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童趣撷英

刘印军

追光的孩子

那小凳子，是真正部队用的，帆布面，木腿，收起来“咔嗒”一声，利落得很。她一手攥着一个，递给我一个，我们便像两只得了令的小雀儿，飞向了那片被高墙围起来的、神秘而又亲切的天地。

院子里，已坐了好几排兵叔叔，清一色的草绿，像一片盛夏里挺拔的杨树林。我们这两个小人儿，被邢文革领着，熟门熟路地挤到了最前边，一屁股坐在冰凉的土地上，打开了我们的小凳子。电影还没开场，幕布雪白，在晚风里微微鼓动着，像一只巨大的、等待降落的梦。便有那爱说笑的兵叔叔，探过头来，用带着浓浓口音的普通话逗她：“邢丫头，这是谁家的小子？莫不是你的‘心上人’吧！”话音未落，邢文革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她猛地低下头，恨不能把整个身子都缩到影子里去，嘴里嘟囔着含糊的抗议。而我，那时哪懂什么叫“心上人”，只觉着被大人们注意着、打趣着，是一件顶顶好玩又光荣的事，便咧着嘴傻笑。那空气里，满是青草、泥土与阳光晒过的军装混合的气息，还有一种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甜。

那以后，我便成了部队露天电影的常客。凭着“邢文革同学”这个名头，我竟能自由出入那扇森严的大门了。《南征北战》的炮火连天，《董存瑞》那一声高过一声的“为了新中国，前进！”，《地道战》里那神出鬼没的智慧……这些黑白的光影，连同夏夜的繁星、嘹亮的军歌，一同浇筑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成了精神世界里最坚实、最明亮的基石。

后来，小营房的电影不放了，要看，得去更远的军分区大院。那支我们坊间称作“公安团”的队伍，每逢放映日，便会排着整齐的队伍，扛着小凳子，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出发。起初，我混在他们队伍的尾巴上，也能蒙混过关。可后来，像我这样的“淘气猫”越来越多，把门的兵哥哥便严厉了起来。我认准了一个大个子、模样帅气的兵哥哥，每次总冲着他的岗哨去。他弯下腰，和蔼地问：“你是谁家的娃？”我便响亮地报上邢文革父亲的名号。这一招，竟也管用了好多次。我那时心里多么得意，觉得自己像个有了通关文牒的小英雄。

可这“文牒”终于也失了效。不知是他弄明白了，还是上头有了新规矩，他那温和而坚定的摇头，将我最后的“合法”路径也堵死了。为了那银幕上的光与影，我们这群孩子，真是什么法子都想尽了。翻墙，甚至剪断过那铁丝网。可后来，墙下也有了守兵，我们像一群被捉住的小猫，刚跳下去，就被人家笑着、叹着气，原路“送”了出来。望着那高墙内远远的、闪烁的光束，听着那隐约传来的对白与音乐，心里那份焦急与渴望，至今想起，仍觉得心尖上痒痒的。

山穷水尽之时，我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迂回”的策略。公安团里有一位站岗的战士，叫李淑健，我与他有过几面之缘。我攒下零钱，买了两张大同电影院的票，郑重地装在一个信封里，托同院的小伙伴送到了他的手上。后来淑健叔笑着告诉我，他接到信时，心里还怦怦直跳，以为是哪个姑娘看上了他哩！这童稚的、带着些许狡黠的善意，竟为我们之间，搭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从那以后，我便常常去部队门口找他。站岗的兵一见我，便会朝里喊：“淑健，你的小朋友来啦！”那喊声，在我听来，比任何音乐都动听。他休息时，会来我家坐坐，认识了我的父母哥姐，也常带着我去街上逛。我们之间，生出了一种近乎叔侄的、纯朴的情谊。于是，一切便豁然开朗了。军分区大院的电影，对我再也不设防。当那熟悉的、带着部队气息的音乐响起，淑健叔便会领着我，坐在他们队伍的旁边。我看着那些从未看过的老电影，在放映的间隙，跟着兵叔叔们学唱一首又一首雄壮的军歌。我的童年，在那一片草绿色的海洋与银色的梦幻里，被滋养得无比丰盈与明亮。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阳泉的李淑健叔叔。他穿上军装那挺拔帅气的样子，历历在目，仿佛昨日。我的童心，便是从那个时候，深深地、深深地崇拜上了那一身绿色。那是一种对光辉、对英雄、对一种纯粹而坚毅的生活的向往。虽然后来因为视力的缘故，我未能如愿穿上那身军装，但那段“追光”的岁月，却永远地烙印在了我的生命里。

