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朱大明。

Tiger

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的朱大明，刚满61岁就去世了。

2011年春节，成都十五中当年的校友在草堂寺旁的茶楼聚会，大家聊起近况，特意说起朱大明，听说她住进了洛带的敬老院。我托同学郭祖云打听具体地址，打算抽时间去看她，没想到七月八日突然接到祖华的电话：朱大明十几天前已经去世，六月她才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

我和大明当年在成都十五中读书，同是住校生，还住过一间寝室；我们的教室也挨在一起，她在三班，我在四班。插队下乡时我去了峨边大堡公社，她分到金口河公社。有次我在金口河碰到她，告诉她我的名字已经在回成都的调令名单里，她望着我，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巧的是，我们最终一起调回成都，还分到同一个单位同一个车间。我们都互称师兄，她姓朱比我小，大家叫我大师兄，便喊她二师兄。

从峨边调到成都香料厂后，三十个知青同学统一安排住在厂里，女生人数少安排起来容易，一间大房子摆六张单人床，每人一张，铺好从峨边带回来的行李，就是我们六个姑娘的住处了。男生人数多挤一些，腾出两间屋，用木料树干搭起通铺，十二个人挤一间，人挨人睡着。不过刚在农村熬了那么多苦日子，能回成都工作，这点不便根本不算什么。

大明的父母都在成都木棕厂做工，她还有个兄弟叫朱大元。父亲脾气暴躁，夫妻俩素来不睦，刚进厂那年，就因为母亲想炖只鸡补身体，两人大吵一架。哪想到母亲本来感冒，吃了炖鸡竟引发了肺炎，没几天就去世了，我们几个同事跑前跑后，帮着料理了后事。

当时牙膏车间没有制管设备也缺熟练工人，没法开工。我们到车间一个多月后，厂里安排老工人王国兴带队，带着刘素华、我、石允华和朱大明五个人，去重庆牙膏厂学习软管印花和操作。

重庆牙膏厂在江北区，生产的重庆牌牙膏当时销路很好。我们去印花车间跟着学，车间常年三班倒，我和朱大明分在一个班，刘素华、石允华各在一班，带队的王国兴不用跟班，负责统筹。牙膏软管印刷讲究熟能生巧，刚坐操作台上时，底色机转得飞快，我们别说取下印好的管子，连插新管都跟不上。看旁边熟练工人驾轻就熟，机器暂停的一两秒里，左手取管右手插管，转眼就插满一整盘，我们心里直发急，什么时候才能练到这个地步？头一周手指磨破了皮，贴个胶布接着干，慢慢摸到了门道，终于能在机器暂停的间隙，左手拔下印好的管子，右手把待加工的白管及时插上去。半个月后我们基本能正常操作，手指也磨出了硬茧。底色印好烘干，再去三色机印花，这种机器最多能印三种花色，大多时候印两色。学会印底色，接下来就学三色机印花：站在机器旁，左脚踩一下，印花滚筒转一圈，花纹就印到管上了，左手取走印好的，右手插上新白管，左脚再踩……就这么循环往复，机器由两个人轮流上机，大概一小时一换，歇着的人就帮忙给印好的牙膏管拧盖子。我和大明学上机操作，石允华和刘素华跟着师傅学校板，也就是把印花铜板装到机器上，两色三色的图案得对准位置，印出来才齐整好看。

有时候赶上中班或是周末，我和大明会约着去解放碑玩。从江北到解放碑得坐轮渡过江再转公交，路不算近，但我俩关系要好，钱都放在一起花，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还暖得发烫。我们逛逛街，中午就吃一碗小面，慢悠悠往回走，赶四点的中班。为了倒班方便，我们住在牙膏厂的倒班宿舍，中班是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夜班从十二点到早八点，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辛苦。两个半月后，我们完成了厂里安排的学习任务，回到成都，成了牙膏车间印花班的元老，给新来的工人当师傅，回厂后既要调试设备，还要带新手，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学徒，每个月工资十八块五。1971年十月，因为设备一直没到位，我们三人去了西安牙膏厂，任务是加工牙膏软管，印好打包发回成都生产。那三个月要赶完五万只软管，我和大明一班，石允华一班，两班倒赶工。西安牙膏厂规模比重庆的小很多，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软管生产只开两班，我们操作已经熟练，两三天适应后，印刷速度就提了上来，当时印的是成都牌和团结牌两个品种。

在西安的革命公园，留下了我们的三人照片。

大明后来调到了天然香料车间，她在精制甘松油小组的得油率是最高的！

1985年，我们分到了厂里的宿舍，我和大明成了邻居。她把小家收拾得整洁大方，日子虽然简单，那几年她过得踏实又开心。

1990年我们搬到红花小区，之后和大明的联系就少了。最后一次见她，是她离婚后一个人住在动物园附近，她没有儿女，和兄弟走动不多，也没什么爱好，又碍于旁人眼光，渐渐和同事朋友疏远了。为了打发时间，她每天从动物园走到梁家巷，差不多有八九公里，饿了就买个锅魁或是吃碗面，再慢慢走回家。1998年那天碰到她，我邀她去家里坐，给她煮了一碗鸡汤面，她吃着连声说好吃。临走我给她带了几本《知音》，还装了一大袋糖——她最喜爱吃糖，出门的时候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没想到那一次，竟是我们最后一面。

十几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跟大明在一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