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连载：我的祖父王庆隆（二十五）

雾锁夔门

　　第二十五章 再登杏坛

1976年元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病逝。祖父虽是革命的对象，但对党中央的几个领袖级人物却极其崇拜。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祖父连声叹息。他说，毛主席、周总理都是伟人、能人，能把这么大个国家治理成这样，真不容易。随后朱德元帅去世，继而一颗暖热了地球的心也停止了跳动，天地无光，江河呜咽，举国悲痛。人民群众的天塌了，今后怎么办？

1976年10月18日，中央正式向全国民众公布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一时间，举国上下普天同庆，九亿人民欣喜若狂。至于“庆”什么？“狂”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可能是老百姓对吃饱穿暖的渴望和对新生活的模糊期待吧。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一代伟人正式复出。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历时十年的内乱就此平息。

1978年12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新篇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

束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伟大转折。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经群众评议，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他们今后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废除“贱籍”后，全国农村有440万地主、富农被摘掉帽子。这意味着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孙，从此被移出了“贱籍”之册，变成了“自由之身”。这个举措不亚于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不论是主动或是被动，也不论处在哪个位置、走在哪个方位，都得自觉不自觉被它影响着、左右着。从宏观上我们看到的现象可能是渐进的、模糊的、空旷的，但微观上聚焦某个人、某个家庭的时候，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其影响是那样的具体、直接和真实。

北京的政策一出，祖父头上那两顶戴了近30年的“帽子”随即落下。对局外人来说，不会有什么感觉，但对祖父个人和这个家庭来讲，却是如解倒悬，如去枷锁，真是喜从天降、绝处逢生啊。面对“皇恩浩荡”，祖父感恩戴德，百感丛生，真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三十年后，自己也被“解放”了一次，又一次获得了作“人”的资格。

摘掉帽子的祖父，一扫往日满脸的悲戚和愁容，自然精神了许多、舒展了许多。尽管生活状态依然如故，但除去了精神镣铐，回归正常人群之后，喝起和过去一样的玉米糁煮红薯，味道截然不同，格外香甜。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祖父没有忘记当年和李文章分手时他的嘱托。几年来曾多次交代我父亲打听李文章父母的情况，最近才得住实信：他的父母早在十几年前后已相继下世。至于李文章，一直没有任何信息，有人说他最后去了台湾，也有人说他晚年在泰国做生意，最终客死泰国。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读书无用”的思潮被彻底扭转，知识、人才的价值被重新确立，平民百姓获得了公平升学的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被打开，读书热悄然兴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尊师重教之风自然也吹到了偏僻的山乡。1979年夏，新一届大队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请祖父暑假后去东洼学校做代课老师，视同在生产队干活，每月另有几块钱的报酬。这无疑是对祖父的认可、重视和照顾。几番推辞，未获允许，好意难却，祖父欣然接受。再说倾囊所学，发挥余热，解忧乡邻，也是积德从善之举。这是祖父一生的坚守。

四十年后要再登讲坛了，祖父也得注意自己的“老师”形象。先是剃去黑白相间的头发，留起了八字胡，脱去了对襟粗布褂、大腰裤，穿上了一身中山装，初冬后不再戴“猛一钻”，而是换上了“四大扇”，看上去俨然像个“老学究”。

曾几何时，祖父还是这个学校打扫厕所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如今摇身一变，改头换面，成了老师，真的是心绪难名、感慨万千啊。

这是祖父熟悉的地方。过去，他每天都在这里打扫厕所，朗朗的书声像阵阵轻风吹开了多少尘封已久的往事。他回忆起了自己当年识字、上学的情形。那时候一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少年，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遐想。他也想起了自己四十年前在耿集镇小学执教的情形。那时初出茅庐，挥斥方遒，想望明天，豪情满怀，几多斑斓之梦，都在憧憬之中。人生似水流年，世事白云苍狗。几多往事好像昨天，弹指之间已近古稀之年。幸运的是上苍眷顾、大难不死，劫后余生、身体尚健，平生所学、终有用处，唯有奉献余生，方不负平生之守、乡邻之望，除此之外，有何奢求！

这也是祖父感到陌生的地方。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世道变了，环境变了，自己也入老境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君子莫道旧时功。角色的突然转换，有点措手不及、惴惴不安，心理上的起伏一时难以完全平复。大队的厚望、家长的期待、学童的前程、自己的信誉，都得在好好教学中得以照顾。能否适应，真的没有自信，只能尽力而为，竭诚履职，至于成败得失，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就这样，祖父怀着忐忑之心走上了这既陌生又熟悉的讲台。这是这个学校1980年以前唯一的一个拥有师范学历的老师，也是自这个学校创办以来年龄最大的先生。

东洼学校是小寺沟大队的小学，学生的年龄一般在7到13岁之间。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三十余年一直在“边缘化”中生活，如今重操旧业，连时尚的、应景的话都不一定知道怎么说，肯定有点“执业障碍”，有点滑稽可笑。好在祖父毕竟有比较深厚的教学基础，也学过教育心理学、教育理论方面的知识，教师的基本功还在，何况民国的孩子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孩子其心智、天性都是一样的。另外，随着“文革”的结束，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已经成为过去，不需要再喊那些空洞的、华丽的、无用的口号，实实在在按照课本把知识讲清、讲透，让学生理解、接受就好。

俗话说“宁可放群羊，不当孩子王”。意思是孩子心智还不成熟，道理不好灌输进去，轻不哩、重不哩，急不得、怪不得，不好管理。面对这个现实情况，祖父没有着急，而是利用孩子们天生好玩、好奇、开始有树立荣誉心意识的这些性格和心理特点，把课讲到书本之外，用有关联性、启发的故事、神话、传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同时辅之于一些娱乐活动，及时鼓励那些有闪光点的学生，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和对学习的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和教学实践，小学生们慢慢适应了这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也逐渐适应了这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这个“大代沟”总算跨越了过去。

王绍先先生是比我年轻的本家太爷辈同学，如今已在干部岗位上退休。当年他高中毕业后也曾去东洼学校任教一段时间，和我祖父是同事。他对我说：“你爷俺俩一个办公室。他教学很认真、负责，还经常帮助我修理桌椅板凳、打扫卫生、粉刷教室墙壁。只要能干的他绝不会因为自己的年龄大而袖手旁观。”

2014年,也就是我祖父任代课教师的三十五年后，我偶然接触了几位当年祖父教过的学生，都是40多岁的人了，提起过去跟祖父上学的往事，还津津乐道，对祖父的学问、人品表示了由衷的敬佩。