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遐想】我想成为摘星人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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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个人相册

      网络（致谢）

每个人都曾有过无数的理想，而我最早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摘星人

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那时，我与奶奶生活在山西一个叫寺家凹的山村。村里不通电，夜晚靠煤油灯照明。虽然闭塞、单调，但因为有奶奶的陪伴，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尤其夏夜里，我依偎在奶奶怀里，听她讲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故事。听着听着，便忍不住跑出屋，去看那平时未曾在意的月亮。月亮亮晶晶地挂在天上，夜空蓝得深邃，繁星密布，像洒满了碎钻……

“我要是能飞上天就好了！我要把最亮的那颗星星摘给奶奶！”

“傻孩子。”奶奶也出了屋，笑着指向天际：“看，那就是银河。牛郎在河这边，旁边是他的两个孩子；织女在河对岸。他们每年只能相会一次。”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我渴望着快点长大，也渴望着早日见到父母。那时，父母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父亲是一名军人，驻守在边疆。每当想父母时，我便不由得想到了牛郎与织女。他们每年还能见上一面，而我长到五岁了，父亲只探亲回来过一次。我们家的分离，竟比牛郎织女还要恓惶。

好在分离终有尽时。我与奶奶终于熬成了随军家属，来到了云南的思茅。

思茅离越南不远。上世纪六十年代，援越抗美战争异常激烈。时不时有“出国部队”轮换归来，又有一批批战士出境援战；援助越南的飞机也不时从天上呼啸而过。我由此知道，人是可以坐上飞机冲上云霄的。

“我要是一名空军该多好，就能摘到星星了！”我兴奋地说。

“当空军可不容易，要掌握很多科学知识。”父亲拍拍我的头，鼓励道：“你要好好学习。”

七十年代初，父亲所在的部队换防到四川内江，我们全家也随之迁来。高中毕业那年，部队来学校招飞行员。视力表上那一行行"E"字，将我牢牢挡在了门外。原来，我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些近视了。我第一次尝到了梦想破灭的滋味。那一刻，我才知道，有些梦想，不是努力就能追上的。

父亲看出了我的沮丧。他说，“当不成空军不要紧，关键是不要放弃对理想的追求。革命工作千千万，只要当好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在哪都能做贡献。”

父亲的话，重新点燃了我心中的那团火。既然当不成空军，那就去西藏当兵吧，那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七十年代的西藏，极为艰苦，部队所需的一切物资，包括米、面、油、肉等等，甚至牙膏、牙刷都得从内地运送到西藏。父亲所在部队的汽车连，每年都有援藏任务。归来的战士们兴奋地描述着川藏线的凶险：塌方、泥石流是家常便饭；有的路段窄得仅容一车通过，半个轮胎悬在万丈深渊之上，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然而，他们也说起那些令人神往的时刻——当汽车翻越险峻的山口，白云缭绕在山腰，车队仿佛在云端穿行，战士们个个都像腾云驾雾的神仙。当圆满完成运输任务，受到西藏部队热烈欢迎时，那份自豪，足以照亮所有艰难的岁月。

汽车吃力地在“世界屋脊”上行驶，水箱里的水常被烧开。此时，或停上半天，或往水箱里塞雪块降温。

我听得热血沸腾。满怀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信念，我终于被西藏部队特招入伍，通知我到简阳的留守处报到。

父母和奶奶不住地劝我，何必到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去。再等两个月，正常招兵开始，便能就近在父亲所在的部队当兵。可我铁了心，非去不可。无奈，父亲决定亲自送我到简阳，把情况问清楚后再定。

从内江到简阳，绿皮火车晃晃悠悠走了三个多小时。在留守处，父亲与负责招兵的朱副师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把气候、安全、训练、吃住，事无巨细问了个遍，才放心离去。

