前报到得一个月的工资，一伙穷学生舍不得绕道回趟家，我与故土小镇一别六年，我后来分配到版纳。

在版纳，我与二哥有一面之交，遗憾的是擦身而过。

在医院里，我交了个姓李的闺蜜。每到下夜班，我俩用夜班补贴，到国营食堂改善伙食。国营食堂里，总是座无虚席。在这些用餐的人里，竟然有二哥。版纳的军垦农场，是国家知名的橡胶基地，二哥来版纳是开会的。他打量着我，竟然不敢相认。回到老家，二哥问我的母亲：“阿婶，我在景洪看到个小姑娘，很像你家小仙。”

母亲说：“我家小仙现在就在景洪工作，到哪里一年了。”

二哥“哦”的一声，说了一句“女大十八变”。

二嫂听后怼他：“你怎么不喊声试试。”

这让我不由地想起，类似这样的事，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那天，我在新华书店看书，正当我聚精会神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一声“小仙”。小仙是我的奶名，我应声抬头，叫我的人哈哈大笑。她说：“没有想到真的是你，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她接着又说：“我看你半个时辰了，一直不敢相认，后来才想到叫叫试试。”

这个人名叫小改，她的身后站着个老人，是她的奶奶，她俩的神情都十分诧异。

历史上，思茅和版纳都是有名的瘴疠之地，鼠疫、霍乱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肆掠，不少商贾马帮被疾病夺去生命，民间便留下这样一句话：“要到思茅坝，先把老婆嫁。”

交谈后得知，小改是送奶奶到大爹家。老人家有俩个儿子，解放前便随马帮离家，之后杳无音，直到昆（昆明）洛（打洛）修通，交通便捷了，才和家里有了联系。小改此行，就是送奶奶去与大伯团聚的。小改的妈妈就是阿喜嬢，小改的父亲至今生死不明。

小改有个外号叫“改疙瘩”，她说话幽默搞笑，那是出了名的。街坊邻里便说：“上队有个改疙瘩，下队有个干哑巴。”

如今，小改的大爹和奶奶都已作古，尸骨也安埋在勐海，之后小改及家人还来勐海祭奠过。

改疙瘩几次路过景洪，她都来找我，但像改疙瘩这样冲闯的能有几个？

国营食堂，二哥不敢相认，说到底，是我离家太远了。

改革开放后，二哥一家调回家乡。沧源农场是种水稻，二嫂教书时断时续，调回来后成为全职教师，退休金不菲。二哥单位商业系统，退休金有所影响，记得他说过，他和同类战友还去上访过。后来他女儿说，先分父亲去法院，是他选择的商业局。所幸，儿女们开了个茶庄，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家里有专门做饭的师傅。二嫂后来患脑梗，也有专人特护。这时的二哥，身体健康。

这一次，我说我要找黄老板的时候，雇员说：“他下不来了，你自己上去吧。”

这是三楼，二哥和二嫂都在。二嫂坐着养神。旁边还有一中年女人，我以为是保姆，她说：“我是她的女儿，我现在退休了，我来照顾他们。”

我问：“你妈妈怎么那么瘦？”

她说：“最近心衰。”

问及岁数，九十高龄，神志清楚，很不错了。

二哥坐着看电视，对我的进入毫无感觉。女儿问他：“认识这个人们？”

二哥摇摇头。原来二哥患上老年痴呆。经提醒后，二哥恢复了些神智，他说他要喊我妈阿婶，然后又提起，当年他在国营食堂见我的那一幕，他说：“那时她太漂亮了，她妈妈也漂亮。”这句话，他反反复复地说，或许是太刻骨铭心了。 末了，二哥又说：“我昨天刚过了九十四岁生日。”

也算难能可贵了。

“不能下楼的原因是什么？”

“前列腺肥大。”

我这时才发现，二哥的腳旁边，装着个尿壶。

就在这时，又上来个年轻女子，二嫂介绍：“这是我妹妹的儿媳妇。”

三年大饥荒，二嫂家也被疏散到农村。那时疏散下去的人家，没有不饿死，二嫂家也饿死人。1961年，二嫂把妹妹接到沧源。二嫂的女儿说：“她去了就带我们兄弟姊妹。”

“那时她有几岁？”

“八岁！”

八岁的孩子，就是娃娃带娃娃，说来也是一把辛酸泪。那个年代的地富子女，只要能够离开家，他们什么苦都能吃。

快到中午了，吃饭的时间到了，他们要留我吃饭，被我婉绝了，因为走的仓促，把草帽和手机忘记在他家楼上，来到门口才想起来。我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