我们那时追的，又何尝仅仅是那一场电影呢？我们追的，是幕布上投射出的那个关于英雄与理想的、浩大而光明的世界；是身边这群最可爱的人所代表的，一种秩序、温暖与奉献的精神。我们像一株株渴望阳光的向日葵，拼命地仰着头，追索着一切能照亮内心、让生命变得壮阔起来的光源。而我何其有幸，在那样一个年代，成了一个被允许追光的孩子。那光，至今仍在我的血脉里，温和而坚定地亮着。

门墩上的夏天

　　那鼓形的石墩子，被岁月磨得油光水滑，在午后的太阳底下，像一块温润的、巨大的糖。我们便轮流地“骑”上去——其实哪里是骑，不过是腆着肚子，笨拙地攀上去，将那弧形的石顶当作马鞍，嘴里便“驾！驾！”地呼喝起来。那石头浸透了阳光的暖意，透过薄薄的夏衫，一直熨帖到心里去。有时玩得倦了，便索性将整个身子伏上去，面颊贴着那光洁的、微凉的一面，耳朵里便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匠人叮叮当当的凿石声，闷闷的，沉沉的，像从地底传来。

　　我们更爱的是研究上头那些看不懂的花纹。那鼓面上，刻着些缠枝莲的图案，枝叶缭绕，看得人眼花。小英子的手指细细的，顺着那石头的凹槽慢慢地走，一边走，一边嘴里便编起故事来。她说这是一条河，那翻卷的浪花里头，藏着一条怯怯的小龙；又说这是一座山，山里有神仙住的洞府。我们便都信了，一个个伸着脖子，看得入神。只有隔壁院的李爷爷，有一次摇着蒲扇走过来，眯着眼看了看，慢悠悠地说： “傻孩子们，这哪里是河，又哪里是山？这是‘连生贵子’，你们看，这莲花里头，是不是藏着个小娃娃？”

　　我们凑近了看，那莲花的花心，果然有个光着屁股、眉开眼笑的胖小子。我们便都哄笑起来，觉得这石头里竟藏着这样有趣的秘密。从那时起，我们看门墩的眼光便不同了。它不再只是一块光溜溜的石头，而是一本摊开的、无字的书。我们开始在各家的门墩上，寻找新的故事。东边赵家书院门前的，是方箱形的，侧面刻着一只猴子，伶俐地攀在一棵松树上，伸着手去戳一个马蜂窝。李爷爷又告诉我们，这叫“封侯挂印”，是盼着家里出大官的。西边钱家商贾门前的，则刻着蝙蝠与铜钱，说是“福在眼前”。还有那更复杂的，“瓜蝶连绵”，大大的瓜，边上绕着翩跹的蝴蝶，原是祝愿子孙绵延不绝的。 我们似懂非懂，却将这些话像宝贝似的记在心里。于是我们的游戏，也便添了新的花样。我们不单是“骑马”了，我们是在“麒麟”的背上巡游天下，是在“书箱”旁边立志求学。那冰冷的、沉默的石头，因了这些古老的寓意，忽然变得温热而灵动起来，它仿佛成了连接我们与一个遥远而辉煌的过去的桥梁。我们小小的、懵懂的心，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触到了一丝文化的脉搏，它不来自书本，而来自这日日摩挲、陪伴我们童年的石头伙伴。

