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安德罗波夫是怎样对待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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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是最铺张浪费和腐败奢靡的苏联领导人，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为了显示不同，处处低调俭朴，不住大房子，不任人唯亲（指亲戚）。

在外事活动中，安德罗波夫废除了在机场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迎来”不搞豪华酒宴，“送往”不馈赠贵重礼品，严禁各级领导干部借外事活动假公济私、中饱私囊。

上行下效，以召开会议、调查研究和休假疗养为噱头，行贪污索贿之实的腐败行为，由此得到遏制。

安德罗波夫还多次对苏供中央监察委员会下令，调查高级干部们占用国家别墅和营建私人别墅的情况。其三令五申和雷厉风行让各级官员不寒而栗，各地再也不敢大肆兴建楼台场馆、举办豪华宴会。

少了那些可开可不开的大型会议，曾经车水马龙的大量猎场、高干疗养院和豪华别墅逐渐陷入闲置。高级干部们开始“学习领袖好榜样”，注重检点刻意低调，按时上下班，甚至主动加班。

伴随着内外政务日渐清明，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变化。

安德罗波夫上台不久，做出一项知识分子拍手称快的决定，免去苏供中央科学和教育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职务。此人1964年以前是苏供中央档校排名靠后的副校长，在赫鲁晓夫时期狂热维护斯大林。

由于他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工作时的部下，属于第聂伯帮，1965年被任命为苏供中央科学和教育部部长，1966年又当选中央委员，可谓火箭提拔。

这位主管科学与教育的部长口误频出，出版的书籍错误比比皆是，在政界和学界口碑极差，完全靠勃列日涅夫庇护才长期忝居高位。

不过，除了这位科教部长，勃列日涅夫时期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班子基本保留了下来。在政治局，掌管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在书记处，长期跟随苏斯洛夫、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在部长会议，同样充满苏斯洛夫烙印的杰米契夫继续留任文化部长；苏供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由扎米亚京担任，他和苏供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一样保守颟顸。

一句话，苏联意识形态既没换汤也没换药，骨子里的那一套依然没变也不可能变。在意识形态领域，安德罗波夫仅限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粉饰太平、反对空洞浮夸，对持不同政见者及其运动，依然主张严密监控和坚决镇压。

唯一有所放松的是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斯大林、赫鲁晓夫、贝利亚等“敏感人物”在史学作品中偶有提及，但仅限于此，“大清洗”依然属于理论研究“禁区”，甚至连摇滚乐和通俗文学都给禁了。

苏联作协和苏联音乐协会那帮傲慢平庸的严肃文学作家和音乐家，不满于年轻人沉迷通俗小说，不满于年轻人听摇滚乐，不满于自己的作品无人问津，不断向安德罗波夫告状，于是他就一刀切禁止摇滚乐和通俗文学。

反观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民间流行文化始终持宽松态度，从未动用强力机关严苛管控，整个时期反而处于缓慢解冻、社会氛围包容的状态。

勃列日涅夫时代，还允许摇滚乐和通俗文学存在，允许创作和传播苏联和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和段子，本身就是开明的一种表现。

安德罗波夫是苏联领导人中少有的“文化人”，通晓英语，喜爱文学和音乐，办公室里挂着切·格瓦拉的画像，桌上摆着美国爵士乐的唱片。他跟来访的西方外交官聊海明威，聊福克纳，聊抽象派艺术。

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在回忆录中，描述他“儒雅得像大学教授”，“你很难把眼前这个彬彬有礼的人，和苏联最强大的镇压机器联系起来”。

但正是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大幅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据苏联最高法院统计，1983年全国以“反苏鼓动和宣传”罪名判刑的人数，是1981年的近两倍。著名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仍然被软禁在高尔基城，与外界隔绝。

但高压之下，地下出版的流通量不降反升。人们用手抄、打字机、复写的方式，传阅被禁的诗歌、小说和政论。安德罗波夫本人，就是一个行走的矛盾：一个喜爱西方文化的人，镇压着追逐西方文化的年轻人；一个比谁都清楚体制已经烂透的人，至死都在试图修补它而不是推翻它。

总而言之，安德罗波夫“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哪怕自己那一套已经彻底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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