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馆藏岁月,半部上党史一一观长治博物馆。

陆志平

<p class="ql-block">  来到晋东南,当然要去一下长治博物馆。这座占地面积13340平方米,建筑面积8200平方米,是一座地方综合性历史博物馆。</p><p class="ql-block"> 馆内藏品串联起上党从远古到明清的岁月脉络,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从石器遗存到青铜瑰宝,从琉璃珍品到民俗器物,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更迭变迁。</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从史前到秦汉,漳河流域逐步构建起以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等为代表的中华创世神话体系,形成了以娲皇庙、炎帝庙、灵湫庙、三峻庙、大禹庙等为代表的神话遗迹和以诸神祈雨、羲皇祭祀等为代表的民俗活动。</p><p class="ql-block">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三皇五帝”是我们真实存在的远古先祖。从距今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到距今4600多年的龙山文化,述说着中华远古文明的灿烂与辉煌。</p><p class="ql-block"> 长治是中华神话的故乡,这些神话历代相沿不断,是中华民族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p> <p class="ql-block">  八百里巍巍太行,形成了中国地貌的脊梁。</p><p class="ql-block"> 长治,处在太行之巅,浊漳河畔。自然景观壮美,历史文化悠长,万年来绵绵不息。从武乡牛鼻子湾的石磨盘,到屯留柳行的彩陶、到市区北 槽的石刀,这些久远的"地宝",使长治成为寻求原始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地。进入青铜时代,长治处于殷商王畿之地,西周则有姬姓 黎国封在此地,春秋晋国融合诸戎狄,至迟到战国时期已有上党郡。汉唐潞州资源丰富,商贸盛极一时。宋元明清,社会安定,“长治久安”为百姓所期盼。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驻扎于此,领导英雄的长治儿女浴血</p><p class="ql-block"> 奋战,保卫家乡,铸就了“红色太行”。</p><p class="ql-block"> 表里山河,亘古土地,不仅留下浪漫的神话故事,也留下了古建筑的标本库,更留下了“太行精神”。这些丰厚的遗产,都是如今长治现代文明建设的给养,正在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和光芒。</p> <p class="ql-block">  夏商时期,长治在早期国家形成及演变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末,“西伯戡黎”推动了周人灭商的进程。周初,周王朝在长治盆地建立姬姓“楷国”,这就是存国年之久的周代黎国。自此,周人重建的黎国与渐趋强大的晋长治地区诸狄杂糅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晋文化构型、辉煌历史进程。</p> <p class="ql-block">  殷商时期,长治地区有黎国,拱卫着太行山西麓的王畿重地。《尚书》载"西伯既期黎,祖伊恐,奔告于王。"长治地区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p><p class="ql-block"> 进入西周以后,整个长治地区戎狄环居。除了姬姓的黎侯等封国外,潞氏、皋落氏和留吁、铎辰、唐咎如等赤狄诸部皆活动于此,《国语·晋语》云“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使无日以牧田野”。战国初,长治地区属韩国。周显王二十一年(前348年)韩首置上党郡,后归赵国。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上党郡即为</p><p class="ql-block">犁。</p> 铜牺立人擎盘(战国) <p class="ql-block">  长治地区从未远离过文明核心区域。夏商时期,地处夏商政治中心之边缘的上党,不同的部族、不同的文化在此碰撞、沉淀、融合。长治地区的夏时期遗存,既有晋南东下冯类型和晋中白燕文化的特征,同时与太行山东麓下七垣文化亦存在交流。及至商代,长子北高庙、武乡上城村、长治西白兔村、屯留上村等地皆发现商代遗存,它们与殷墟文化面貌相同,同属一个文化圈。</p> <p class="ql-block">  2005~2006年发掘的黎候镇西关墓地,共清理墓葬10座。出土的青铜器中发现有“楷侯宰”铭文,随葬青铜器组合完整,黎侯在周代分封于晋东南地区,杂居戎狄之间。 </p><p class="ql-block"> 墓地中有很多与商遗民文化有关系的现象,如部分墓葬出土商式鬲和有商代风格的玉器等,显示出商遗民文化经过几百年后在太行山西麓仍有很强影响力。</p> <p class="ql-block"> 《西伯戡黎》</p><p class="ql-block"> 武王八年,征伐,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爽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証甲为立,作册逸为东尚(堂)之客,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纤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p> <p class="ql-block">  在分水岭墓地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多套珍贵的古代乐器,这些乐器包括甬钟、钮钟、镈钟和石磬等。这些出土的文物对于研究三晋地区的乐器使用制度,以及乐器的发展演变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子县鲍店清理1座战国时期大型土坑竖穴墓,出土有铜鼎、豆和壶等遗物160余件。有学者认为,鲍店战国墓与战国早期晋国公族迁入屯留的历史相合,战国屯留城即今长治市屯留区与长子县交界之处的古城村附近。</p> <p class="ql-block">  秦汉时期国家逐渐统一,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和中央集权政治的确立有效推动国家政令上传下达,为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上党”逐渐成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p> <p class="ql-block">  汉唐时期,郡县制成为基本政区架构,层级式官吏体制日益成熟,大一统局面在反复震荡中维系下来,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活蓬勃发展。潞州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交流、南北贯通的交通枢纽、民族融合的舞台,展现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p> <p class="ql-block">  法显(约337-422年),东晋高僧,襄垣人,中国历史上确记载赴印度取经的求法大师。年逾花甲从长安西行,历十四陆路抵印度,海路归国。带回并翻译大量佛经律藏,其著作《研究古代中西交通的重要文献。</p> <p class="ql-block">  此碣幢清代出土于黎城县西柏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p><p class="ql-block"> 此碣是长治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通隶书碑碣,形制特殊,为八棱八面幢柱体。