　　后来，巷子口的那对最漂亮的、刻着狮子的门墩，在一夜之间不见了。大人们说是被收走，送到新修的博物馆里去了。我们失落了好一阵子，仿佛一个最忠实的伙伴不告而别。再后来，我们也都长大了，那条巷子，连同巷子里大多数的四合院与门墩，终于在城市的变迁中，像一幅淡墨的画，渐渐隐去了痕迹。 如今，我站在博物馆冰凉的玻璃后面，与那对童年的狮子默然相对。灯光打在它们威严而又温驯的脸上，旁边的标签工整地写着它们的年代与寓意。它们被保护得很好，一尘不染，却再也感受不到夏日的阳光，再也听不见孩童“驾！驾！”的欢叫了。它们成了历史，成了艺术，成了安静的标本。

　　我忽然觉得，我们那一代的孩子，或许是幸运的。我们在那些行将消逝的“书本”上，读完了最后一课。那些关于福禄、寿喜、子孙、功名的古老祈愿，并非由枯燥的文字传授，而是由夏日的体温，由游戏的欢愉，由祖辈口中那些似懂非懂的故事，一点点烙进了我们的生命里。门墩的实际功用是消失了，但它所承载的那份对生活的热望、对美的追求，却完成了一次最奇妙的传承——它从一个支撑门轴的石头，变成了支撑我们一部分精神世界的基石。

　　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首童谣，清亮亮地，从记忆的深处浮上来： “小小子，坐门墩，哭着闹着要媳妇……” 要媳妇做什么呢？小时候只觉好笑，现在才懵懂地觉出，那原是一切希望的起点，是生命与文明得以瓜瓞绵绵的，最朴素也最伟大的秘密。而那秘密，就曾藏在我们每一个夏日黄昏，所倚靠的、那温热的石头上。

凫水的教训

　 说起大同的夏天，那可真是金贵得很。

南方的孩子还没来得及把汗擦干净呢，咱们这儿的暑假就“嗖”地一下过去了。所以每到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大热天，整个大同城的半大小子们就跟约好了似的，全往有水的地方钻。可问题是，大同这地方，自然湖泊少得可怜，御河呢，又是夏天涨水冬天干，活脱脱一条“脾气河”。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城外坑坑洼洼的积水坑，还有那沤麻用的破池子，便成了我们这帮皮猴子的“水上乐园”。

　 您可别小瞧了这些水坑。在孩子们眼里，那就是马尔代夫，那就是夏威夷。

至于游法嘛，那可没有教练教什么自由泳、蛙泳。我们只会一种——“狗刨式”。脑袋在水面上一起一伏，两只胳膊在前面胡乱扒拉，两条腿在后头“扑通扑通”地打水，溅起的水花能有一丈高。远远看去，不知是一群孩子在游泳，还是一群落水的土狗在挣扎。但我们管那不叫游泳，太文绉绉了，我们叫“凫水”。一个“凫”字，透着那么一股子自在和野性。

　　我呢，说起来惭愧，在大同这伙“凫水健将”里头，始终是个理论派、旁观者。

原因有二，一是打小胆子就小，跟兔子似的。二是母亲大人那生动得不能再生动的安全教育。

　　母亲最常念叨的，就是我大舅的光辉“糗事”。据说大舅少年时在御河凫水，一个猛子扎下去，差点就去找龙王喝茶了——难点淹着了。也是他命不该绝，正好让个放牛的老翁看见了。那老翁有经验，把他往牛背上一搭，那牛慢慢悠悠地走，大舅肚子里的水就跟开了闸似的，“哇哇”往外吐，愣是给从阎王爷那儿拽回来了。

这还没完。母亲说到动情处，眼睛一瞪，压低了声音继续：“你大舅后来有了你利民哥，那是又高又壮。有一回你利民哥偷着去凫水，让你大舅逮着了——好么，一顿好打！打得那叫一个狠。结果呢？打完以后你利民哥的一只眼睛受了惊，变成了斜眼！”

说着，母亲还学了一下斜眼的样子，虽然她学得不怎么像，但在当时的我看来，那简直是石破天惊。

“看见没？”母亲一拍桌子，“凫水，打出来的斜眼！你要是不听话，你也变斜眼！”