父亲刚走没两天，奶奶放心不下，又坐了三个多小时火车赶来了。她跑遍了内江城，买了一块羊毛皮，连夜赶做了一件皮袄，非要我穿上试试合不合身，暖不暖和。我穿上羊皮袄，不仅身上暖，更暖到心里了。我笑着“埋怨”奶奶：“奶奶，你看哪个军人穿老百姓的衣服呀？部队有纪律，不能随便瞎穿的。”

“我就是担心西藏天太冷，你受不了！”奶奶的话里，满是化不开的爱。

我赶紧把部队发下的厚棉衣、棉裤、羊皮大衣、羊毛大头鞋，甚至军用袜子，一一拿出来给奶奶看，笑着说：“您瞧，这身行头加起来快二十斤重了，冻不着我。”

奶奶这才稍稍安了心。

临别时，我送奶奶去火车站。奶奶问：“多会儿能回家探亲啊？”

“部队有纪律，战士服役四到五年，可轮流探亲一次。”

“时间怎么这么长啊……”奶奶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比牛郎织女相见还恓惶！”她紧紧攥着我的手，“要多写信回来，有难处，一定要告诉家里。”

我点头答应，强忍着泪水不敢流出来。

进西藏时，为避开道路危险，没走川藏线，而是特意绕道兰州，走青藏线进入西藏。这是在兰州短暂停留时留影——我的第一张军人照。

到了西藏，我才知道，这里远比我想象的要苦。“天上无鸟，地上无草，风吹石头跑”，水泥电线杆竟被沙石吹打出无数的小坑。为了战时少流血，部队常常要风雨无阻地进行登山缺氧极限训练，我每次都要“争第一”，练得嘴唇发紫，心“咚咚咚”地跳个不止，仿佛要跳出胸口似的。最难熬的是冬夜站岗，海拔四千多米的藏北高原，气温零下三十多度，狂风如刀，尽管身上裹着羊皮大衣，脚穿羊毛大头皮鞋，仍冻得直跺脚。但无论多苦，我心里的那团火始终没灭。

我们部队医院的白衣天使，左一为“妞妞”战友。

寒夜站岗最难熬，却也最令人难忘。高原的夜空纯净得没有一丝杂尘，满天繁星离得特别近，仿佛爬上山顶就能摘下来。月亮升起来时，比内地大了一倍多，像一个巨大的银盘挂在雪山顶上。望着星空，我常常想着家，想着奶奶和父母此时一定也在望着同一片星空，想念着我吧！

其实，在西藏当兵，最怕的不是苦，而是想家。

那时，西藏与内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有手机，与家人交流沟通的唯有书信，可一封信来回要走一个月，开头语常是“见字如面，纸短情长”，此时，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家书抵万金”。母亲当过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每封信都是母亲代表全家用心写来的。收到家里的来信，我爱不释手，总要反反复复看几遍。部队的文化生活单调，战友们常凑在一起念家书，家有喜事一起乐，真正的“同甘共苦”。一次，我念到妹妹又被评为“三好学生”时，战友们发自内心地为我贺喜。我开心地笑了。此刻，我真正懂得了在西藏当兵的意义：一家不圆万家圆，再苦、再累都值得。

我们住的土墙铁皮房。虽然简陋与艰苦，但也充满了无尽的欢笑。

多年以后，我从西藏退伍回到内地。夏夜里，我陪着白发苍苍的奶奶在院子里乘凉，她依然习惯地仰着头，指着夜空说：“看，银河还在那儿呢。”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城市上空的夜色被灯光染得朦胧，银河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光影，高原上那清澈得能滴下水的星空已不复见。但我还是认出了牛郎星和织女星，它们隔着星河遥遥相望，像极了当年在西藏时，我在哨位上望着家的方向。

奶奶忽然拉住我的手，说：“小时候，你说要摘星星给我！”她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其实你早就摘到了。每次收到你从西藏寄回的信，我就觉得，这是我孙子从天上给奶奶摘回来的星星。”

我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我把奶奶那双干枯的手，握得紧了些。原来我的摘星梦，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早就把属于我的那颗星，种在了奶奶的心上，也种在了祖国需要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