连座高167厘米,直径50厘米;莲花座高29厘米,底径70厘米;碣身高138厘米,每面上宽17厘米,下宽20厘米。上10厘米处,饰以线刻云纹。正文占有七个面,共760余字。第一面上部首题“唐古处士王君之碣”8字与第八面落款”并府北崇福寺沙门邀文并书兼题榜""太原常思恩镌"21字为篆书;正文为隶书,记叙了唐古(故)处士王庆的籍贯、出身、经历、生平事迹等,可补正史之阙。</p><p class="ql-block"> 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山西巡抚胡聘之对此碣题跋考证,并随即著录于《山右石刻丛编》卷六,其跋文称:“碑文字皆渊茂古劲,得汉人家法,字波磔流利,神似曹全碑,在唐碑中,足称神品。以出土较晚,字画极完整,仅泐一字,洵可宝也。”评价极高。</p> <p class="ql-block">  山西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交融互动的舞台。北朝至隋唐期间,各民族涌入西,进入潞州,与汉族百姓杂居一处,使长治地呈现出多民族共同发展的特点。这一时期墓葬反映出的丧葬样式、人物造型、动物种类、生活具等都具有了明显的多文化汇通特点。</p> <p class="ql-block">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期,内外清明,国运昌盛。潞州也在此时得足的发展。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建筑构件器具,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折射出隋潞州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还原了下的“潞州风情”。</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五色琉璃是土石与诗意的交织,是神话中补天的神石,是诗人笔下易碎的绚丽,是佛家清澈内心的象征,更是中国古老智慧与美学的璀璨印记。</p><p class="ql-block"> 在长治,琉璃不仅是历史尘封的记忆,更是鲜活的文化符号。从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琉璃珠到汉代绿釉陶,再到唐宋时期的三彩,从建筑上的琉璃构件到珐华陈设珍品,这些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工艺的本土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器物谱系和艺术风格,体现了长治琉璃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智慧。</p> <p class="ql-block">  山西是元明清时期中国琉璃的主产地,长治琉璃的独特魅力,不仅仅展现在其流光溢彩之下匠人的巧妙构思,更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工艺传承。历经无数次的探索与锤炼,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历代琉璃艺人的智慧与汗水。</p><p class="ql-block"> “在塑形中赋予泥土以灵魂,在施釉里注入生命的斑斓”,正是这份匠心独具,使得每一件琉璃作品在光影的微妙变化间熠熠生辉,映射出中华文明的深邃哲理与审美品格。</p> <p class="ql-block">  琉璃脊饰在古代中国不仅是屋顶的保护措施和装饰,也是人们希望辟邪降凶防火的精神寄托,更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体现。它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华丽与神秘,记录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是珍贵的艺术瑰宝。</p> <p class="ql-block">  2000年7月长治市博物馆对位于石槽村的<span style="font-size:18px;">明代朱勋滕墓</span>进行了抢救性挖掘。</p><p class="ql-block"> 墓葬为砖室洞穴结构,深6米,宽4米,高3米,坐北向南,砖雕仿木结构墓门,保存基本完好,为明代沈藩永年辅国将军朱勋滕与夫人合葬墓。朱勋滕号钟山,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沈简王朱模玄孙。生于弘治壬戌(1502)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五岁时被封为辅国将军,食邑800钟,万历庚辰(1580)年四月九日卒,享年七十九岁。万历丙戌(1586)年五月八日同夫人合葬于石槽村。</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彩釉器经唐五代初兴,历宋金元风髓其色彩绮丽、质地光润,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和艺术魅力,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在审美意趣方面的追求。</p> <p class="ql-block">  最后,介绍长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p><p class="ql-block"> 兽面三蹄足兽首扉棱蟠螭纹铜鼎(春秋)</p><p class="ql-block"> 1960年出土于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通高约50厘米,是春秋时期的实用祭祀重器,鼎内还残留有当年煮肉的兽骨,见证了晋东南地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p> <p class="ql-block"> 唐三彩抱鸭壶女俑</p><p class="ql-block"> 1987年出土于长治西郊李度唐墓,高约33厘米,是长治地区唐代雕塑的代表性文物。</p><p class="ql-block"> 女俑头梳双丫髻,以坐姿怀抱鸭形长颈壶,造型贴合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风格。</p><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18px;">黄、绿、褐等7种釉色,</span> 是丝路文化交流的实物佐证,鸭壶的器型设计融合了西域器物特色,见证了盛唐时期河东地区的文化交融。</p> <p class="ql-block">  明代镂空堆塑人物故事珐华罐</p><p class="ql-block"> 罐高40.53厘米,口径16.72厘米,是国家一级文物,代表明代上党珐华器的顶尖水平。采用双层腹壁结构,腹部以捏塑、镂雕等多种技法呈现太子出行场景,通体施蓝、白、青、紫多色釉。</p><p class="ql-block"> 对研究明代上党地区的民俗、服饰、宗教文化有重要参考意义,是当地珐华工艺的标志性遗存。</p> <p class="ql-block">  辽代千佛座铜鎏金卢舍那佛坐像</p><p class="ql-block"> 通高2米,由坐佛与千佛座两部分组成,是辽代佛教艺术的重要遗存。千佛座表面雕刻20层共1000尊小佛像,佛身通体鎏金,细节处体现密宗佛教的造像特征。</p><p class="ql-block"> 完整保留了辽代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风格,是研究当时宗教传播与金属工艺的核心实物。</p> <p class="ql-block">  驻足展厅,仿佛触摸到了上党地区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也更加深了这些天在上党地区游览的埋下历史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