　　从此以后，斜眼便成了我童年挥之不去的噩梦。每当我看到大明哥那“精准制导”的目光——一只眼看东，一只眼看西——我就觉得背后发凉，仿佛那是我未来的模样。

所以，每当城墙外河湾里传来伙伴们的鬼哭狼嚎，每当文瀛湖边有人光着屁股从土坎上往下一跳，我，刘某某，就成了个最忠实的“后勤部长”。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岸边的高坡上，怀里抱着一堆衣裳裤子，旁边还放着大家带来的干粮。那干粮有窝头，有贴饼子，用油纸包着，有时候压扁了，我还得小心翼翼地给捏回原形。

　　他们在水里扑腾，我就在岸上闻干粮味儿。

要说看他们凫水，那欢乐劲儿是真能感染人。看李二蛋那个“狗刨”，刨得那叫一个卖力，结果原地不动，光见水花不见人，跟推磨的驴似的。看王三毛扎猛子，姿势倒是挺帅，头朝下“嗵”一声，再露头的时候，屁股上糊着一大坨黑泥，他自己还不知道，乐呵呵地咧嘴笑，活像个水怪。

最热闹的是“打仗”。一拨人是一伙，互相往脸上撩水，嘴里喊着：“呔！看招！”“吃我一水！”偶尔有人被呛着了，咳嗽两声，抹一把脸上的泥水，也不哭，继续干。那水其实谈不上干净，混混沌沌的，但他们个个跟泥鳅似的，滑不留手，开心得像成了仙。

　　从水里爬上来，那模样就别提了——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净地方，头发上挂着水草，脸上是泥一道黑一道，活脱脱一群“泥猴”、一帮“水鬼”。他们龇着白牙冲我笑，我就得一个一个地给擦。用粗布手巾蘸着水，从头擦到脚。

那场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乐。

　　一个个赤条条的，浑身上下不挂一丝，就那么大大咧咧地站在我面前，伸胳膊抬腿，转着圈让我擦。嘴里还催：“快点儿快点儿，擦完抹点泥防晒！”一边擦，一边有人放屁，还有人故意扭屁股，大家“哈哈哈”笑成一团。

那可真是赤身相拥，两小无猜，坦诚相见啊！比亲兄弟还亲，没有任何遮遮掩掩，只有纯粹的信任和快乐。

后来有一次，我忍不住也想试试水，刚把脚伸进去，还没等感受到凉快呢，就被母亲发现了。她站在远处的土坡上，声如洪钟：“你给我上来！”

我灰溜溜地上去了。

　　母亲叉着腰训我：“我跟你说，凫水不安全，你不下水就对了！再说了，你给人家看着衣服，要是光顾着玩，回头哪个孩子出了事，衣服找不着了，你也有责任，脱不了干系！”

得，这下可好，后勤部长也当不成了。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告别了那片水坑，连闻干粮味的资格都没了。

几十年就这么“扑通”一下过去了。

　　如今的大同，孩子们夏天有了游泳馆，恒温的，还有救生员在池子边上坐着，吹着哨子，安全得很。可我却总觉得，那游泳池里的水，少了点儿什么。少了那种混着泥土味的野气，少了那种太阳晒过的温热，少了那种光着屁股满世界乱跑的任性。

更少了那种“狗刨”的快乐。

　 前几天路过南郊，看到新修的人工湖，水面平静如镜，漂亮是漂亮，可我心里“咯噔”一下——唉，当年的水坑去哪儿了？当年的沤麻池去哪儿了？当年那些个“泥猴”“水鬼”们，如今头发也都白了吧？

　　我忽然想，要是现在有个水坑，我也不做什么安全宣讲，我就“嗵”地一下跳进去，来个标准的“狗刨”，哪怕刨得原地不动呢，至少也得让那水花，溅它个三尺高。

可惜呀，水坑没了，狗刨没了，连利民哥的“斜眼”，都好些年没见着了。

（网图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